1785年8月30日,即乾隆五十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一个儒学世家。他的父亲名叫林宾日,是一位岁贡生,靠担任私塾教师谋生,收入微薄。母亲陈帙出身于一个士人家庭,她和几个女儿利用手艺活卖钱,贴补家用。童年时代的林则徐生活虽然清苦,但父母对他有着很好的言传身教,使他日后为官时能够保持清廉俭朴的习惯和体察民间疾苦的作风。
林宾日对林则徐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他未能达成科举入仕的目标,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林则徐身上。因此,虽然家境清寒,林则徐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林宾日在担任塾师时,把林则徐带到私塾,让他一同听学受讲。林宾日的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擅于循循善诱,引导塾生自主学习。在这样的教学方法下,林则徐养成了爱学习的兴趣。嘉庆元年(1796),林则徐岁试中佾生[1];第二年,应府试,擢为第一;嘉庆三年(1798),参加科试,14岁的林则徐考中秀才,之后在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不但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更受到经世思想的熏陶。鳌峰书院创办于康熙年间,创办人是著名的理学家张伯行,他是进士出身,提倡程朱之学。时任院长是刚直不阿的教育家郑光策,他大力提倡“明体达用”。林则徐在鳌峰书院求学的七年时间里,深受郑光策的影响,专心向学,学习了诸多经史典籍,眼界大为开拓。同时,在入读期间,林则徐还结识了陈寿祺、梁章钜等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的思想对林则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林则徐早年的读书札记可以看出,他当时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有传统儒家经典,有程朱理学典籍,还有史籍、历代诗文集等。这些阅读积累为林则徐以后的官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后来一直践行的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说是在这一时期萌芽并初步发展的。
嘉庆九年(1804),林则徐参加乡试,中举人第二十九名,之后与郑淑卿成婚,但在次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为维持生计,林则徐不得不去做私塾先生。嘉庆十一年(1806),林则徐在闽县(今福州市闽侯县东南一带)衙门内兼做书廪,即抄写员,后又被聘为厦门海防同知书记,转赴厦门。此时,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已经非常惊人,鸦片走私已经危及东南沿海一带。除此之外,中国不少文武官员已经开始沾染鸦片。林则徐到厦门这一年,初步了解到海洋贸易和鸦片流毒情形,这为他之后的禁烟举动埋下了伏笔。
林则徐在厦门期间,因善于撰写文牍而渐有声誉。时值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清理积压的文牍,看中了文牍高手林则徐。嘉庆十二年(1807),林则徐被张师诚聘入幕府,成为巡抚手下的亲信幕僚。此后三四年间,他得到张师诚的特意栽培。在张师诚看来,林则徐是办事干练明快、不可多得的人才,故而他经常让林则徐协助处理奏稿文牍,这些历练使林则徐增长了见识,提升了从政的能力。在张师诚的鼓励下,林则徐先后两次参加会试,终于在1811年考中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成为进士,并入选庶吉士,跃入龙门,不久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京官生活。其间他加入宣南诗社这样一个经世官僚的圈子中。
乾隆、嘉庆时期,清朝学术风气发生了深刻变化,考据学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在白莲教大起义之后,清朝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危机暴露出来,很多学人不再醉心于考据之学,开始提倡经世之学,以图匡时济世。林则徐虽不擅社交,但他加入宣南诗社后,结识了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人。宣南诗社原名消寒诗社,是陶澍等人于1804年组织成立的,参加聚会的有官员、学者、诗人,这些人不仅讨论学问,同时还议论时政,讨论经世思想,他们对嘉道时期经世思想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陶澍是道光时期经世官僚的代表人物。他于1802年中进士,1825年任江苏巡抚,积极推行治河、治漕、兴修水利等重要改革,1830年任两江总督,之后林则徐任江苏巡抚,二人在众多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宣南诗社的影响下,林则徐“力学而潜修、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疑”。
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月初八,林则徐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有海盗张保归附清朝,被授任福建闽安副将。林则徐参奏张保“常食鸦片烟,礼节不知,诸多任性,是前此盗船习气尚未痛除”,认为对于归诚之海盗,虽要安抚,但更应注意裁抑,以防他们骄蹇。林则徐此奏疏被嘉庆帝接纳,受到表彰。他又揭露河南治河时料贩囤积居奇的现象,建议敕令地方大吏“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嘉庆帝即命河南巡抚琦善处理此事,后琦善因“并不迅速”,被革去巡抚之职。这年三月,林则徐在京察(京官考核)中名列一等,得到带领引见,记名以道府用;四月实授浙江杭嘉湖兵备道。
林则徐在京为官期间一直关注京畿一带的水利问题,收集了大量以往关于兴修水利的书籍和奏疏,开始着手撰写《北直水利书》。书中他认为京畿一带可以种植水稻,只需有水就可成田。林则徐之所以主张在京畿一带种植水稻,目的是解决南粮北调以及漕运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只是他的这个主张过于理想化,难以实现。但《北直水利书》所表达的是林则徐“养民为本”的思想,这是日后林则徐主张对漕政、水利等进行改革的出发点。(www.xing528.com)
道光元年(1821),父亲林宾日在家误食冷腥,病情危急,林则徐于是辞官离任。在父亲病情好转后,因为“家无担石之储”,林则徐于次年离开家乡福州进京,觐见道光皇帝。之前,在杭嘉湖兵备道任上一年,林则徐形成了实地勘察水利、河塘工程的习惯,注重整顿吏治。其干练的作风为道光帝“早有所闻”。
于是,道光二年(1822)四月二十四,道光帝在乾清宫召见林则徐。首次见面,道光帝便当面称赞林则徐“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希望他“好好察吏安民”,“照从前那样做就好了”。此次觐见对林则徐来说非常成功,加深了道光皇帝对他的信任,加快了林则徐的升迁速度,使他在官场上平步青云。道光二年十二月(1823年2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淮海道,不到半个月,升任江苏按察使,跻身省级封疆大吏之列。
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林则徐积极清理刑狱案件,赢得治讼严明的声誉。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洪水灾害及饥民大闹官府的情况。娄县饥民因农田被淹、米价昂贵,赴松江府署请愿闹事。林则徐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对请愿的饥民采取暴力镇压的手段,而是实事求是地处理饥民大闹官府之事,缓和了饥民与官府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秩序。“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林则徐的种种善绩,得到了民间社会的普遍赞赏,他获得了“林青天”的美誉。
道光三年(1823)冬,林则徐在处理好江苏洪水灾害善后工作后回京述职。此次进京,林则徐先后得到道光皇帝的两次召见,君臣相谈甚洽。道光帝称:“汝系翰林出身,文章学问本好,此数年在外办事亦好,但刑名关系甚重,总须慎之又慎,准情酌理,不可稍存成见。”又说:“汝是精明的人,要不自恃精明,仍须靠定书本办事,所以律例是不可废的。”让他“好好谨守立品,勉为良臣”。
次年,他受命署理江苏布政使,全力处置赈济灾民、修治水利之事。时任南河河道总督的黎世序推荐他综办江、浙两省水利。两江总督孙玉庭等会商办理江、浙两省水利大员,联名上奏道光帝推荐林则徐:“惟江苏臬司林则徐器识远大,处事精详,曾任杭嘉湖道及淮海道,浙西地方均为熟悉,水利亦夙所究心,实堪胜任。”道光帝深以为然,朱批曰:“即朕特派,非伊而谁?所请甚是。”得到道光帝的任命后,林则徐效仿认为“兴利以疏水利为先”的康熙朝治吴名臣慕天颜兴修水利的方法,根据之前所学的治河知识积极研究疏浚河道的方案。
这年八月,林则徐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奏请丁忧守制。但不久洪泽湖突发水灾,又引起淮河水位下降,不但使无数百姓受灾,而且严重影响了运河漕运。道光帝按照夺情惯例,令林则徐火速赶往苏北,督办修建洪泽湖高家堰之事。此时的林则徐疾病缠身,但对河工仍丝毫不敢松懈,常冒雨视察,一丝不苟。直到完工之后他才得以回籍,为母亲守制。
道光七年(1827)三月,林则徐守制期满,动身进京,很快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事务。后又丁父忧,回籍守制。道光十年(1830)五月,林则徐服阕北上返京,出任湖北布政使。次年转任河南布政使。七月间,由于运河溃口,造成江北广大地区受灾严重,林则徐积极配合两江总督陶澍等官员的救灾工作。陶澍赞赏林则徐务实、踏实的工作作风,建议将他调任江宁布政使,主持救灾工作。在任江宁布政使后,林则徐根据以往的经验,向陶澍提出了多条有用的赈灾举措,这些举措被陶澍采纳并进行实践。林则徐的才能和他所取得的成就被众人所熟知,“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本朝自陈恪勤、陈文恭后,长吏声誉之盛,无与公并者”。道光帝亦称赞他曰“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十一月,林则徐被擢升为河东河道总督,专治河务,并再次得到道光帝的肯定,“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仅半年有余,道光十二年(1832),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再次与当时经世改革的急先锋陶澍成为同省大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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