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仔细分析嘉庆帝宣布的和珅之二十大罪状，来看和珅获罪的真实原因：
（1）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
（2）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
（3）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大罪三。
（4）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
（5）于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有心欺蔽，大罪五。
（6）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大罪六。
（7）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
（8）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大罪八。
（9）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肆劫青海，和珅驳回原折，隐匿不办，大罪九。
（10）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大罪十。
（11）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
（12）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大罪十二。
（13）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www.xing528.com)
（14）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
（15）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大罪十五。
（16）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大罪十六。
（17）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
（18）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大罪十八。
（19）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
（20）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
嘉庆帝所谓和珅二十大罪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贻误军国大事，上述第（1）（5）（7）（8）（9）（10）（11）（12），共8条。二是僭越规制，上述第（2）（3）（4）（6）（13）（14）（15）（16），共8条。三是贪渎敛财，上述第（17）（18）（19）（20），共4条。
可以看出，在和珅的所有罪状中，贪渎敛财的罪状只占五分之一，且被置于二十条罪状靠后位置，其中最后一条还是和珅家奴刘全的，也被算到和珅头上。第（19）条所述和珅拥有若干当铺、钱店等，其实在当时严格来说并不为罪，官员置产业在清朝是被允许的。嘉庆以与民争利为由将其列入和珅罪状，不免显得勉强。仅第（17） （18）两条直接涉及和珅家中所藏银两、资财。因此，和珅虽有敛财之实，但这不是嘉庆帝将其治罪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和珅到底贪了多少钱？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至少清代官方并没有公布一个明确数字。和珅的抄家记录有很多，《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均有记载，但都语焉不详。根据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的记载，和珅被抄的家产共有109号，其中有83号未做估值，已估值的26号，合计银有22389万余两，即超过2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朝当时国库收入的4—5倍。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后来陆续在和珅家的夹墙中、地窖中发现的金银千数百万两，也不包括大量的古玩、字画、玉器、田产、当铺、绸缎、皮张等各种贵重物品。这些未被估值的财产，均没入内务府。因此2亿多两白银仍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数字。就嘉庆皇帝本人之意愿而言，似乎也不愿公布出一个让人更加震撼的清晰账目。
和珅的僭越之罪有8条，分量不轻，但如何定罪也有很强的伸缩性。一般来说，每个王朝都希望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规定来保证社会等级制度的稳定，但当经济发展后，旧有的制度很容易被忽视甚至突破，于是“僭越”现象便会在社会上普遍流行。晚明时期，明初的各种规制早已被人们置于九霄云外，顾炎武等称之为天崩地解。和珅被处置发生在18世纪末期，此时经济的发展比一百多年前已不知超越多少倍，人们很难再恪守以往的规矩，对那些位高权重、家资甚多的官员来说更是如此，因而很多以往的规定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忽略了。但若有一天皇帝突然拿着以往的制度跟官员算账，官员也是在劫难逃的。如前文所述，乾隆十三年（1748），孝贤皇后去世，按规制，全国官员需要为皇后守丧，一百天之内不得剃发。但我们可以想象，即使现代人三个多月不理发，也会觉得难以忍受，何况剃发已经成为习惯的清朝人？大多数官员都在守丧期间剃发了，因为对以往规制的僭越已经习以为常。而以往康熙皇帝丧后时，对这种事情并非不知，但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可当乾隆皇帝突然得知很多官员偷偷剃发时，因为对皇后感情深，再加上当时金川之役战事不利，皇帝搬出旧制，对官员们大加挞伐，若干督抚为此被杀，被革职降级者更是不计其数。同理，和珅的手串数量、宝石大小超越大内，这当然属于僭越，但官场之上甚至富有之家，如此僭越者当不在少数，只是嘉庆想追究和珅，才把此事提出。至于嘉庆追究和珅骑马入圆明园、乘轿入神武门等违反制度之事，则似乎与当初雍正帝追究年羹尧有相似 之处。
促使嘉庆帝惩处和珅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在贻误军国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说，和珅在军国要事处理上的弄权，触动了皇帝的权力。在和珅二十条罪状中共八条为此类，占将近一半，其共同点可归结为和珅隐匿政令，擅作威福。和珅隐匿军报，将奎舒有关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肆劫青海的原折驳回，隐匿不办，属于欺上；乾隆去世后，嘉庆帝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而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这属于假传圣旨。和珅的这些做法若放在明朝或其他朝代，尚不至于死罪，但在清代，这是清朝家法所难以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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