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期班底重臣详解

而孙嘉淦之所以敢直陈时弊，形成君臣互动佳话，除了孙嘉淦自己性格耿直敢言，还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即乾隆皇帝虚心纳谏，试图把雍正以来的政治环境变得宽松起来。

即位之初的乾隆帝力行仁政，并极力纠正其父亲在位时过于严厉的政策。雍正时期受康熙晚年储位斗争的影响，政治斗争非常激烈。雍正帝在政治上迭兴大狱，打击政敌。在经济上急行垦政，增加国库收入，导致急功近利之督抚多靠盘剥百姓以迎合皇帝。乾隆帝即位后，首先解宗室诸王之禁，释放了仍在圈禁的允禵、允。允禵于乾隆二年（1737）封辅国公，后又进为贝勒、恂郡王，到乾隆二十年（1755）去世。允于乾隆二年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1741）去世，按照贝子品级祭葬。允祹被恢复亲王封号，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去世，予谥。其子弘昆也已去世，按照世子例殡葬；乾隆命以皇四子永珹为允祹后，袭郡王。允祉则被重新给予谥号，其子封贝子。甚至对被称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允禩、允禟，乾隆也在雍正十三年（1735）就宣布给予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将允禩、允禟恢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他还将被削除宗室之籍的弘时收入谱牒之内。其次，乾隆大力减免赋税，休养民力，纠正雍正时期各种偏激的经济政策，实现轻徭薄赋的目的。例如，在即位诏书中，他就下令将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各省民众所欠钱粮悉行宽免。雍正时期文字狱盛行，以谢济世案、汪景祺案等为代表，曾一度形成对科甲士人的高压政策。乾隆即位后极力纠正了几起严重的文字狱，明显表现出对士人的优礼和善待。乾隆还大力提倡多一点“书生”之气，他认为“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

从政治力量上看，年轻的乾隆帝并不满足于使用父亲雍正遗留的那些旧臣，而是在试图组建自己倚重的、以儒学名臣为核心的政治力量。弘历在即位的当天，还没有登基，就下令调被派往浙江处理海塘事务的大学士朱轼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并调署河东盐政孙嘉淦来京，用为侍郎，又调原任按察使的魏定国、乔学尹，原任御史的谢济世来京相见，且命方苞在南书房行走，不久迁吏部右侍郎孙嘉淦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然后以平郡王福彭协办总理事务。当时虽然有前朝重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人辅政，但新皇帝乾隆显然想组建一个朱轼、孙嘉淦等人为核心的推行仁政的新班底。

在雍正时期已经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孙嘉淦，自然体会到这种政治风气的转变。十一月，在左都御史任上上任伊始的孙嘉淦，上《三习一弊疏》，直陈时弊。敢把朝廷的弊病向皇帝说得那么明白，这需要学识、才能，更需要胆量。才学对孙嘉淦来说不是问题，他进士出身，且是一名理学家，对儒家经典很有研究。像他这样有才学的大臣、高官，在清代不在少数。但论起批逆龙鳞的胆量，可能无人能出孙嘉淦之右。他的这份奏疏对于扭转雍正以来的政治风气，树立乾隆朝的新风格起了标志性作用。(www.xing528.com)

在清代理学大臣中，孙嘉淦是较为注重实践的一位，其操守甚至超越以前的汤斌、张伯行等人。因此，孙嘉淦在乾隆时期一直备受信任，乾隆三年（1738），他由左都御史升任吏部尚书。不久，直隶总督李卫去世，乾隆帝将直隶总督这个极为重要的职位交给了孙嘉淦。由于掌管京城畿辅地区，京城内外满族贵族云集，从回避原则出发，直隶总督在清代大多时候为“汉人官缺”，即多由汉人要员出任，且必须刚正强硬，才能震慑得住京城的王公贵族。直隶总督在各省督抚之中位列第一，任者多为皇帝心腹重臣，且需积累足够的总督经历才能调任此职。孙嘉淦由京官直接外放直隶总督，这在清代历史上实属少见，可见皇帝对他的信任与期望。但上任不久，他就面临一件极为棘手之事。

当时有一位叫马承宗的秀才，家产丰厚，死后其家产为另外一位叫王宰之人用尽各种办法吞并。马氏后人为此诉讼至官府，并惊动了直隶总督孙嘉淦。但此时，王宰通过贿赂太监刘金玉等人，投附到贝勒允祐后裔门下，得到其保护。允祐为康熙帝第七子，在康熙时期曾封郡王，由于他不参与储位之争，也没有加入党争，唯皇命是从，因此也得到雍正帝青睐。雍正元年（1723），允祐奉命管理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事务，雍正八年（1730）去世。允祐子孙众多，且为皇室嫡亲，一般的官员不敢与他们对抗，保护一两个投附者自然不在话下。但孙嘉淦不避权贵，直接上疏皇帝，请求提交刑部依法处理，最终使马氏家族得到昭雪。乾隆帝还对孙嘉淦这种能够严格执法的精神极力表扬。

有如此有利的政治环境，当时作为经世官僚的孙嘉淦，也应该是意气风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