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准噶尔部：了解他们的清朝

中国北部草原之上，一直以来都生活着游牧民族。从秦汉时期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突厥，到元朝时期，再到明清时期以蒙古族为主的游牧民族。蒙古族曾经在12—13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元朝。到14世纪的时候，随着朱元璋建立明朝，蒙古势力退出中原，回到了长城以北的草原之上。从明朝一直到清初，蒙古人一直在草原之上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但是他们中间也有分化瓦解，逐渐形成了三大部分：一部分是漠南蒙古；一部分是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还有一部分，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一带，就是所谓的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清朝称其为“厄鲁特”。

清初康熙时期，经过康熙的努力，清朝击败了西部的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以“多伦会盟”（发生于康熙三十年，即1691年，又称为七溪会盟、多伦诺尔会盟、康熙会盟）为标志，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臣服于清朝。但是康熙时期清朝并没有彻底击溃准噶尔部，西部的准噶尔部在天山南北仍然保存着强大的实力。噶尔丹在位的时候，他将准噶尔汗国打造成一个极为强盛的政权。准噶尔汗国由蒙古的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四部分及一些小部落组成。他们统一了天山南北，向西击溃了哈萨克，向北一直扩展到伏尔加河流域，向东南进入青海地区，又从青海地区进入西藏。准噶尔汗国控制下的土地也非常辽阔，它是横亘欧亚之间、称霸中亚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在当时，准噶尔汗国从地理位置来说，处于清代中国和沙皇俄国两大帝国之间，形成了非常强的地缘政治优势。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俄国正在向东部推进，他们即将进入西伯利亚，并从西伯利亚进入和中国接壤的地区。从这个问题上讲，当时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帝国都不愿有一个强大的准噶尔汗国存在。所以俄国在西进的过程中，多次和准噶尔汗国发生战争，只是都无法取胜，可以说，准噶尔汗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俄国东扩的步伐。同时，随着势力壮大，准噶尔汗国也向东发展，与清朝爆发了非常激烈的战争，此战争从康熙时期开始，以乌兰布通战役（康熙二十九年，即1690年）为开始的标志，延续到雍正时期、乾隆时期，前后延续了70年左右。以乾隆平定新疆为标志，准噶尔汗国被灭，整个新疆回到中国版图，这场战争才得以结束。那么，为什么清朝要经过三代皇帝的努力，不惜血本、如此持久地坚持这场战争，而没有像明朝那样退守长城以南呢？清朝与准噶尔到底要争夺什么呢？为什么当时的清朝一定要平定新疆，一定要把西域地区收回版图之内呢？这是因为清朝和准噶尔两个政权的发展存在着非常严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双方都要争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权。对准噶尔政权来说，其发展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政权，重现当初成吉思汗时代的盛况。因此，噶尔丹时期，在完成内部整合后，准噶尔政权便挥师向东进攻喀尔喀蒙古各部，追亡逐逃，向南进入内蒙古一带，直至距离京师仅五百余公里的乌兰布通地区。面对这种局面，清朝不得不出兵，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清准之战就此拉开序幕。而对清朝来说，笼络与利用蒙古力量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就已形成并在整个清代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清朝能够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蒙古人的支持。自入关前开始，蒙古各部相继投附了清朝，极大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在清朝八旗军队中，除了八旗满洲之外，还有蒙古人组成的八旗蒙古和汉人组成的八旗汉军。所以对清朝来说，如果蒙古地区不稳定，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统治不稳定，绝对不能将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准噶尔。这是事关它们之间矛盾的第一个焦点问题。(www.xing528.com)

第二，争夺西藏及黄教的控制权。到17世纪上半叶，最后一个蒙古大汗林丹汗败亡后，蒙古诸部全都信奉了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清朝在皇太极时期也做出了尊奉黄教的决策，直至清末，崇黄教以安抚众蒙古一直被清朝视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在蒙古各部中，厄鲁特蒙古各部，尤其是准噶尔部，是黄教极其忠实的信众。当初蒙古和硕特部由天山一带进入青海、西藏，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黄教，并不惜与反黄教势力诉诸战争。噶尔丹自幼跟随五世达赖长大，深受其影响。黄教的发源地在西藏，所以清朝和准部（准噶尔汗国的缩写）都想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权。唯有如此才能控制黄教，才能掌握蒙古各部的这种意识形态，才能够真正领导蒙古各部。因此，清朝与准噶尔政权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

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准噶尔政权向西击败哈萨克政权，可以获得充足的马匹供应。向南征服天山以南回部（维吾尔族）各城，则可以利用那里的绿洲农业为其提供粮食、布匹。同时，准噶尔通过与清朝的汉人贸易，来获得丝、茶及各种手工业品。这些物资与准噶尔的军事力量相匹配，大大增强了准噶尔的实力，使其在很长时间之内所向披靡。相比而言，清朝在入主中原后，其军事实力，以及能够获得的各种资源要远大于准噶尔。但由于清、准之间距离窎远，接仗不易，双方攻灭对方都并非易事，战争胜负并不是一两场战斗或战役能够决定的。例如，康熙时期，虽然先后通过乌兰布通之战、昭莫多之战击溃噶尔丹，但准噶尔政权依然存在，清朝的军事力量还无法攻入天山地区。雍正时期，清朝又经过几年的筹备，试图再次打击准噶尔，却在和通泊之战中遭遇惨败。虽然随后以喀尔喀蒙古的力量击溃准军，挽回一局，可清朝对准部的战争也一时间难以为继，清军很多将领已经“谈准色变”，不得不与准噶尔谈判停战。因此，清、准之战呈现出一种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长期性，最终演变为两个政权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这种划界而治的状况维持到乾隆时期，清朝终于抓住一次千载难逢的时机。正如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所说，乾隆的运气太好了。到乾隆十八年（1753）的时候，天灾人祸不断地降临在准噶尔汗国中。一是遭遇了罕见的天灾，导致准噶尔部经济、人口损失严重，粮食缺乏，牲畜大量被冻死。另一个是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因继位问题，准噶尔部出现诸子纷争与势力分裂，达瓦齐战胜对手获得准噶尔政权大汗地位后，准噶尔政权的实力已经被大大削弱。在这种分裂混战的状态之中，杜尔伯特部的三位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率领自己的诸多部众投附了清朝。曾与达瓦齐结盟后又反目成仇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1723—1757，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外孙）也向清朝投降。大量厄鲁特部众的归附，使乾隆帝意识到准噶尔已经处于分裂状态，统一天山南北的机会到来了。于是到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决定出兵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