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员屠戮与后金政权确立

后金政权是建立在八旗制度基础之上的一个边疆民族政权。它以谋求女真人的政治自主性为目标，凸显女真人的族群利益，这种政治特点甚至贯穿后来已经完成大一统的整个清代，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钱穆先生把清朝也视作一个“部族政权”。纵观女真人的历史，女真人在13世纪被蒙古人灭国后，在以后将近四个世纪中，一直处于元、明两大王朝的统治之下。如前所述，14世纪以后，女真人虽然归附明朝，接受明朝的管理，但明朝在其强盛时的进攻性剿杀政策对他们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明朝政治腐败、边政废弛，女真人才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古代的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又存在频繁的战争，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以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为例，这样的政权生存环境比较艰苦，因为它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依赖中原地区。如前文所述，从经济上来说，女真人过的是采集、狩猎、游牧和农耕混在一起的混合经济生活，自然条件恶劣，丝、茶、棉等经济作物的匮乏以及精致手工业的缺乏，决定了他们必须从中原地带大量引入这些产品。而他们狩猎和采集获得的皮毛、珍珠、人参等产品，也只有通过交换，输送到中原地区，在江浙地区成为奢侈品，才能凸显其价值，转换为利益。他们的经济生活与中原存在着巨大、天然的互补性。至于文化，中原王朝的儒家文化独步天下，其政治文化、历史经验之丰富，通俗文化之流行，犹如水之漫溢，源源不断地渗透到周边的地区。因此，女真各部都以能获得明朝的敕书为荣，敕书数量也是他们实力的象征，争夺敕书成为部族战争的主要目标，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与中原地区更大的贸易权，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品来获得汉地的产品。一个北方民族政权越是强大，对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需求也就越大，如果正常贸易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掳掠、战争就成为必然，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先后强大起来的建州左卫董山、建州卫王杲、叶赫部清佳努等，都因此毫无例外地去骚扰、抢掠明朝边地，掳掠其百姓，只是也毫无例外地被明军剿杀。努尔哈赤比较幸运的是，他利用明朝东北边防松弛的二十余年时间迅速壮大并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他必然展开与明朝的战争，与明朝分庭抗礼。(www.xing528.com)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壮大的努尔哈赤，时常表现出一种族群观念，特别是对汉人，他采取了不少高压政策。从1621年攻占辽沈地区开始，面对汉人的反抗，努尔哈赤的统治手段变得非常残酷。他首先下令将辽西的汉人迁往辽东，凡拒绝者则惨遭杀戮，锦州、义州等地因此被血洗。1624年，努尔哈赤又下令对无粮、少粮的汉人进行抓捕、杀戮，号曰“杀穷鬼”。而对于逃亡到朝鲜等地的汉人，他也派兵追杀。1625年，努尔哈赤又以防范奸细为名，下令对辽东一带的汉人，特别是衿绅、秀才等读书人进行大肆屠戮，原明朝的诸多官员，辽东各卫、各州学校的生员数万人成为刀下之鬼。然而，努尔哈赤的高压政策并没有解决后金政权面临的各种危机，反而遭到当地汉人更激烈的抵抗。人心不稳、矛盾重重的后金政权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皇太极执政后，立刻放弃了这种残酷落后的政策，不但优礼汉族士人，还建立汉军八旗，将大量新投附的明朝官员、将士编入八旗，不仅提高了这些汉人的地位，更进一步增强了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后金政权由此扩大了族群基础，由努尔哈赤时期狭隘的部族政权，发展为融合满、蒙、汉及索伦、锡伯等不同族群于一体的新政权。放弃狭隘的族群性，展开与其他民族包括汉人的联合、融合，才是满人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