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苑》品读：君道，国家治理之道

【题解】

《说苑》的撰述目的是谏君匡政，故首列君道。君道也称治道，即为君之道，国家治理之道，帝王之术。本卷上承战国时期《荀子·君道》，下启唐代吴兢《贞观政要》，是中国古代论述帝王之道的著名篇章，体现了上古及秦汉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其核心是强调帝王要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宽厚爱民，注重修养，近贤远佞，居安思危，重教化，善改过等，是先秦民本主义思想的延续。

【原文1】

晋平公①问于师旷②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③在博爱，趋④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⑤远见，踔然⑥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注释】

①晋平公：姬姓，名彪，春秋时期晋国国君，在位后期由于大兴土木、不务政事，致使大权旁落。②师旷：字子野，春秋末期晋国主乐太师，生无目而善听，著名政治家、音乐家和教育家。师，指有专门技艺的人，当时指乐师。③务：致力，从事。④趋：趋向，归向。⑤廓然：（心胸）开阔的样子。⑥踔（chuō）然：卓越、高明而富于远见。

【品读】

《说苑》二十卷，每卷卷首有一篇总论，阐述本卷主旨。本篇是《君道》卷的首章，以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紧凑、生动地讲述了人君之道的根本原则，不仅表现了首章的旨意，也集中阐明了全卷的宗旨，体现出叙事和议论有机结合的精思傅会。

《说苑》卷第一

晋平公向他的臣子师旷请教为君之道。师旷从内在修养与外在行为两个方面做了回答。清净是君王品德养成的重要途径，要求君王首先要沉静寡欲，才能培养起良好的个人品德。后来诸葛亮所说的“静以修身”也是这个道理。这与古人谈治国平天下，首及修身是一致的。《大学》里讲，“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在儒家看来，无论天子还是庶人，个人品德的修养，是成就一切事情的基础。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有了个人品德的修养这个基础，才会兼及家国以至于天下。在专制社会，最高统治者的个人修养，对于整个国家社会来讲，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培养出正确治理国家的能力。师旷认为，这个治国的能力，最大的特征就是“无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博爱，指向了广大百姓，民为邦本，要爱民如子，轻徭薄赋，勿违农时，施德政，轻刑罚等，推恩于天下百姓；其次是任贤，指向了“士”这个社会精英阶层，要任人唯贤，唯才是用，近贤士，远佞人，才会集中整个国家的智慧和创造力；再次，要“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也正如古人所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君王，多面了解，全盘考虑，广开言路，见微知著，努力避免政令和决策的失误。这还不够，作为君王，还不能为流俗所蒙蔽，不能为臣工所欺骗，要心胸开阔而富于远见，识见卓著而又有独立的判断，勤于省察且赏罚分明，以此来驱策群臣，治理国家。

《君道》篇的首章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地论述了君王应当恪守的行为规范。联系汉初以来“休养生息”的政策之下经济社会快速恢复发展的史实，以及西汉中期背离这一执政理念，君王无行，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奸佞当道，穷兵黩武，赋税沉重，宦官专权，极大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汉王朝统治的稳定。故而刘向借师旷之口，委婉地向当朝皇帝提出了“圣君”之道。这其实也是刘向撰著《说苑》这部书的根本目的。就这一章所体现的国家治理思想，符合先秦儒家所主张的“仁政”原则，与墨家的“兼爱”也有相同之处，在国家治理的具体方式上，与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如出一辙。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体现出自汉初以来儒学发展上包容各家学术的特点，也体现出刘向以儒为主，兼采百家的宏大气魄。

【扩展阅读】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选自《荀子·君道》）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选自《老子》第五十七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

【原文2】

燕昭王①问于郭隗②曰：“寡人③地狭人寡，齐人取蓟④八城⑤，匈奴驱驰楼烦⑥之下，以孤⑦之不肖，得承宗庙⑧，恐危社稷⑨，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⑩：“愿请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⑪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曰：“济济⑫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注释】

①燕昭王：姬姓，战国时燕国国君，前312—前279年在位，礼士尊贤，使内忧外患、濒临灭亡的燕国走向中兴，后联合五国，攻下齐国七十多城，为燕国最为强盛的时期。②郭隗（weì）：燕国人，燕昭王谋士。③寡人：寡德之人，古代诸侯王的谦称。④蓟（jì）：燕国都城。⑤城：城池。⑥楼烦：地名，在燕国西北边境。⑦孤：古代王侯的自称。⑧宗庙：供奉历代帝王牌位，举行祭祀的地方。此处代指王位。⑨社稷：土神和谷神，此处代指国家。⑩避席：离开席位。古人布席于地，各占一席而坐，当对人表示尊敬时，起立离开原位。这一句后面可能脱去“曰”字。⑪逡（qūn）巡：后退的样子。⑫济济：众多的样子。此句出自《诗经·大雅·文王》。

【品读】

燕昭王在国家处于极度动荡之际登上了王位，燕国的很多土地被齐国掳去，匈奴又经常侵扰西北边境，他意识到了自己肩上巨大的压力，故而思贤若渴，寄希望于贤能之士，于是向谋士郭隗请教救亡存续之道。郭隗从君王对待人才的不同态度上阐述了礼遇贤才的重要意义。他说，帝者待才如师，王者待才如友，霸者待才如宾，危国之主待才如虏。君王得到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君王对待人才的态度。郭隗进一步阐释说：如果君王颐指气使地寻求辅佐之臣，那么，听差之类的人就来了；如果君王不失礼貌寻求辅佐之臣，那么，有大臣才能的人就来了；如果君王以平等的礼节，和颜悦色，而不凭借权势来寻求辅佐之臣，那么，像朋友一样的人才就来到了；如果君王态度恭谨，以谦让的态度来寻求辅佐之臣，那么，老师一样的人才就来到了。君王如果真能待才如师，则上可行王道，下可建霸业。

昭王听从了郭隗的建议，高筑黄金台，置千金以广纳天下贤士，并师事郭隗。三年后，苏代、邹衍、乐毅、屈景这些天下贤才，都到了燕国，受到了昭王的重用，并最终帮助燕国打败了齐国，迎来了燕国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

【扩展阅读】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选自《孟子·离娄下》）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之二，《陈拾遗集》卷二）

【原文3】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饶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遣之。”大夫许诺，乃爵筦饶以大夫，赠①申侯伯而行②之。申侯伯将之郑，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

【注释】

①赠：馈赠，此处指赠申侯伯以财物。②行：使之行。

【品读】

楚文王在病中的时候，对自己用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筦饶经常冒犯他的威严，违逆他的意旨，与筦饶相处，经常使他感到不安，不见筦饶，他也不会想起这个臣子。不过，筦饶的冒犯和违逆都符合大义与礼制，匡正了他作为国君的言行，于君于国都有益处，所以，他要在在位的时候，赐筦饶以爵位。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位臣子，申侯伯。申侯伯对凡是楚文王想要做的事，一律支持，凡是楚文王喜欢的东西，都赶紧为文王寻找。与申侯伯相处，楚文王非常舒心，见不到申侯伯，楚文王会非常想念他。

可是，经过认真思考，楚文王认为，申侯伯只是让他随心所欲，得到了一时的快乐，而忘却了君王的职责和使命，长远来看，于君于国，都有所失。于是，楚文王决定，要在他还在位的时候，打发这个人离开楚国。楚文王的大夫也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所以，楚文王封筦饶以大夫之职，而馈赠申侯伯以财物，打发他离开楚国。申侯伯临行，楚文王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为人臣子，掌人之政，一定要以仁义为根本，对于他不行仁义而离开楚国这件事，一定要引以为戒，最好也不要到鲁、卫、宋、郑这几个国家去。申侯伯不听，去了郑国。三年后，掌握了郑国大权，五个月之后，被郑国人所杀。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有三点足以为修身之借鉴。第一，楚文王作为一国之君，能对自己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深刻反省，并及时改正，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最终近贤远佞，是善于反省的结果。没有人会不犯错误，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古人说得好，“改过犹无过”。第二，筦饶作为一个耿直的臣子，以国事为己任，不惜冒犯君颜，而且坚持不懈，他的品行与勇气是每一个人的榜样，在任何时代里，这样的人如果多一些，那么，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肯定会变得更好一些。当然，他最终得到封爵，只是包括刘向在内的每一个善良的人们的美好愿望罢了。筦饶之所以伟大，在于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信念。第三，一个不修仁义、谄媚贪婪的政客申侯伯，最终落得“身死为天下笑”的可悲下场，是在警告谗言事故的奸佞小人，务必修身养德，不违仁义，也启发正直善良的人们，为人当以仁义为本，立身先修德。

【扩展阅读】

荆文王曰：“苋嘻数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则不安，旷之则不榖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榖。”于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养吾意，吾所欲则先我为之，与处则安，旷之而不榖丧焉，不以吾身远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榖。”于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郑，阿郑君之心，先为其所欲，三年而知郑国之政也，五月而郑人杀之。是后世之圣人，使文王为善于上世也。（选自《吕氏春秋》卷第十一）(www.xing528.com)

【原文4】

师经①鼓琴，魏文侯②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③，溃之。文侯顾谓左右曰：“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门，以为寡人符，不补旒，以为寡人戒。”

【注释】

①师经：名叫经的乐师。②魏文侯：前472年―前396年，战国时期魏国开国君主，在位时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子弟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等为将，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③旒（liú）：君王冠冕上的玉饰。

【品读】

魏文侯是战国初期有所作为的君主，但也难免颐指气使，骄横恣肆。他的乐师经鼓琴的时候，他起舞和乐而歌，唱道：“我说的话啊，不能有人违逆！”

师经一听，拿起琴来去撞文侯，没撞到，但撞碎了文侯王冠上的玉饰。

文侯显然不太高兴，问他的侍臣们：“作为人臣却撞他的君主，该当何罪啊？”

侍臣们回答：“应当烹煮。”

于是师经被押解到堂下。师经说：“临死之前我可以说句话吗？”

文侯说道：“可以。”

师经说：“以前尧舜做君王的时候，他们唯恐说的话人们不提出不同的意见；桀纣做君王的时候，他们唯恐说的话人们提出不同的意见。我所撞的是桀纣，而不是我的君王。”

文侯一听，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命令左右：“放了他，是我犯了错误。把这把琴悬挂在城门上，作为提醒我的标记，坏了的玉饰也不要修补，作为我的鉴戒。”

这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故事，通篇用人物对话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从叙事角度来讲，已经远远超出了先秦时期的语录体叙事模式。从人物性格刻画的角度，魏文侯虽骄横恣肆，但也知错能改，具备一个开明君主过而能改的品行，也表现出他为了争霸天下，在尽量争取士人。师经则是一个具有一定悲剧精神的谏臣，宁可做一个殉道者谏君改过，也不愿苟活而无视臣道的沦落，表现出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人“从道不从君”的坚定的自信，这是更加可贵的精神品格，在任何时代都会熠熠生辉。

【扩展阅读】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矣。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韩子闻之曰：“群臣失礼而弗诛，是纵过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攓也；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宾之容，一体也，或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亲；身疏，即谋当而见疑。亲母为其子治扢秃，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也。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豕，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员，于杯则隋，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员、有所隋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若转化而与世竞走，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于虚，则有不能为虚矣。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复迷惑也。故终身隶于人，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故圣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则几于免矣。（选自《淮南子·齐俗训》，《淮南鸿烈解》卷十一）

【原文5】

晏子①没，十有七年，景公②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③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④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食谄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章归⑤，鱼乘塞涂，抚其御之手曰：“曩⑥之唱善者皆欲若鱼者也。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于众，而受若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行也。”

【注释】

①晏子：晏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以有政治远见、外交才能和作风朴素闻名诸侯。②景公：姜姓，吕氏，名杵臼，齐灵公之子，齐庄公之弟，春秋时期齐国君主。③作色：变脸色，即生气。④尺蠖：尺蛾科昆虫幼虫的统称，其身体的颜色善于模仿周围环境的色彩从而逃避天敌。⑤归（kuì）：通“愧”。⑥曩（nǎng）：从前，以往。

【品读】

晏子是齐国著名的贤相，曾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节俭力行，尽忠极谏，使国君的行为得以匡正，老百姓的凝聚力得以强化。晏子死去十七年了，再也没有人像晏子那样给景公以忠言极谏。一天，与他的臣僚们宴饮时，景公射箭助兴，可惜，箭脱靶了，没射中。这时，传来一片叫好之声，面对这群睁眼说瞎话的臣子们，景公大为不悦，长叹一声，扔下了弓箭。这时，弦章走上前来，景公告诉他为何长叹的原因。弦章则乘机进谏。他首先批评臣僚们的行为是“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可谓精辟之论，入木三分。但这不是弦章进谏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让景公通过这件事来发现自身的失误。于是，他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尺蠖，这种善于模仿周围环境色彩的昆虫。尺蠖周围的环境是黄色的，那么他的身体也会变成黄色的，尺蠖周围环境的颜色是青色的，那么，它的身体的颜色也会变成青色的。我们知道，这是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拟态现象，目的是逃避天敌的啄食。也就是说，臣僚们智勇不足，要趋利避害，他们谄媚君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环境！这就把问题指向了景公。在做了这样循循善诱的铺垫和准备之后，弦章问景公：“君王啊，您是不是为臣子们提供了一个讲谄媚之言的环境呢？您是不是也爱听谄媚之言呢？”景公若有所悟，连连称善。

景公是不是真正对弦章之言有所领悟呢？是不是会以切实的行动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为臣子们创造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环境呢？后面的故事显示，这很成问题。海边的渔民进献来鲜鱼，景公就把五十辆车的鱼赐给弦章。想起晏子辞赏以正君的往事，弦章感到受之有愧，并且，在他看来，谏君的目的还没有真正达到，于是就辞谢了景公的赏赐，而对他的车夫说：“以往谄媚国君的人，都是想要这些鱼的人。以前晏子辞赏以匡正君王之失，当今诸臣谄谀以谋取私利。我现在辅佐君王，未见君王推恩于民众，而接受君王的赏赐，是违背了作为一个像晏子一样的谏臣所应恪守的原则，而顺从了谄媚者的欲望啊。”可见，一个臣子向君王进谏，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君王愿意接受正确的意见，却不身体力行，这更是难上加难！

【扩展阅读】

晏子朝，乘敝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敝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也。（选自《说苑·臣术》）

【原文6】

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①，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专其政。故曰：“无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②此之谓也。

【注释】

①比周：结党营私。②此句出自《老子》第三十六章，原文最后一句作“示人”。“利器”，指赏罚。意为权势禁令都是凶利之器，不可以随便动用。宋君使子罕掌刑罚大权，是以利器示人，终致不祥。

【品读】

作为一国之君，而忠奸不辨，终将危及自身，祸及国民。面对貌似忠良而心怀鬼胎的子罕，宋君失去了辨别能力，从此，与危机结缘，他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奸臣子罕的建议，又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他“站得高望得远”，从国家治乱的高度，向宋君讲了有关国家治理的不二法则：“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全系于君王的赏罚；赏的得当，则贤能的人们会因君王的劝勉更加努力，罚的得当，则奸佞小人会慑于君王的威严而有所收敛；如果赏罚不当，则贤能的人们得不到应有的劝勉，奸邪小人也不会有所收敛，他们会为了争夺爵禄而结党营私，欺骗尊长，蒙蔽国君，这不可不防呀。”这实在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像是一个为人臣者对国君提出的谆谆告诫，从而也迷惑了一心求治的宋国国君。紧接着，子罕耍了一个小把戏，他站在了“为君王分忧”的角度上，劝这个浅薄的主子：“行赏赐予是人们都喜欢的事，您就主持这件事；刑罚杀戮是人们所厌恶的事，就由我来做吧。”这个貌似中肯的建议其实暗藏着极为险恶的用心，而一个没有担当精神的国君只看到的是它的表面：“这很好，你做为人所厌恶的事，我做为人所喜欢的事，肯定不会为诸侯所笑。”

宋君终于上钩了。于是，国君行赏赐，子罕主刑罚。国人慑于刑戮之威，争走子罕之门，一年以后，子罕驱逐宋君，掌握了宋国的政权。宋君为他的浅薄和不辨忠奸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他搭上的不光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还有整个国家。所以说，不要削弱国君而增强臣子的权力。行赏赐予是国家治理的一般手段，而刑罚狱讼则是国家机器，关乎国家的命脉。国家命脉掌于奸臣之手，就像是鱼离开了水一样，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扩展阅读】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夫爵禄赏赐，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恶，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知杀戮之刑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诗》曰：“胡为我作，不即我谋。”（选自《韩诗外传集释》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