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满族精英的清朝面面观

乾隆对和珅的重用不是没有缘由的，和珅有能力与业绩为此做铺垫。乾隆对和珅的两次评价也能说明问题，一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林爽文起义后，和珅绘像紫光阁，乾隆赞曰：“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亦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干。” 二是两次廓尔喀之役后，和珅再次以军功绘像紫光阁，乾隆赞之曰：“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

甚至和珅最初也是一名反贪先锋，至少在处理李侍尧案时是这样。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云贵总督李侍尧被弹劾贪纵营私，乾隆命令和珅偕刑部侍郎喀宁阿赴云南查办此案。到了云南，和珅没有先去找李侍尧，而是先把李侍尧的管家拘捕起来严刑拷问，抓到了李侍尧贪污的实证，让他无话可说。后来，和珅在处理李侍尧案件中又发现云贵两省的官员多有贪赃枉法，府县亦多有亏空，于是他向乾隆做了详细的汇报，提出了处理方法，还对云南地方边政、盐务等政事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给出治理建议。乾隆对和珅这次云南之行的表现非常满意，在和珅回京之前就擢升他为户部尚书，在议政大臣上行走。回京后，和珅向乾隆帝“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乾隆对他更加肯定，授他为“御前大臣兼都统”。这件差事，和珅完成得很漂亮。

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和外交事务上，和珅也表现突出。和珅掌握满、汉、蒙、藏等多种民族语言，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起就兼任理藩院尚书，处理过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问题，负责接待六世班禅觐见皇帝的事务。从当时各民族相处和谐的状态来看，和珅对此是处理得非常成功的。对外，他还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安南、暹罗、缅甸、琉球和南掌国的使臣，全权处理与朝鲜、英国的外交事务。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记载，和珅常常以皇帝代表身份与各国使臣交谈，处处关切。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和珅是主要的负责人，他跟马戛尔尼周旋，每每提到通商之事便打哈哈绕开话题，最终婉拒通商的请求。在礼节问题上，他说服使臣在万树园非正式会面行单膝礼、澹泊敬诚殿正式会面行“三跪九叩”礼，维护了大清的面子。就像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在他的著述中所讲：“马戛尔尼这次访华，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和珅参与了大清王朝诸多的军政大事，也亲历了清代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他一直任职中枢，与皇帝一起，既要平衡官场上的各种势力，又要面对愈发尖锐的社会矛盾，也要通过战争或谈判来应对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压力甚至威胁。以乾隆皇帝用人之苛刻，屠戮大臣时之无情，和珅若无能力，绝不可能获得如此圣眷。乾隆看重的是和珅机敏权变的性格，看重他能够驾驭满、蒙、藏、汉等多种语言的能力，看重他处理复杂事务的效率，甚至不顾群臣的一再弹劾，仍然对和珅深信不疑，这怎么可能仅仅是因为皇帝年老昏聩？乾隆对和珅的重用或许有着更深远的历史背景，是出于更迫切的现实需要，它反映了大清王朝在18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中内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复杂了。当马戛尔尼使团离开时，乾隆已经看到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迫近的压力，他也明确表示，今后给中国带来麻烦的将是这些西方的“夷狄”。至于国内，其他各族与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常常暴露出来，治理大清的压力之大，或许乾隆帝比谁都更加清楚。可环顾朝廷上下，又有谁能够比和珅更有能力应对或者破解诸多的矛盾和难题呢？阿桂虽为满族大臣领袖，但年老体弱。福康安也是乾隆刻意培养的满族军事新秀，领兵尚可，但贪腐跋扈，若放在中枢，其能力必不如和珅，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和珅还要大。至于汉人大臣王杰，虽有学问，也是个正臣，然而能力有限，体弱多病，后来在嘉庆时期和珅被处置后，王杰身任中枢，也并没有太大作为。所以，对于现实政治来说，从来就是破易立难，人人都可以做一个批评者，批评掌权者有什么样的问题、毛病，但又有几人能够在掌握中枢权力后，解决现实问题、引导国家的发展？

因此，在用人方面，有谁能做到比乾隆更宏观、长远地思考问题呢？然而，和珅的迅速发达，也的确是乾隆帝大力优待满族、极力培植满族精英的结果。和珅倒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乾隆帝这种政治路线失败的标志。乾隆的大力优待满族政策，即在大清王朝中，将满族人置于较高的地位，将国家取得的成功归于满人，强调满人的民族认同和优越地位。(www.xing528.com)

乾隆时期，汉族士大夫往往强调实行仁政才是创造盛世的根本，军事武功只是盛世出现的结果。他们强调武备和仁政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内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支持，是清朝平定西北的保证。但乾隆本人不愿把王朝强盛看作江南地区汉人支持的结果，至少不愿认可这种关系，而是将这种成功主要归功于满族精英，认为满族精英的经世思想，特别是军事上的积极进取，是康乾盛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南巡盛典》中提及，乾隆视察江南武备时，认为朝廷平金川、平准部、平回部等一系列战事的胜利，完全是满洲将士英勇奋斗的结果，这是造就空前盛世的根本，跟江南地区的人没什么关系。

虽然康雍乾几代皇帝一直在朝廷上维持满汉之间的政治平衡，如全国巡抚的职位满汉基本持平，中央部院也实行满汉复职制度。然而，以八旗为政治基础的满人在军事上的优势是汉人所无法比拟的，不仅全国的驻防将军、大臣汉人不得染指，就连全国的总督，也是以满人为主的。至于在中央各部院，虽有满汉复职，但满人始终掌握更多实权。在乾隆时期日渐成为中枢权力机构的军机处，大部分时间还是会以满人为首席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加在一起先后有7年左右时间领先军机，其余50多年时间，均由满人鄂尔泰、讷亲、傅恒、阿桂、和珅等占据首席位置。

乾隆的这种优待满人思想，不仅体现在为满人保留了足够多的位置，还表现在为满人创造晋升和建功立业的机会上。在任职方面，满人除了可以与汉人一样通过科举、捐纳获得官职外，还拥有很多汉人所没有的晋身途径。首先，满族贵胄、官宦世家子弟即使不学无术，也可以通过承袭祖先爵位获得官职，如承袭公、侯、伯爵位者，可直接任一品大员。他们也可以通过荫袭，直接获得较高的官职。虽然汉人大臣也有爵位，也可荫袭子弟，但其广泛程度远不可与满人同日而语。其次，满人可以通过笔帖式、侍卫、翻译等渠道晋身官场。有点文化的可以到各部院做笔帖式，有点武艺的可以到宫里做侍卫，能说、能写满语、汉语的，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翻译科的考试。仍以和珅为例，他虽然小时候父母早故，遭遇不幸，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满洲贵族后裔的地位，他后来承袭父辈的爵位，得到国家给予的经济待遇，生活无忧；然后靠英廉的运作，他被推荐到宫里做侍卫，很快开启官职晋升之旅。他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满洲贵族后裔身份有密切关系，更与清代当时形成的满洲贵族优先的社会特点有关。最后，对满人来说，文武之间没有壁垒。中国宋代以来，文职官员地位大大高于武职，且隔阂较深，很难互换；到清代，对汉人来说仍是如此。绿营提督、总兵虽也算武职一二品，但地位远不如本省的巡抚、布政使等文官。而满人在这一方面的境遇完全不同。八旗是满人晋升的快速通道，其最基本的单位是牛录，而一个牛录的长官佐领即为正四品。八旗每旗长官都统与总督、将军平级，副都统与巡抚平级，八旗之中有满、蒙、汉24旗，即有24个都统、48个副都统。驻防各地的还有近50个将军、都统、副都统、大臣等。这些八旗官员都属于武职，但满人可以在八旗官职与各省官职之间来回互调，完全不受文武界限的限制。如傅恒之子福长安，在八旗之中升任副都统后还可以调任户部尚书。相对而言，由武职晋身文职高官的汉人在清代前期实属凤毛麟角。

清朝皇帝不仅仅满足于为满族子弟开拓这些通畅的升职门路，而且还给他们创造各种建功立业的机会。乾隆一生常以“十全老人”自诩，自认为自己曾经发动的十场战争功德无量。后世学者则多认为，乾隆好大喜功，耗空了国库积蓄，使清朝走上下坡路。但实际上，乾隆发动如此多的战争的意义不止于开疆拓土。最典型的是乾隆末期到嘉庆初年平定苗疆之役。清朝以福康安、和琳为统帅，将七省之兵，以攻偏僻苗地，却劳师糜饷数年之久。后世之《啸亭杂录》记载称：“王（福康安）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但实际上，乾隆帝早在乾隆六十年（1795）兴兵之初，便对福、和二人大肆封赏。这一年，福康安接连获得五次封赏，一赏三眼花翎，二赏由公爵晋封贝子，三赏貂尾褂，四赏其子德麟为副都统，在御前侍卫行走，五赏御服黄里玄狐端罩。福康安死后，从其父傅恒配享太庙，子德麟作为不入八分之公爵世袭罔替。和琳所获封赏不亚于福康安，一赏双眼花翎，二赏一等宣勇伯，三赏上服貂褂，四赏黄带，五赏加太子太保，六赏玄狐端罩，后又有用紫缰、三眼花翎之赏。和琳死后，晋一等公，赐祭葬，配享太庙，入祀昭忠、贤良等祠。苗疆未平，他们已“二贵迭封，与开拓疆土之功无异”。

西方学者喜欢用“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这个词来概括清朝特别是乾隆时期把一切功劳、好事都归功于满族精英，并保证他们在国民中的重要地位的政治行为。和珅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皇帝的这种政治思想，他的贪渎好财以及其他人对他的道德、行为的批评和攻击，并不能阻止乾隆皇帝把他当作满族精英来扶植。毕竟当皇帝年过八旬时，和珅仅仅40岁出头，而不断地将年轻有为的满族精英选拔到重要岗位上加以历练，是康雍乾几代皇帝明确的想法。以当时而言，又有谁能够比在中枢权力机构中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和珅更懂得大清王朝的大局？笔者不认为乾隆是要将和珅养肥了留给嘉庆来杀掉，年老的皇帝至死都十分信任和珅，或许他希望和珅能够在清朝以后的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