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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孙嘉淦奏稿案:追溯失传的乾隆大案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伪稿案,也称“伪孙嘉淦奏稿案”,就是乾隆帝为查办以孙嘉淦的名义批评皇帝、指斥朝政,且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篇伪造奏稿而发起的大案。1751年传至乾隆耳中的这份伪稿的内容在当时被概括为“五不解、十大过”,这个概念经常被用到办案的各省督抚奏折中,然而就目前发现的档案来看,当时广泛传播的伪稿竟没有片纸残留,现在其内容已经难以追查。官员将查获到的伪稿上缴,最后汇总到京城的军机处销毁。

伪孙嘉淦奏稿案:追溯失传的乾隆大案

伪稿案,也称“伪孙嘉淦奏稿案”,就是乾隆帝为查办以孙嘉淦的名义批评皇帝、指斥朝政,且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篇伪造奏稿而发起的大案。

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初,刚刚结束了木兰秋狝狩猎活动的乾隆皇帝带着太后、百官回到热河避暑山庄。此时,一封来自万里之外昆明的奏报,让避暑山庄内那种惬意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那个奏折中,云贵总督硕色称发现一张到处流传的邸报,邸报所录奏折以“五不解、十大过”为名,谤讪皇帝、指斥朝政,而署名人竟是当朝名臣、工部尚书孙嘉淦。硕色还将这张邸报原件附在奏折后面。乾隆帝看完,顿时火冒三丈。他相信忠诚的孙嘉淦不会这样写,一定是有人假冒这位刚正不阿的谏臣的名义伪造奏稿,攻击皇帝和朝廷,其背后肯定有一个包藏悖逆之心的巨大阴谋。在与军机大臣讨论一番后,八月初五,乾隆皇帝签发了一份密谕,立刻交给在外驻扎等候的兵部差官,通过驿站迅速驰递各省。一场查办伪冒奏稿的大案就此拉开序幕。

但实际上,伪稿的传播由来已久,只不过乾隆皇帝刚刚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早在乾隆三年(1738)五六月间,京师之中便在传言刑部尚书孙嘉淦奏稿之事。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份奏稿,竟以孙嘉淦的名义密参在朝大臣多人,包括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这件事很快为乾隆帝得知,六月,乾隆帝针对这种传言专门发布上谕,指出此种讹言他已经听说一个多月了,他认为传言之所以流播,或是因为有人忌妒孙嘉淦受重用,以图排挤;或是有人想趋附孙嘉淦,以期获得孙嘉淦重视。乾隆帝只是把它当作涉及朝廷大臣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谣言,认为或许关系到雍正旧臣鄂尔泰、张廷玉、李卫之间的明争暗斗。即位不久的他并没有对此大动干戈,“但此事传言已久,目前姑不深究,祗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行禁止之。嗣后如有此等造言之人,必当查拿,根究其所自来,重置于法,以杜人心风俗之害”。

目前没有材料能够证明步军统领等是否查获了最初的伪稿来源,然而由此可以看出,孙嘉淦正直之名肯定是获得了民间的广泛认同,在老百姓心中,他是一个可以为民主持公道,甚至救民于水火的“青天大老爷”。

1751年传至乾隆耳中的这份伪稿的内容在当时被概括为“五不解、十大过”,这个概念经常被用到办案的各省督抚奏折中,然而就目前发现的档案来看,当时广泛传播的伪稿竟没有片纸残留,现在其内容已经难以追查。能够解释这种状况的最大可能就是伪稿被彻底销毁了。正如山东巡抚鄂容安在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的一份奏折中称:“应尽灭伪稿,不使闾阎遗留片纸,庶邪说得熄,并可免好事之辈将来复肆谤张。”而且,清朝亦有“悖逆之言不入奏折”的规定,没有哪个督抚敢在奏折中抄录伪稿内容。如此看来,那流行一时的伪稿看来已经被销毁得干干净净,以至于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洞悉“五不解、十大过”的真实内容。(www.xing528.com)

但通过查办此案过程中各地官员的奏折和嫌犯口供,还是可以整理出“五不解、十大过”的一些内容,大致有:①皇帝南巡,劳民伤财,差务繁重。②第一次金川之役,劳师糜饷,毫无成就。③质问金川之役为何杀张广泗,诿过臣属。④提及孝贤皇后丧事风波及其传言,指责皇帝对皇后的迫害。⑤质问曾静案中乾隆皇帝为何杀人禁书。

由此大概可知,伪稿中“五不解、十大过”所指都是乾隆执政以后重要的政治事件,对皇帝的诸多暴政进行批评,实际上是对乾隆执政十五年政绩的彻底否定,这怎能不让皇帝火冒三丈?我们现在可知,第一,当时皇帝接受了硕色的观点,将撰写伪稿者定性为“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将伪稿视为一种政治阴谋,所以才令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各省派干员访察,坚决要将撰者一网打尽。第二,此事皇帝准备密查,而且要“密之又密”。对这件突如其来的案子,怎么去追查,到底会有多大影响,皇帝以及军机大臣等都还没有看得非常明白,因此密查应该是一种最好的手段。第三,皇帝的这份上谕中其实包含着对伪稿传播范围的一个判断,他之所以让上述各省密查伪稿,而没有惊动别的省份,是因为直隶、山东、山西这几个省属畿辅重地,而且山西还是孙嘉淦的老家;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则都处在从云贵到京城的沿途之上。也就是说,在发出这份上谕的时候,皇帝或许经过与军机大臣的商量,已对伪稿的可能来源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伪稿传播地域范围和时间都大大超出乾隆帝的想象,乾隆帝及军机大臣等最初对伪稿传播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其传播重灾区在江西、苏、浙一带,且传播时间已一年有余。

同时,我们可以从档案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持续一年多的肃杀、恐怖政治气氛。在皇帝的高压之下,上千人被抓,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只要与伪稿嫌犯沾边,都意味着一种灾难。他们会被捕、抄家,受到严刑拷打、鞭笞杖责,身陷囹圄,甚至是掉脑袋。所有人都将手里的伪稿付之一炬,没人敢存、敢留,甚至在茶余饭后也绝不敢把伪稿当作谈资。官员将查获到的伪稿上缴,最后汇总到京城的军机处销毁。人们都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伪稿。

此时的孙嘉淦会是什么心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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