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政治暴风眼中的王肇基：乾隆帝的宠眷孙嘉淦的幸运命运

乾隆帝一再表示相信孙嘉淦不会是伪稿的作者，但对孙嘉淦家族之人给予了足够多的关注，这是他最初把山西列入密查范围的原因之一。皇帝密谕发出后的第五天，即八月初十，山西巡抚阿思哈接到这份密令，他迅速召集山西的布政使、按察使及各司道等密商查办措施，然后精心选拔各府州县中之精细者，让他们筹备查拿伪稿的各种方案；同时又派佐杂中明白之员，改装易服，授以密缉踪迹之法，深入各地私下打探。阿思哈令这些人既不能纵漏，亦不许株累无辜，还以陕西提督的身份，密札太原、大同两镇总兵一起访查伪稿线索。至于孙嘉淦老家的族人，自然也会成为阿思哈重点关注的对象。他非常明白皇帝的意思，故回复乾隆帝称：“查孙嘉淦系山西兴县人，其亲族繁衍，或有不肖之徒假名捏造，妄肆狂悖，亦未可定。臣已密传该县到省面加谆嘱，令其密缉。”

孙嘉淦至少目睹了多起读书人在伪稿案追查过程中被杖毙、杀戮的惨烈景象，比如在他的家乡山西，一个叫王肇基的秀才就撞在了枪口上。王肇基曾多年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中，后流寓于山西省介休县（今山西省介休市）。乾隆十六年（1751）正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王肇基写了一副《恭颂万寿诗联》，想通过为太后祝寿，获得官府青睐，谋个一官半职。他很快将诗联呈送给汾州府同知图桑阿，图桑阿看后认为其中有一段文字议论古今的很多事情，也包括对当时一些朝廷大臣的评价，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嫌，立刻呈送上级。王肇基的诗联很快送到山西巡抚阿思哈的案头，阿思哈看后也认为属于“借名献颂、妄肆狂言”，一面将王肇基关押在巡抚衙门，一面奏报乾隆。乾隆帝看后，令阿思哈“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在受审时，王肇基称此举只是为皇太后祝寿，以求官府重用。在被问及为何要对朝廷大臣妄加评议时，他说自己曾在地方做过书吏，接触一些公文，对朝廷的事情也了解一些，议论朝政、大臣也只是为了引起官府注意。

恰在此时，伪稿案爆发。由于王肇基在他所献的诗联中也有对朝廷大臣不满的一些议论，阿思哈立刻怀疑他或许与伪稿有纠葛，乾隆帝也令阿思哈派快马将王肇基所献诗词驰送京师。当乾隆帝收到并看了王肇基的诗句后，立刻明白王肇基与伪稿案无关，所以他的朱批是：“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已。”但他没有放过王肇基，认为“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捏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于是命阿思哈将其立毙杖下，让百姓引以为戒。

乾隆皇帝在大规模查办伪稿案的过程中，仍然维持着对孙嘉淦的宠眷，不但不责怪他，还给他屡屡升职。乾隆帝将孙嘉淦由工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然后又擢其为协办大学士。连孙嘉淦的儿子也以荫生的身份被授以刑部主事。然而，伪稿案实际上给孙嘉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清史稿》载，“嘉淦益自抑”，每日战战兢兢，叹息不已。当年的铁骨铮铮已经变为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他经历了伪稿案追查、审案的全过程，眼看着很多封疆大吏被革职、抄家，甚至锒铛入狱，感受了乾隆皇帝催促办案的天威难测。他也看到了普天之下都在为“孙嘉淦”这个名字东奔西跑，无数人为这个名字呼天抢地、身陷囹圄。孙嘉淦这位一直谋求古大臣之名的儒者或许终于明白什么叫“为名所累”。天恩仍隆，功名无阙，但皇帝的恩宠，与其说是荣耀，不如说是折磨。那其中的微妙似乎足以让孙嘉淦窒息，年迈的他连退休都不敢再提，一直噤若寒蝉、焦虑不安。

伪稿案在追查了近两年后，在乾隆十八年（1753）的三月，乾隆帝处决了两位疑似为伪稿原作者的嫌犯刘时达、卢鲁生，然后宣布结案，停止了在全国对伪稿的拉网式搜查。但后世学者多认为，其实朝廷并没有抓到真正的撰稿者，因为当此二人被杀后，伪稿传播的线索仍在各地出现，只是朝廷根本无力再去追查；乾隆帝也意识到，进一步追查犹如入海算沙，难有结果。因此，被杀的二人不过是皇帝为挽回脸面找的替罪羊。也就在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在伪稿案的追查已经全部尘埃落定后，孙嘉淦郁郁而终，病逝于任上。(www.xing528.com)

孙嘉淦作为理学家，自然有所著述。但晚年他却亲自销毁了自己的书稿、书版，理由是自己对它们很不满意。实际上，孙嘉淦发觉，伪稿案的爆发和追查，已经让皇帝及他主导的官场对民间的书籍、文字恨之入骨，越来越难以容忍民间的各种舆论。有不少贡生、秀才虽与伪稿无关，但因为被发现写有各种犯忌讳的文字而被抓、被拷问，甚至被砍头。皇帝似乎越来越把内心的一种“恨”和“狠”发泄到这些读书人身上，“清高”与“思想”受到了权力的狙击。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无数的读书人将会因为自己引以为豪的文章、著述获罪，甚至罪及子孙。

死，对孙嘉淦来说或许真的是一种解脱，他无须再在皇恩浩荡下战战兢兢，无须再害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也无须再看到更多的读书人、平民百姓因为持有一张署着他的名字的纸被抓、被杀，而他却不敢再劝谏皇帝。皇权一旦露出狰狞的面目，孙嘉淦所恪守的那些圣人之言、那些仁义礼智信的道理，都变得苍白无力。

乾隆帝最终还是决定给予孙嘉淦“文定”的谥号，以表达对这位诤臣的敬重。在连一代名相张廷玉都难以保全自己的政治环境中，孙嘉淦似乎又显得足够幸运，死得“恰到好处”，不仅最终保全了皇帝给他的殊荣，以后还将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