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和珅后的政治调整

《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嘉庆皇帝并没有推行一套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路线。而学术界一个普遍的认知是，乾隆以前满人在国家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如地方总督多为满人，中央内阁、六部也多以满人掌握实权。但很明显，和珅就像一个分水岭，他倒台以后，有更多出身于翰林院和都察院的汉人大臣被皇帝提拔到地方督抚的位置上，接替满人的位置。这种此消彼长的政治变化成为一种趋势，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末。

更具代表性的是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的更迭。军机处建立后，最初大多以满人领衔军机，除了张廷玉，他作为汉人曾短暂地领衔军机，主要是因为皇帝一时没有找到合意的满族大臣。但乾隆中期，傅恒、尹继善先后去世后，乾隆皇帝在很长时间之内并没有急于寻找满族大臣来主导军机处，而是先让刘统勋领衔。两年后刘统勋去世，于敏中继任首席军机大臣，且长达五年有余。直到于敏中去世后，阿桂才成为军机处的领导者。但由于阿桂与和珅难以相容，故乾隆帝常用委派阿桂外出办差的方式，将军机处的实际主导权交给和珅。和珅死后，满人庆桂成为首席军机大臣，直到嘉庆十七年（1812）罢值。但由于他年老无能，军机处实际的主导者是董诰。董诰是和珅被杀后在政治上的最大受益者。

董诰是清代著名绘画家、书法家董邦达之子。董邦达是雍正十一年（1733）的进士，乾隆初期，其绘画艺术愈发获乾隆帝之赏识，于乾隆十二年（1747）入值南书房，此后官位一路飙升，先后任内阁学士，历礼、工、吏各部侍郎，授左都御史，最后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1769），董邦达以老病乞解任，乾隆帝谕曰：“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不久董邦达去世。可以看出，董邦达是一个靠艺术获得赏识以稳固其政治地位的词臣。至于董诰，他受家庭影响，也工于绘画艺术，但水平自然比不上乃父董邦达，在清代的艺术史上也没有突出地位。然而，词臣入仕使董诰有更多机会获得乾隆帝之青睐，使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远迈其父。董诰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进士，此时董邦达初任工部尚书。之后，董诰也因为擅长绘画，成为乾隆帝的文学侍从，逐渐升迁至内阁学士。乾隆四十四年（1779），董诰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五十二年（1787），加太子少保，擢户部尚书。至此，董诰从考中进士，用了24年的时间，在官位方面超越了父亲董邦达。但对董诰来说，这仅仅是他担任枢臣的开始，自此之后除了中间有一年多的丁忧时间外，董诰一直任职军机处，时间长达31年。他还先后任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并晋封太子太保。嘉庆二十三年（1818），董诰被批准退休，且享受全俸，不久去世，“赠太傅，上亲奠，入祀贤良祠，赐金治丧，御制诗挽之”，死后也算哀荣备至。(www.xing528.com)

董诰延续并巩固了从雍乾之际确立起来的中枢必有词臣的传统，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汉人在军机处的实权地位。他任首席军机大臣有6年多，超越之前的刘统勋、于敏中，这意味着汉人可以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体制更加稳定。嘉庆二十三年（1818）董诰因年老退休，满人托津接掌军机处。但仅一年多之后，嘉庆帝驾崩，新上台的道光帝几乎撤换了全部军机大臣。新的军机大臣班子以曹振镛为首，而且，曹振镛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任期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持续到道光十五年（1835）初，长达15年之久。曹振镛去世后，道光帝赐谥“文正”，有清一代，能得“文正”之谥的，仅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曾国藩等数人而已。后世评价曹振镛与道光帝的关系，称“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由此可以看出，从雍正到道光时期，越往后，汉人领衔军机处的时间越长。原来由满人主导朝廷政权的现象开始出现松动，汉人地位上升，而汉人政治地位的提升首先表现在军机处这个中枢权力机构中。董诰、曹振镛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至少，词臣久任中枢这个传统，确实成为撬动满人在中枢机构中霸权地位的一个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