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的机会与原因

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清军战斗力强，八旗军队进入中原、江南，如入无人之境，明朝军队难以抵挡。然而，综观明清之间的战争来看，入关之后，除了在扬州等少数地方，清军所到之处，主要是在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作战，与南明军队之间并没有大规模激烈对抗。明清之间最激烈的军事交锋主要是在清军入关之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后金—清军与明军在萨尔浒、大凌河、宁远、锦州等地先后展开殊死之战，虽说后金—清军胜多负少，但面对明朝的城坚炮利，皇太极也是无可奈何，他们更多还是依赖入关掳掠、运动战的方式壮大自己。他们真正获得东北战场军事上的优势，还是在组建八旗汉军，大规模掌握了火炮技术以后，此时他们才敢与明朝展开攻城战。自那以后，明军倚仗火炮而在辽东战场上拥有的最后一点军事优势也丧失殆尽。

如此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清朝仅以二十万人左右的军事力量就可以入主中原。毕竟无论是明朝在北京周围的布防，还是南明各政权、李自成、张献忠，各方军队都不下数十万，又是如何被清军一一击破的呢？

实际上，如前文所述，清军在中原、江南等地，很少遇到明军方面的有效抵抗，对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的占领，都是兵不血刃，不战而胜。所以，清朝获胜的秘诀在于“使无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战场上的格斗固然必不可少，政治上的运筹帷幄更为重要。

首先，满人得汉人之助最盛。自皇太极时期，清政权开始更大规模地收罗明朝文武降臣叛将以自强。八旗汉军作为专门掌握火器重炮的部队，就是依赖于明朝降将组建的，在战争中作用重大。多尔衮执政后进一步强化了对汉人的尊重。他知人善任，对范文程、洪承畴等寄以实权，委以重用。清军后来逐鹿中原的种种战略，大多在范、洪等人当初的筹划之中。而多尔衮亦能从善如流，力行既定之方略。这成为入关之际清朝力量迅速壮大，明清势力此消彼长、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以洪承畴为例，当初他在辽东统率三军，本欲据城力守，以耗清军实力，清军自不战而退。然而明朝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很多人对洪承畴交章弹劾，连崇祯都质疑洪承畴，三番五次勒令洪承畴出兵交战，以免劳师糜饷，坐耗库帑。洪承畴不得不领命出师，终致松锦之败。顺治十一年（1654），清军用兵西南，与李定国交战。此时的八旗兵已经没有了往日在北方的能征善战。长江以南至西南一带天气炎热，山高林密，瘴气四起，这对驰骋在冰天雪地中的满族人来说非常致命，不用交战，军中已经疾病流行，减员严重，战斗力大打折扣。再面对用兵有方的李定国，清军连遭败绩。为挽败局，清朝此时调洪承畴前往湖南，统领江南各省军队，满汉诸将均听其节制，一切兵权尽付诸洪承畴。洪承畴仍然用据守不出之策略，屯兵湖南，调运粮饷，休养军队，调整部署，耗时达五年之久。虽有人一再参劾洪承畴，但清帝顺治竟能不听，力排众议。五年后，永历政权分崩离析，清军三路出兵，一举攻克云贵。洪承畴在辽东统明军欲守城数月而不能，在湖南竟据守五年，可见同样的策略，能否施展，关键还在当政者的气度与智慧。明朝当初人才济济，却因党争惨烈而不能用。熊廷弼传首九边，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多尔衮入关后，尽收明朝降臣叛将，却能人尽其用。又如冯铨，他谙熟礼制，在明朝曾官至大学士。可他属于阉党成员，是魏忠贤的干儿子，道德品质为人所不齿，最终在东林党攻击下去职，赋闲在家。多尔衮到京城后，专门召冯铨入对，并仍授大学士之职。这是为何？满人初入中原，对一切礼制、朝堂仪式均感懵懂，必须依赖冯铨等汉人儒士方能重建。当时，很多东林余党投附清朝者，延续明末结党惯性，对冯铨极力弹劾，一时间党争风气再起。多尔衮对此严厉禁止，他说：“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如再蹈故明陋习，不加改悔，定不尔贷。”多尔衮此举并非是保护阉党，其目的有二：一是严禁明末党争遗患清朝；二是大清初立，需要借鉴明朝建立各种制度，而冯铨等人熟悉典故，可资利用。清朝入关后在中原、江南并没有遇到太多抵抗，各地能够望风归附，与多尔衮这种积极笼络汉人的政策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清朝还将明朝中央的内阁、六部制度，地方的督抚、州县制度等借鉴、承袭下来，这对于国家的稳定和良性运转至关重要。汉人不仅得到重用，保留了在明朝的既得利益，制度、典故的沿袭也增加了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可程度。与以往其他入主中原后强力推行本民族制度的北方少数民族相比，满人在这一方面灵活务实，对汉人摆出重用、联合的态度，大大增强了其军事、政治实力，由此为入关之初的国家构建找到一条捷径。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多尔衮之决策。

其次，清朝统治者内部政治整合较为成功，且一直能够保持团结与向心力，避免分裂。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特别是前两代皇帝的作为，以及统治者内部的政治斗争状况，总能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对后世子孙产生强烈影响。以唐朝为例，唐初李世民靠玄武门之变屠戮兄弟，逼父退位，才得以晋身皇位。任凭他如何开明、伟大，甚至后世史家如司马光也多因贞观之治为他隐讳此事，他杀兄逼父的行为终究是违反伦常的，这犹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一直在刺激着后代接近皇权者的野心。他死之后，抢夺帝位的行为被其后世子孙一再复制、模仿。大唐的社会经济虽然气象万千，但宫廷政变几乎成为家常便饭，杀宗室血流漂杵，弑皇帝如同儿戏，皇室、外戚、太监争相仿效，280年中多名皇帝被废立。再如明代，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得皇位，虽然也创造出永乐时代的文治武功，但起兵夺权的传奇故事，也被后世汉王、宁王相继效仿，英宗时期还有夺门之变。直至明亡，明代宫闱之中始终不靖。(www.xing528.com)

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自魏晋时期起，曾建立过很多强盛一时的政权，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鲜卑人的北魏、契丹人的辽、蒙古人的元，但这些北方民族政权经常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讧严重，政变不断，各股势力割据一方，征战不已，常常是血流漂杵，天地变色。分裂是造成一个政权由强盛很快走向衰亡的主要原因。女真族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建其国”的辉煌。9 世纪时女真先祖靺鞨建渤海国，兴盛于东北，12世纪的金政权扩地万里，甚至让南宋称臣，笑傲天下。但在这两次建国过程中，内讧的刀光剑影也写满了史书，最终使强盛的局面烟消云散。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女真族发展为满族，三度崛起，并建立大清政权。似乎是吸取了以往的历史教训，满族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强烈的团结意识，无论其内部政治斗争多么激烈，甚至兄弟阋墙、骨肉相残，如努尔哈赤之杀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皇太极之整肃阿敏、莽古尔泰，却始终没有发生过分裂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皇太极突然崩逝后，手握重兵的满族亲贵一时间群龙无首，再次拔刀相向，但在那次危机的最后时刻，多尔衮、豪格等人还是都选择了折中和团结。这似乎成为一种家法式的政治意识，对后世影响深远。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皇四子胤禛在康熙晚年那场惨烈的储位斗争中登上皇位。他的即位到底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直至今日仍然是个谜团。当时呼声最高的第十四子胤禵在康熙帝去世时，正以大将军王的身份领兵青海，很多人猜测，手握重兵的胤禵或许会兴师问罪，与雍正兵戎相见，这自然也是根基未稳的雍正帝最担心的事。但胤禵最终单骑赴京奔丧，只是在父亲的灵前与雍正帝大吵一架，然后被圈禁，直到乾隆即位他才走出高墙，从此之后再不参与政治。曾有褚英后代宗室苏努，亦受到雍正帝打压，并被流放到塞外。有人劝苏努起兵反抗，苏努则曰：我为爱新觉罗子孙，岂能反抗朝廷？

回顾这些历史可以发现，多尔衮在1643年所做的妥协决定，在清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自己没有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弟弟的身份夺取帝位，而是拥立皇帝之子福临，不仅是确定了一个新皇帝，也确立起一种重要的皇位继承机制，即在皇帝有子嗣的情况下，排除兄终弟及继位方式的合法性，保证了清朝皇权父死子继传统得以确立，保证了清代的皇权留在皇太极一系，克服了北方民族“血腥夺位”的传统，也抛弃了靠宫廷政变夺权的方式，这对清朝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倘若多尔衮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夺取帝位，无论他把自己夺位的理由说得如何正当，对后世来说，这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文化，为帝系以外的宗室、贵族，甚至权臣夺取皇位提供范例和理由，这样一来皇室内部争夺帝位的刀光剑影也将无法避免。

放眼入关后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清朝入关前消除分裂、维系向心力的做法也在影响着入关后的子孙们。清朝统治者最高层内部常有萧墙之祸，但无分裂之乱，一旦新君即位，各派政治势力便很快得到整合，继续遵循祖宗留下来的政治规则，废立皇帝的宫廷政变始终没有发生，更没有兵戎相见。清朝统治者的这种团结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这是使清朝由弱小走向强盛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清朝在政治上的进化，超越了以往很多朝代，也超越了自己的祖先女真族建立的金国。而在其中，多尔衮处于一个关键环节。

后世很多学者认为，多尔衮由摄政王到叔父摄政王，再到皇父摄政王，足以彰显其觊觎皇位的野心，只是因为他与孝庄皇后有私情，所以才难以下手。这也是顺治帝追论多尔衮之罪的重要理由。然而，正如孟森先生所言，如果多尔衮真想从小皇帝手中夺取皇位，他又怎么会加上“皇父摄政王”的尊号以彰显其野心？岂不是故意授人以柄？无论多尔衮有无潜夺帝位之野心，他本人结局幸与不幸，清朝是万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