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能南侵中原者甚多，而能统一天下者，仅满、蒙二族。其他民族大多难以越过长江天险，导致南北政权隔淮河、长江一带对峙。12世纪，金兵南侵，虽数次突破长江，甚至将宋高宗追到海上，但仍难以立足，在各路宋军的威胁下，不得不迅速退回北方。即使是蒙古人，也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才用迂回包抄的战术将南宋灭掉。而清朝从多尔衮入关到定鼎中原、一统天下不过二十年时间，其用兵之迅速、之顺利，历史上可谓无出其右者。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清代以来中外学者、政治家及历史爱好者的思考与探究，对此从不同角度可以找到诸多解释。但总体而言，人们好奇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强盛的明朝为什么突然崩塌，二是居于东北一隅的满族人为什么抓住了入主中原的机会。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如明朝内部的腐败、农民起义对明朝力量的削弱等。从外部环境来看，有的学者指出有两种全球性危机加速了明朝的衰亡。一是气候方面，17世纪20—40年代，世界正处于“小冰期”，气温降低，干旱严重，瘟疫蔓延，加剧了农业危机和社会矛盾，因此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且明朝军事力量也因为瘟疫受到极大削弱。二是国际白银贸易突然减少，加剧了明朝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自张居正行一条鞭法以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地位更加稳固，明朝对白银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然而，中国的白银严重依赖于西班牙人从美洲贩运进口，而17世纪20—40年代，恰值欧洲贸易竞争极为激烈之时，西班牙构建的全球白银贸易体系受到打击，输入中国的白银急剧缩减，使明朝赋税缴纳、军饷支出均受限制，直接导致明朝的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www.xing528.com)
对明朝来说，更大的危机来源于自身内部，“大明”之号已经难以聚合人心。随着清军南下，明朝文臣武将气节扫地，争先恐后，纷纷降清，鲜有能够不遗余力抵抗清军者。相比而言，1127年，北宋灭亡，康王赵构立国于建康，是为南宋。当时，宋朝不乏降金者，朝廷亦弱，难抗金军，但各地勤王之人如岳飞、张浚、韩世忠等皆有实力，不但极力与金军作战，且能听命于朝廷，使金军终究难以在江南立足。四川吴玠等人的有效抵抗，亦使金兵虽连年累战，终不能入蜀。当时，金军虽强，但宋朝军民效忠朝廷、殊死力战之心未绝，因此才有南宋与金之间的南北对峙。而在明末清初，据守江南的南明却无法号令明军。时多铎率军由陕西南下，明朝黄河守将投降。南明在江北本有黄德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四镇数十万军队，无奈各镇跋扈自雄、事权不一。唯有史可法在扬州倾力抵抗，空有督师之名，却无法调动四镇之兵。更有甚者，盘踞武昌的左良玉，竟挥师东下，以清君侧之名，进攻南明政权。一月之中，清军乘机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其他各镇一见清军便作鸟兽散，或降或逃，导致史可法在扬州成为孤军。清军至南京后，投降清军的明朝军队马步兵总共有二十三万余人。弘光帝出逃时，追击弘光帝以求封赏的是刘良佐，争相抓捕弘光帝及其妃子向多铎请功者，亦皆为明将。及弘光帝被抓入南京，百姓夹路唾骂，有投瓦砾者。清军初至江南时尚未下剃发之令，只要求“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而南明投降之文臣竟有主动剃发以求自效者，连多铎都斥其无耻。可见明朝将领对南明政权之离心离德若是，而弘光帝之不得民心已极。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投清前，妾室柳如是劝其投秦淮河以殉故明，钱谦益则曰“水太凉”，气节竟不如一风尘女子。又如陈名夏，崇祯十六年（1643）科举探花，明亡后先投李自成，后归顺清朝，并劝多尔衮登基，终获任用，可见其追逐功利之心早已将其心中的故明碾得粉碎。综观南明几个政权之抗清过程，空有数十万军队，却始终未能形成大规模抗清的气候，远不及南宋军民抗金那样同仇敌忾、波澜壮阔。各地百姓虽有抵抗者，但多为乌合之众，在清军铁蹄之下，不堪一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杀戮汉人百姓最为疯狂的，反倒是那些明朝降清的军队，如制造嘉定三屠惨案的，恰恰是李成栋。后来，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已投降清朝的人虽然在南昌、广东、大同等地再次举兵反清，但多为一时之私利，利益至则降，利益不至则反，不过一时军阀而已。至于永历政权，虽存在至康熙初年，但真心护卫永历帝达十多年者，竟是当初反抗明朝的大西军余部之李定国，而将永历帝从缅甸执归而杀的恰恰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岂非绝大讽刺？入清以后，常有所谓“反清复明”之口号出现，殊不知，明清交替之际，有多少士人武将早已弃明投清，寻求富贵之途，又有几人知气节为何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