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列封疆，经世济民-他们的清朝

乾隆帝的重用，为孙嘉淦充分实现理想、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孙嘉淦成为乾隆新政路线的积极践行者。例如，孙嘉淦在雍正时期对雍正帝很多清除异己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为此几致获罪。乾隆年间，他由左都御史上任直隶总督，极力纠正雍正时期的一些偏激做法，以安抚百姓。其中一件体现孙嘉淦经世思想的事便是他对禁酒令的反对。

雍正时期的直隶总督李卫根据皇帝的旨意，在直隶地区采取极为严厉的烧锅禁令，即严厉禁止民间造酒、贩酒的行为。凡是私自酿酒、贩卖酒者，皆治以重罪。故李卫总督直隶期间，曾一年查获私酿案364件，抓获嫌犯1400余名。孙嘉淦上任伊始，也曾在一月之中破获私自酿酒案78件，嫌犯落网350多人，而地方州县自行结案者数量更多。他由此开始认识到禁酒令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思考，他上疏乾隆帝，主张废止酿酒、贩酒的禁令，遵守经济规律，不要与民争利。他向皇帝指出：“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也就是说，利润越大，酒禁越严，民间私酿、私贩的情况就会越严重，政府投入其中的精力越大，不但达不到禁酒、节省粮食的目的，反倒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其结果是“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看了他的上疏，乾隆帝深为重视，立刻让各地督抚共同商讨此事。

孙嘉淦在司法方面更是审慎有加。有名叫焦韬的人被告发支持邪教，由此有数百人受到牵连。孙嘉淦获悉后，经过慎重调查，认为焦韬纯属被人构陷，为其雪冤，数百人也得以幸免。还有一个叫纪怀让的村民吃饭时将红色小豆汁洒在衣服上，正赶上村里有人被杀，而纪怀让身上有红色小豆汁。办案的官府衙役以为那是血，于是抓捕了纪怀让，经过严刑拷打，纪怀让不得不认罪，在即将被处决之时，知府陈浩获悉其冤情，告知孙嘉淦。孙嘉淦经调查后对他予以开释。

18世纪中期，当清朝走向全盛之际，孙嘉淦能够在地方治理方面落实乾隆新政的路线，矫枉纠偏、去除积弊，一方面是因为与皇帝在政治思想上非常吻合，另一方面，他能直陈朝廷弊端，发出令人警醒的声音，归根结底还在于他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有着传统士人身上所担负的道统精神，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18世纪中国经世学派的特点。(www.xing528.com)

高王凌先生曾提出，在17世纪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经世学家和19世纪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经世学家之间，18世纪也存在一个经世学派，如此才构成中国晚明以来三百余年经世思想发展的完整脉络。孙嘉淦等人都是这个经世学脉络中前后相继的节点。说他们是一个学派，是基于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这些人都精研儒学，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十分推崇并有深入研究，由此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孙嘉淦在《三习一弊疏》中，就明显将他的劝谏建立在儒家内圣外王哲学的基础之上。孙嘉淦是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研究精深，曾为《春秋》释义，并刊行天下。第二，这些人主张学以致用，积极入世，大多位列朝臣或封疆大吏，主政一方，遵循“外王”之道，在国计民生方面兴利除弊、造福地方。第三，这些经世学家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相对于当时众多的贪官污吏来说，他们好学崇德、清廉持正、救世济民。

这些精通儒学的经世学者一方面讲求经世致用，积极入世，通过出任封疆大吏有所作为，因而是皇权体制的维护者，与皇帝之间有诸多一致之处；另一方面，他们身上表现出以道统承载者自居的士人精神，有独立的思考、见解，不但在治国安邦方面可以给朝廷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也能够勇敢地指陈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