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努尔哈赤不同的是,皇太极在宁锦战败后没有再去劳师袭远,攻击明朝,而是将后金的战略重点放在了清除左右两翼对其后方的威胁上。左翼就是指朝鲜,而右翼则是指蒙古大汗林丹汗及其统率的察哈尔等部。
朝鲜一直是明朝的藩属,特别是在万历时期,明朝出兵帮助朝鲜击退日本的侵略,使朝鲜更加忠于明朝。努尔哈赤与明朝开战后,朝鲜在萨尔浒之战还直接派兵加入明军对女真人进行征伐。明军毛文龙部一直驻扎在朝鲜的皮岛,对后金国后方形成威胁。朝鲜一直为这支明军提供补给。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屡屡告知朝鲜,希望朝鲜停止对明朝的支持,驱逐毛文龙部。但朝鲜人告诉后金国:大明与朝鲜犹如父子,焉有子对父兵戎相见者?为解除这一威胁,皇太极继承汗位的第二年就派阿敏等人率兵出征朝鲜,朝鲜不敌,被迫签下盟约,承诺不再支持明朝。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朝鲜以自身为明朝藩属为理由,拒绝向清朝称臣,引发皇太极对朝鲜的第二次征伐。朝鲜的平壤、汉城、江华岛先后失陷,国王李倧再次被迫投降。皇太极敕令去大明封号,改奉大清正朔,并遣朝鲜世子为质。自此以后,朝鲜成为大清的藩属国,直至近代甲午战争后为日本所侵。
同时,皇太极也对蒙古林丹汗进行了彻底的征讨。努尔哈赤崛起时期的蒙古各部依然保持着形式上的联合,然而自元代退守草原以后就已经处于各个部落各自为政的状态。尤其是最后一个作为共同领袖的大汗林丹汗在位时,他只能直辖以察哈尔部为核心的力量,实力强大的土默特部一直在挤压察哈尔部的生存空间,林丹汗被迫不断向东迁移,但这又形成对东部地区科尔沁等弱小部落的压力,也威胁到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女真人。随着后金政权的强大,那些势力较弱的蒙古部落开始寻求与女真人联合,甚至投附后金政权。然而,只要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存在,后金就必然感到如芒在背,很难放手进攻明朝。所以,皇太极在执政以后加大了进攻蒙古地区的力度。
1628年,受到察哈尔部压制的蒙古喀喇沁部向皇太极求援,皇太极亲率大军前往征讨。察哈尔部战败,被后金俘获一万余人。此后,科尔沁部、巴林部、扎鲁特部等相继归附后金。1631年,蒙古阿鲁诸部受到林丹汗侵掠,求救于皇太极,皇太极先派萨哈廉、豪格率兵前往支援,次年,他又率军亲征林丹汗。而科尔沁部、巴林部、扎鲁特部、敖汉部、奈曼部、阿鲁诸部等都加入其中,随皇太极一起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闻讯,不及接战便仓皇西逃,又派人驱赶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富民、牲畜西渡黄河。后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去世。皇太极进入归化城后,派军攻击、掳掠宣府、大同以北的察哈尔部民,并陈兵张家口外,威胁当地的明军。明朝守将亦不敢接战,被迫议和,献上大批财物。至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率兵东返,回到沈阳。自此以后,宣、大以北的察哈尔之地尽归后金。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命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等为统兵元帅,率精骑一万,再次出兵草原。四月,后金大军渡黄河向西,林丹汗之子额哲及苏泰太后归降,据说向皇太极献上“传国玉玺”。后金政权对蒙古察哈尔部的征讨第三次大获全胜,从此,“察哈尔国”灭亡,漠南蒙古归入金国版图。(www.xing528.com)
这次兼并产生了这样一个重要结果:林丹汗的遗孀将元朝皇帝留下来的“传国玉玺”献给皇太极后,这个玉玺被认为是皇太极称帝的合法依据,有了它才有后来满族宗室诸王、蒙古归降各部的反复“劝进”,以及皇太极于1636年的称帝和建立大清。这个问题延伸到当代的学术界,一些日本和西方学者据此说,皇太极建立大清并称帝的法理依据是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的传国玉玺,而此时距离清朝入关还有八年之久,所以清朝是继承了元朝而非明朝的政治衣钵,因而并非处于中原王朝的传承序列之中,而是处于内陆亚洲政权的谱系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清朝非中国论”。
然而这种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皇太极得到传国玉玺这件事本身就是难以考证的,基本可以断定是皇太极编造的一个故事,是他为自己称帝制造的“合法性”依据。第二,即使这件事可以成为皇太极称帝合法性的来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蒙古人的传国玉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以玉玺传国,这本身就是中原王朝自秦汉以来形成的一种政治传统,它影响了入主中原的各民族建立的王朝。如果用这件事来作为清政权的法理依据,那恰恰证明皇太极在用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塑造自己的合法性,而非所谓“内陆亚洲的法统序列”。实际上,对皇太极和他即将建立的大清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内陆亚洲的法统,击溃林丹汗、将察哈尔纳入版图的战略目的是为入主中原服务,因此清政权并没有像一些游牧民族那样沿着草原向西无休止地前进,而是有节制地点到为止,转而继续南下。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皇帝,才是皇太极主动的选择和最向往的政治理想。
无论如何,皇太极已经比努尔哈赤走得更远,在从一个部族大汗到号令天下的皇帝、从部落到国家构建的征途上,他仅余一步之遥。那时的皇太极想必志得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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