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习一弊疏：问清他们的清朝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胤禛去世，皇子宝亲王弘历即位，改下一年为乾隆元年，自此清朝的历史进入乾隆时代。十一月，刚刚履任的左都御史孙嘉淦上疏年轻的乾隆皇帝，力陈朝廷“盈廷称圣”之弊政，指出朝政肃清的关键在于用人要以德为先，近君子远小人，希望新皇帝能够力戒“自是”之心，才能够革新政治，兴利除弊。后世将他的这份奏疏称为《三习一弊疏》。此奏疏作为规劝皇帝的从政箴言，在清代甚至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嘉淦也因这篇奏疏而成为一代正臣，故笔者不惜篇幅，将奏疏全文抄录如下：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事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我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www.xing528.com)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

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

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欿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由于骄泰，满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1]

简言之，孙嘉淦警告新皇帝，要想改进朝政、革新政治，不要“耳习于所闻、目习于所见、心习于所是”，更不要喜小人而厌君子。办法“不在乎外，惟在乎心”，关键在于皇帝要有一颗至诚至谦之心，“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如此方能实现儒家所说之天德王道。所谓治乱之机，千古一辙，乾隆帝收到此奏，“上嘉纳，宣示”。所谓“宣示”就是向天下中外臣民公开，广泛发布。这个奏疏会通过内阁下发，再通过邸报发往各省督抚与各级官员，然后会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意味着坊里民间都能看到这份奏疏，士子学人需引以为箴言榜样。

这篇奏疏使孙嘉淦成为一代名臣。在整个清代，能够将专制皇权下面临的各种尖锐问题之根源讲得如此清晰的，孙嘉淦属空前绝后。这份奏疏成为清朝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大亮点，受到后期诸多经世名臣、有作为大僚之推崇。道光时期的两江总督陶澍曾言：“合三习一弊疏观之，（孙嘉淦）真我朝第一流人物也。”后来魏源等人编《皇清经世文编》也将之收入其中。初登帝位的乾隆皇帝能够将其向天下宣示，即表明皇帝对它的重视。乾隆以后，历代皇帝继位，都要学习孙嘉淦的这份奏疏，嘉庆、咸丰等皇帝视之为每日必读之座右铭，它成为清朝后来不断矫正朝廷积弊的准则。嘉庆十八年（1813），京城发生林清之乱，天理教教徒在一些内监的配合下进攻紫禁城。紫禁城皇宫险被攻破，清朝遭遇入关以来的一次变生肘腋的重大危机。事后嘉庆帝严厉查办相关大臣，很多人被革职、处分。然后皇帝又发罪己诏，并把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收录到《御制养心殿记》之末尾，“用其说以考诸臣之政，因以识诸臣之心，则贤才不患其不思奋，庶绩不患其不咸熙”。面对宫禁受到威胁的尴尬局面，嘉庆皇帝意识到朝廷众臣松弛懈怠到何等程度，而孙嘉淦所谓“三习一弊”是何等切入骨髓的深刻，用孙嘉淦所说之“君子、小人”之分来扫视众臣，其分野又是何等精准！事后，嘉庆帝不但将步军统领吉纶、左翼总兵玉麟等革职查办，还将体仁阁大学士刘权之等老朽衰病者斥退，代之以托津、曹振镛等年富力强者。又如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继位后，左副都御史文瑞仿效孙嘉淦故事，奏陈四事，并恭录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呈给皇帝。咸丰帝称“其论为君之道，洵属切直精深，堪为听言临政之助”，“虚怀纳受”。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新继位的同治皇帝效仿乃父，又把孙嘉淦的这份奏疏拿出来认真阅读，称其“其言剀切，深中事情”，令国史馆进呈孙嘉淦传记内的《三习一弊疏》，以备御览。

被清代诸多帝王视为座右铭的《三习一弊疏》，其作者孙嘉淦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何能够写出这样的奏疏，又为何在这个时候能成就一段君臣互动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