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爵制度和官僚制度建立：探索清朝的真相

如前所述，皇太极继位之初，最大的威胁来自八旗内部，即八旗的私属性。因此，他执政后，一方面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削夺、压制旗主的权力，以维持自己对八旗的全面控制；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保证八旗王公贵族的利益，以保证他们对自己的效忠。为此，他通过仿照中原王朝逐渐建立完备的国家制度、礼乐制度来推动八旗国家化的进程。

首先，皇太极通过封爵制度在抑制旗主权力和保证其政治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就在称帝这年四月，皇太极对八旗旗主、贝勒及大臣等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册封，奠定了八旗宗室封爵的基础。其中，册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这次分封了亲王、郡王七人，贝勒两人。另外，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原为贝勒，此前一直卧病，未及封爵即已病逝，皇太极前往祭奠，“入哭者四”，悲恸不已，随后追封他为颖亲王，以其子阿礼达袭爵为郡王。此次分封形成了清朝最早的“八王”，宗室王爵制度渐成雏形，它一方面延续了努尔哈赤时期嫡庶分别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成为清朝入关后顺治元年册封诸王的基础，以及乾隆时期重新确定宗室“世袭罔替”制度的基础。所谓世袭罔替，也就是封爵永不降等，即民间所谓的“铁帽 子王”。

除了宗室诸王、贝勒获得封爵，异姓功臣根据其功绩也分别获得各种爵位，而爵位的高低成为他们在大清王朝中政治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制度为清代后世所力行，直至清朝结束。封爵制之下，满族王公贵族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巨大优势，他们的子孙很容易获得位高权重的官职及充分的经济保障。然而，在封爵制下，清朝又实行爵位与职权的分离，有爵位未必有职位、职权，有权力者也不一定必须有爵位。例如，清代自乾隆时期形成不成文规定，宗室诸王不得进入军机处，此规定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得到严格遵守，直到同治初年辛酉政变，随着恭亲王奕䜣出任首席军机大臣才被打破。因此，封爵制是皇太极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意味着八旗旗主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经济地位都将依赖国家的封赏获得，而不是由原有的天然形成的地位 决定。

其次，皇太极极力推进国家管理和八旗管理的官僚化。

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政权以大汗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最高国家机构，其他事务基本由各旗处理，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机构。皇太极执政后，随着对八旗诸王势力的打击，后金政权中掌握最高决策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角色和作用也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皇太极使用“掺水”的手段，不断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规模，将一些年轻的王、贝勒充实其中。1637年，皇太极谕命固山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参议国政，其他非旗主贝勒阿巴泰、萨哈廉、杜度、硕托、阿拜等人，也都是会议成员。另外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均参加会议。如此一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数逐渐达到数十人之多，每次开会，吵吵嚷嚷。当时一名叫阿什达尔汉的大臣记载，每次开会，与会者往往“彼此观望，庇护其身，无有精白乃心，为国陈奏者。不知果无可言耶，抑有所畏忌不敢言耶？”。在这种状况下，皇太极本人逐渐退出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方式逐渐由“上集诸王大臣会议”，改为“上令诸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由原来的决策机构变为议政机构，逐渐丧失实际决策权力。皇太极作为皇帝超然其上，轻松驾驭。(www.xing528.com)

在削夺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同时，皇太极接受汉族官员宁完我等人的建议，参照明朝制度典故，建立中央官制和礼制，“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着手设立相应的国家机构。这包括设立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别负责上谕起草、国史修纂和档案管理等事务，内三院在清朝入关后演化为内阁，还包括了以后设立的翰林院、詹事府等机构的职能；仿照明朝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由各王管理部务，每部之下设立满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各级官职；设立都察院，设置谏臣言官，负责官员监察；又将原来的蒙古衙门改造为理藩院，专门处理蒙藏地区的事务。这些部院名义上仍由各旗中的诸王、贝勒管辖，但具体事务上已经开始官 僚化。

皇太极在八旗内部也开始设置官员。早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初，就开始设立管旗大臣，开始将八旗事务交给由他任命的大臣，而非仅仅依赖旗主。八旗中的牛录，除了早期归附、投附的仍然维系牛录额真的世袭之外，大量新建的牛录开始成为“公中牛录”，这类牛录的牛录额真不具世袭性，而是由国家委派的官员担任。

最后，对中原儒家礼制的推崇也是皇太极接受汉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随着中央六部和内三院的设立，皇太极本着效仿中原王朝“明尊卑，辨等威”的原则，对官民服制、官员祭丧制等礼制问题，都进行了改革和规范。后金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皇太极鉴于后金官服制度不明确，官民衣着混同，贵贱难辨，常有奢靡僭越之风，下令确立“国家服式之制”，“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皇太极还规定了诸贝勒大臣官员祭丧制，区分等级尊卑亦为其明显特点。第二年六月，皇太极再发更定朝服的命令，“特定入朝官服之制”，以“辨服色，正名分”“以肃观瞻”。至于朝廷官场的言语书词，则是在清崇德元年（1636）得到规范的，这年六月，皇太极在谕令中说：“我国之人，向者未谙典礼，故言语书词上下贵贱之分，或未详晰。朕阅古制，凡上下问对，各有分别。自今俱宜仿古制行之。”遂议定：凡其文上报，达于皇帝者称“奏”，达于诸王者称“禀”，达于其他官员者称“告”。皇帝言语或书写，都称为“上命”或“圣旨”，臣工对皇帝问答，谓之“奏上”。可以看出，礼制的推行，是女真政权建立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易于确立鲜明的等级制度，突出皇权独尊的地位，是皇太极通过移风易俗来抑制诸王权力、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皇太极变革八旗制度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推动八旗的国家化、官僚化，削弱直至去除八旗的私属性质。在八旗中设置大量官职是使八旗逐渐官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封爵制度的建立则是保证旗主利益的手段。由旗主到封爵，中间隐含的重大变化是八旗的国家化，也就是说，旗主贝勒、王公大臣的利益，不再由他所掌握的旗或牛录的数量决定，而是由他的爵位决定，这种爵位是国家封赏的，其相关待遇也由国家提供。虽然皇太极还不能完全消除八旗的私属性，但他开启并推动了这个进程。这意味着八旗王公贵族将逐渐失去对所属旗、牛录的绝对拥有权，八旗士兵成为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皇命，任何人都无法调动。八旗百姓也将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不是王爷们的属民。这一进程随着第一代旗主贝勒们的凋零而基本完成，到雍正时期，八旗所有官员的任命权都被国家收走，大部分“八旗王公”称号成为一种地位的标志与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