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开放包容、尊重本民族文化

皇太极建立的大清政权，一改以往努尔哈赤时代排斥其他文化的保守主义特点，采取了非常包容、开放的文化政策，即在保持满族传统文化优先地位的同时，大规模接受汉文化，广泛吸收蒙藏文化，从而构建一个多元的文化共同体。

天聪三年（1629）九月，后金国征召、校试儒生三百余人，取二百余人。皇太极下令：所取的二百人，凡在汗、诸贝勒户下，及诸申、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一等者赏缎二匹，二等、三等者赏布二匹，俱免二丁差徭。到1634年，皇太极下令恢复科举，由礼部考纳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泰、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这些人后来在清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很多史学家所言，自皇太极以后，举行科举考试，尊崇士人，成为清朝坚定推行的一项政策，也成为清朝获得汉人承认和鼎力支持的关键所在。

在皇太极看来，若要获得与明朝争天下的实力，必须得到汉人的支持，所以他极力优礼汉人的各派力量。而要获得汉人的效忠，就必须尊崇儒家文化，广泛接受汉人的典故制度。我们以后金、大清政权的都城沈阳城建筑礼制为例加以说明。

沈阳，位于沈水北岸，为明末明军与后金政权对峙的要地，明代曾设沈阳中卫，归辽东都指挥使司所辖。1621年沈阳城为努尔哈赤攻占。努尔哈赤曾想以明代在东北地区的军政中心辽阳为都城，并大兴土木建设了四年时间，但随着明朝军事力量逐渐重新集结，努尔哈赤意识到辽阳暴露于明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且与自己的后方距离太远，遂于1625年力排众议，将都城迁移到沈水北岸的沈阳，以便拉开与明军的距离，使自己处于一个更加安全的位置。

努尔哈赤时期对沈阳城的建设以汗王宫、大政殿、十王亭及诸王府为主。近些年来对这些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已经成为盛京城考古最大的亮点，特别是汗王宫遗址，展现了当时女真人的民族特性：一是宫殿分离，汗王宫仅为努尔哈赤的住址，并非朝议办公场所，这与一般的皇宫非常不一致，甚至后来皇太极在盛京修建的皇宫也遵循宫殿合一的原则。二是从位置上看，汗王宫紧邻沈阳城的北门内侧，而非城市的核心位置，这也不符合一般王宫或皇宫的选址特点。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考古和历史学界的学者大多认为，这应该反映了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的性质和女真人对本民族的政治认同，反映了当时女真人在由部落向国家转变过程中的形态。

皇太极执政后，对沈阳城的建筑布局进行了一番彻底改造，充分地展现了他在文化政策上与努尔哈赤的巨大不同。

与努尔哈赤初步改造的沈阳城相比，皇太极时期所规划、建设的沈阳城规模更大，象征国家体制的衙署更加完备。此时的宫、殿合而为一，且位于盛京城的核心位置，在宫前设置六部和两院，城外修建天坛、地坛、堂子、太庙、社稷坛等礼制建筑，使城市布局十分接近“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中原传统格局。城内庙宇、民宅及道路、排水系统等均有所考虑，都城形制基本完成，非常符合儒家的都城礼制。

由此可以看出，沈阳城的建筑礼制犹如皇太极要打造的国家制度，一方面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则大量吸收汉族的文化、制度。皇太极主动、广泛接受汉文化，重用汉人的政策，对大清政权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明朝军队投附、归降，被编入八旗汉军之中，极大增强了皇太极的军事力量，使得在与明朝对峙的战场上力量逐渐朝着有利于清政权的方向转化。而诸多汉族文臣的投附则为大清国家制度的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其中以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等人最受礼遇。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这些汉族文臣的作用在皇太极以后，特别是满族入关后平定全国和国家制度建设中，发挥得淋漓尽致。(www.xing528.com)

除了接受汉文化，皇太极也大量吸收蒙藏文化。

地理位置上的毗邻，让满蒙之间不仅在骑射、语言等风俗上接近，而且在宗教上接近。尊重藏传佛教之黄教以及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相似文化特征。在盛京城的遗迹中，环绕盛京城而矗立的四座黄教寺庙有力地展现着清政权与蒙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崇黄教以安抚众蒙古，起源于皇太极在盛京城做出的决策，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皇太极与黄教走向联合的开始。自此以后，清朝统治者对黄教尊崇有加，并借助黄教的支持，终于在乾隆时期称雄于蒙藏地区。

后来的历史证明，皇太极对藏传佛教的联合态度极具战略性。这维系了蒙古各部对清政权的认同，巩固了满蒙联盟，因此尊黄教以安众蒙古成为有清一代坚持不渝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在维护蒙藏安定、构建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对皇太极来说，倾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汉文化和蒙藏文化，并不等于要放弃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相反，他极力维护满族文化的核心地位。

曾有倾慕儒学的满族大臣劝皇太极彻底放弃满族衣冠风俗，全部改从汉人服饰制度。皇太极不同意，并以12世纪的金朝为例，向属下阐明恪守本民族服饰、骑射风俗的重要性。他说：“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所以他颁布严令，官民服饰必须遵照满族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而需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否则治以严罪。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开始防止因过于汉化而丢掉本民族的风俗文化，并使之成为一种严格恪守的祖制，以至于入关后颁布严厉的剃发令。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化”和接受汉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同样，皇太极虽对蒙藏文化，特别是黄教礼遇尊崇，但亦极力避免被彻底同化。皇太极曾明确表示：“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言外之意是如果满族人也都去尽心事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修建黄教寺庙的同时，皇太极严禁满洲人私建喇嘛庙，也严禁官民私邀喇嘛至家，满族人对黄教的这种戒心直到乾隆时期仍然十分明显，以至于“满洲喇嘛”大多以锡伯人充当。乾隆皇帝对此的解释是：满洲人无人愿为喇嘛。正如赵志强教授所言，满洲人为何不愿为喇嘛值得研究，然而有清一代满族人并没有像蒙古人那样大规模出家为僧，确是事实。^[4]

皇太极的多元文化思想在盛京城的建筑布局上得到充分体现。黄教寺庙虽受重视，但毕竟位于盛京城的外围，真正的核心是位于城中心的皇宫、十王亭、宗庙、官署等建筑群。盛京城这种以体现满洲习俗、儒家礼制的建筑为核心，以黄教寺庙为外围的总体布局，体现了这位设计者对未来国家政权结构的想象，展示了北方民族政权的一种典型发展路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一直非常重视保持本民族文化风俗，但同时他们对接受、借鉴汉文化充满热情。尤其是皇太极，在他执政的18年中，他既强调保留满族自身的风俗特点，又主动大量吸收和接受汉文化，仿效汉人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以官僚制度代替过去的八旗旗主政治，凸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把女真人的后金政权打造成一个融满、蒙、汉等各族人为一体的国家政权，奠定了清朝入主中原、争夺正统地位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