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经世学派：深入探究清朝

其实，无论哪个朝代，无论政权如何更替，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精神一直源远流长、传承不断。以清初的著名理学家汤斌为例，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实践路径。汤斌是顺治时期的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他清廉俭朴，出任陕西潼关道道员时，为不扰民，只有主仆二人加三头骡子带着行李、书箱。更让人称奇的是，康熙三年（1664），汤斌的父亲过世，他回家守孝三年。到康熙五年（1666），守丧结束，本可以回到官任上的汤斌却离开了官场，他骑着骡子，带着书箱，拜孙奇逢为师，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研读宋明理学。顾、黄等这些晚明以来的思想家虽以“遗民”身份不仕清朝，但他们仍通过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将“经世”思想传承下去。到康熙初期，当他们的后人、学生等新一代的“经世”者不再有“遗民”之累时，入仕为官、经世济民便成为汤斌、徐乾学（顾炎武外甥）等人的政治追求。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考试。朱彝尊、汪琬、潘耒、毛奇龄等50人被选拔出来，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汤斌亦被征召，并以优异成绩得授翰林院侍讲。几年后，汤斌由内阁学士外放为江宁巡抚。在此任上，汤斌鼓励发展农业生产，赈灾救荒，又扫荡淫祠小庙，端正地方风俗。在康熙帝看来，汤斌操守高尚，为官员楷模。而到乾隆时期，乾隆帝让汤斌陪祀孔庙，并追谥“文正”，使其成为清代有“文正”谥号之第一人，此等荣耀几乎无人能及。

在整个18世纪，即清朝的极盛时期，此类讲求经世致用的“理学官僚”的大量出现，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突出现象。理学官僚不仅追求达到由内圣到外王的思想境界，因此饱读诗书，精通儒家思想，更追求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因而通过科举入仕，跻身大僚，努力解决社会问题、挽救社会危机，将思想付诸实践。19世纪魏源等人仿照《明经世文编》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将清代诸多此辈中人的奏疏收录其中，更是集中展现了这些人在“经济”方面的见地、作为。晚清的张之洞亦曾专门论及于此：“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故而他认为，“理学家”之外别有一种“经济家”，其名臣若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诸家皆经济显著者。^[2]

上述所言中历仕三朝的朱轼出身进士，精通理学，推崇汉代之董仲舒，宋代二程、朱熹之学，讲求格物致知，砥砺德行。因为学问优长、品德高尚，他被雍正帝礼聘为弘历的老师，“设席懋勤殿，行拜师礼”。他给弘历讲解程朱理学，对其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乾隆初期追求仁政的基础。同时，朱轼讲求实政，他数次主持修造浙江海塘，总理直隶畿辅水利营田，清廉持正、善待百姓，是一个典型的讲求经世济民的士大夫。故雍正帝驾崩后，弘历即位之前急调在浙江的朱轼回京，他成为当时最受倚重的大臣，后来停止清丈地亩等纠正雍正时期偏激政策的出台，都出自朱轼之手。现在无法考证孙嘉淦与朱轼之间的交情如何，但从朱轼冒险自雍正帝面前保护孙嘉淦，以及乾隆帝对二人同时予以重任来看，不管二人有无密切交往，至少他们在从政风格上是声息相通、惺惺相惜的。只可惜，乾隆元年（1736）时朱轼已经体衰多病，难撑朝局。九月，朱轼病笃，乾隆帝亲临探望，朱轼闻讯后，“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迎拜户外”，表现出他恪守臣节之理学思想。次日，朱轼去世，他在遗言中说：“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这其中透露出的思想，如不加赋税，现在看来比较保守，但在当时来说，实在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力劝皇帝勤俭、力行仁政之根本。尤其是他也提到“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这与孙嘉淦在《三习一弊疏》中的思想如出一辙。

因此，放到这个视角下来看，孙嘉淦的思想和行为就很好理解了。他是清代经世学派谱系中的一个环节，是秉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理念的理学官僚。

然而，有了这样的道义和信念，就能在那个时代有所作为吗？实际上，孙嘉淦在直隶总督任上任职并不顺利，他很快被卷入朝堂上的党争。(www.xing528.com)

直隶总督的一大任务就是治理永定河、子牙河等威胁京师的水患。孙嘉淦上任后，经过广泛调查，曾拿出一套综合治理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的方案。在此方案中，他不避权贵，否定了大学士鄂尔泰曾经提出的在下游开凿引河的治河主张。他认为“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因此，他主张以修理各河梗阻处为主要方案。此方案虽获得乾隆帝赞许，孙嘉淦也由此获封太子太保，但他不经意间开罪了鄂尔泰。

乾隆五年（1740），孙嘉淦又提出治理难度最大的永定河的方案，核心内容是上游筑坝，下游引导永定河回归故道。此方案获得有多年治河经验，负责治理运河、淮河的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的认可，乾隆帝也大为赞赏。但治河之功规模浩大，并非短日内可以见效。在修治过程中，永定河水再次泛滥，引起皇帝之不满，他认为孙嘉淦难辞其咎，并派鄂尔泰前往勘查。勘查结果自然是对孙嘉淦不利的，鄂尔泰认为应堵塞上游堤坝放水口，使水流往他处。虽然孙嘉淦仍然据理力争，但皇帝尽管表示他仍然很相信孙嘉淦的诚实品质，在治水方案选择上还是转而支持鄂尔泰之策。乾隆六年（1741），孙嘉淦被调任湖广总督。由直隶到湖广，在官场上是一种倒退，其中实际包含着皇帝对他的一种贬抑之意。

清代康乾时期曾花大力气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以及畿辅地区的永定河等，但治河工程大、见效慢，常常是方案未及全部实施，便又发生水患。由此，治河往往成为朝堂之上各派官员攻击政敌的一个主战场。康熙时期已有大学士明珠围绕靳辅治河之事暗中排斥异己，而在乾隆初期，鄂尔泰、张廷玉之间的党争尤为激烈，凡是鄂尔泰等满族大臣提倡之事，必遭汉族大臣反对，凡是张廷玉等人主张之事又会遭到鄂尔泰门人的抵制。孙嘉淦在不经意间已经被卷入这种朝堂党争之中，若想再有作为，的确很难。

调到湖广的孙嘉淦日子并不好过。在一场围绕湖南官员浮收漕米的复杂案件中，孙嘉淦被指责企图徇庇下属，撤去官职，发往北京顺义修筑城墙，第二次被贬为一个吏员。但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乾隆十二年（1747），孙嘉淦以年老乞休获准，致仕回籍。两年后，乾隆皇帝又将他召回，入值上书房，几年内又用为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就在这时，“伪孙嘉淦奏稿案”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