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因其形象而直观等特点，成为沂蒙地区随处可见的文化活动形式。广大群众获得了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耳濡目染其蕴含的思想。戏剧在教育群众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全民族抗战之初，文艺工作者每到一地，就自觉地分成若干小组，到群众中间表演节目。其中戏剧成了最受欢迎、最为普及的文艺。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学校宣传大队等一批专业文艺团体成立后，编演了一批新剧目。沂蒙的岸堤、马牧池、垛庄三个村庄首先自发成立了农村剧团。随后，沂蒙其他村庄也成立非专业剧团。农村青少年和民间艺人自发地成立了俱乐部。
随着大量专业和非专业的剧团成立，沂蒙地区戏剧活动普遍开展起来。有些剧团，基本运用戏剧形式开展宣传。1940年春，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在祝捷孙祖战斗胜利大会上演出了活话剧《狠狠地打》等剧目。8月，文工团在庆祝垛庄战斗胜利中创作和演出《垛庄战斗》组歌。1941年，文工团又赶写创作出独幕话剧《我们没有抗命》，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战士剧团为丰富戏剧剧目，创作出一大批形式新颖、内容深刻的话剧；如那沙、王汝俊等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活话剧；此外，还利用传统戏曲改编创作的《翻身》《王二懒春耕》等五六十个戏剧作品。省妇联领导的姊妹剧团在编演戏剧节目同时，培养了大批妇女戏剧人才。
然而，1941年的“扫荡”使得戏剧活动消沉下去。自从1942年沂蒙地区普遍的减租增资以后，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8月中旬，正是普遍发展民兵的时候。沂南横河村的青年抗日联合会成员每到临睡，便集聚在一起，演自己看过的戏剧片段，或是自己编凑一段。一天晚上，他们把被单接在两树之间，打起锣鼓，演起戏来，形成了剧团的雏形。接着又加以组织，便成为正式的剧团。在长山区民兵成立的祝捷大会上，他们组织了第一个晚会，马牧池和岸堤看了横河的戏以后，受到影响，重新把剧团恢复起来。同时张家峪子村也到区里要求帮助成立剧团，就在这样互相影响之下，从中心到边缘，从沂南到其他各县，逐渐地发展起来。
初期的农村剧团，由于一群农民组织起来的，台词都需要口授。在排演时，随便走近舞台走出舞台，或是在舞台上接谈其他的事情。在分配角色时，剧团成员好当主角和好当好看的角，不愿意演老太婆和汉奸。在出演时，导演在后台大声的指挥前台演员，演员在台上导演，有时演员忘了台词，便问观众。在化装上，愿意化装特别好的样或是特别怪的样，女演员愿意化得年青一些，不愿意按照剧本的规定。他们还好背台，尤其是女演员，背台的次数更多。在内部的组织上，只有队长指导员和几个小组长，没有舞台工作的组织。[65]
舞台工作，都是剧团负责人临时分配演员去做。需要组织时，便在剧团内部分工。在其后两年的排演出演之中，文协、宣传大队和山东公学不断帮助农村剧团以及各个剧团干部的集训，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农村剧团的性质和演戏目的。在戏剧表演、导演、舞台工作上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舞台工作的组织上，也根据各剧团的需要，划分了前后台的工作，具体分了工。在出演节目上，普遍能够演出快板、小调歌剧、秧歌剧、梆子剧。个别剧团能够出演话剧和歌剧。另外，文协提倡两个以上的剧团在一块儿组织晚会，使他们互相帮助和照顾。
1942年冬，戏剧活动开始走上了大众化、普及化道路。大量农村剧团的建立是沂蒙地区戏剧普及的体现。鲁中的沂南和滨海的莒南，是最活跃的两个县。沂南全县村庄的三分之一建立起了农村剧团。莒南是滨海区农村剧团最多的县。1943年元宵节，沂南九个农村剧团第一次联合公演，初步检阅了农村剧团，并且推动和影响了其他地区，使各县的农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44年春，当沂南第二次剧团联合公演以后，便成立了县戏剧协会；在县戏剧协会的具体推动下，各地也成立了戏剧协会。
1944夏，农村剧团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沂南长山区44个自然村，组织了13个农村剧团，15个村庄办了杂耍。各分区普遍的进行了联合公演。鲁中军区召开检阅大会时沂南县五个农村剧团举行联合公演，沂南其他农村剧团和各县的农村剧团派代表参观。由于剧本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演员比较良好的表演技术，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誉。尤其是敌占区来的士绅和青年学生。他们甚至怀疑是部队宣传队以农村剧团的名义演出。为了实证农民出演，第二天农村剧团的成员在舞台上举行了一次大合唱，使他们清晰地看出有小脚放成大脚的年轻姑娘，有面色黝黑、衣裳带补丁、腰间别着烟袋的庄户汉。
1944年底，莒南农村剧团增至110个，自己运营解决经费占全数的一半，演员突破3000人，排演过的节目2000多个，受宣传的人数约10万人。自编剧本超过300件。到1945年冬统计，全县剧团达143个，占全县村庄数三分之一。只有34口人的李家钓鱼台，也组织起大部分村民来成立了剧团。秧歌队几乎是每村都有。
农村剧团演员，大都由农村中的青年男女组成，以农村教师和学生为主。戏剧演出种类达二十多种。包括话剧、歌剧、小调剧、秧歌剧、锣鼓快板剧、京剧、弦子戏（即柳子）、鲁西梆子、活报剧、杂耍剧（曲艺）等。最普遍的形式是秧歌舞，包括打花棍、打花鼓、跑旱船、头子戏（亦称“耍葫芦头”即木偶戏）、抬赃官、踩高跷、老婆舞、儿童舞、活报秧歌等形式。总体看，以话剧、小调歌剧、秧歌剧为最多，杂耍、梆子调次之，京剧形式又次之。[66]戏剧演出经常在传统节日、重要纪念日、庆祝、欢迎、欢送、祝捷和劳军等重要活动中举行。
农村剧团戏剧剧目，大都来源于专业剧团和各文化部门的提供。许多农村剧团还利用旧形式改造适合自己口味的戏剧剧本。如东良店剧团利用旧形式创作了《变工组》话剧。《戏剧》第二期发表了贾霁《谈谈〈变工组〉的创作问题》，和《真事实演》两篇文章，使东良店剧团成为全省闻名的剧团。岸堤剧团改编和上演了《战长沙》、皮簧《战济南》、梆子《辞母抗日》。
在敌后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情况下，农村剧团还创造发明了很多演出道具。横河剧团，用泥铸成的钢盔模型，兴旺庄剧团用葫芦头做胡琴，有的剧团燃烧干木柴代替灯光，用十多个学生手拉手，拉在台前当作前幕，开幕后分向两边，代替边幕，并且幕间唱歌，活跃会场。
农村剧团各项文艺活动，都是积极配合农村支前参军、双减运动、大生产运动、扫盲运动等工作来进行的。(www.xing528.com)
在配合参军运动中，有不少农村剧团上演了省文协创作的大型多幕话剧《过关》，动员了很多人参军。洙边区三界首、东夹河两个农村剧团，头天晚上演出的《依靠谁反攻？》，第二天演员们在参军大会上高呼：依靠谁反攻？就依靠咱们参加主力去反攻。说罢都跳上台去报名参军。十字路的韩大娘在送最后一个儿子参军时，编了一段歌剧《送子参军》。她化装成父亲，请另一位大娘扮演母亲，在台上现身说法，表演得有声有色。1944年元宵节，十字路镇布置了一个欢迎参军的万人大会场。20多个村庄的秧歌队参加了拥军参军大会。渊子崖农村剧团演出了古装传统京剧《木兰从军》，十字路剧团演出了《打渔杀家》，前新庄剧团演出了京剧《夜摸营》《王家岭报告》。沂南保护庄剧团演了参军戏之后，全体演员跳上参军大会台上报名参军，女团员也一齐跳了上去。此后，滨海区就把这一天称为“参军节”。
在配合减租工作中，洙边区环河崖剧团排演了《减租》。地主看过后马上去找当地干部，对干部表示立即减租。不少农村剧团排演了京剧《谁养活谁》，群众看过戏后，争着找地主讲理。进行“查减”时，有些佃户们死活不承认地主的明减暗不减。看过戏剧《明减暗不减》后，才觉悟到是被地主愚弄了，于是纷纷行动起来，彻底地进行减租减息运动。
在配合大生产运动中，许多农村剧团都排演了劳动模范郑信的话剧《郑信开荒》，歌颂劳动光荣。同时，排演了改造农村懒汉的山东快书《懒汉回头金不换》。壮岗村农村剧团演出《反对二流子》后，被影射的那个二流子情急之下立即改正。兴旺庄剧团还进行了集体开荒和办合作社，并把收获充作剧团经费。
在优属活动中，各农村剧团排演了歌剧《抗属真光荣》。秧歌队敲锣打鼓送光荣牌、送年礼、拜年。
为动员逃亡战士归队，各农村剧团除排演了《李二牛归队》外，并积极编唱歌曲、小调，《归队歌谣》一度流行莒南全县。
配合扫盲运动，白秋村业余剧团演出的反映不识字害处多的《病故一人》。故事说的是父子二人在外地城市开小商店，给家里人写信说，因为生意很好，所以“并雇一人”，只因错写为“病故一人”，引起在家的婆媳二人的误会，婆媳失声痛哭，并披麻戴孝哭着赶去城里处理后事，上演了一出闹剧。群众看后体会到不识字的害处。马牧池剧团演出《两个错字》时，反映了识字、学文化的重要性。其中扮演儿媳的女演员演得悲痛动人，观众也跟着落泪，暗暗下定决心，要多识字，学文化。
为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有的剧团排演了鲁西梆子《老婆婆的觉悟》，有的排演了戏剧《王大嫂翻身》与《解放之路》。许多苛婆婆看后，对媳妇的态度就有了转变。
信鬼神思想，在当时的沂蒙农村是比较普遍的。通过上演戏剧进行宣传教育后，情况都大有改变。不少村子里的土地庙和其他庙宇中的神像都被农民掀掉了。有的村子干脆把庙宇变成了冬学、小学和民兵自卫团的值班室。
移风易俗运动中，一些农村剧团上演了时装京剧《巧中巧》与古装传统玄子戏《崔门搬兵》等。
农村剧团的活动，不仅配合了各时期的中心工作，也推动了农村的文化普及工作，起到了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的作用。一般农村剧团团员的文化程度提高都很快。因为演戏要背台词，他们又不甘心总是跟着别人一字一句地念，为了尽快多识字，他们经常翻着剧本学认字；有的人把台词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就连烧火做饭、耙地干活、推磨磨米的时间也不放松。要演好戏就要去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体会剧本的内容和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政治觉悟自然而然地也随着提高了。
沂蒙地区戏剧角色中，过去舞台上的主人公，大都是老人、少爷、公子、小姐；老百姓只是随从、丑角、配角；抗战舞台上的主角，换成了人民群众自己，老爷、大人则变成丑角。舞台成为政治动员、教育群众翻身的舞台。
戏剧的普及悄悄改变了沂蒙农村旧风俗与旧的生活方式，人民的生活风貌也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人民的精神面貌也随之改变了。张凌青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戏剧普及运动》中这样评价道：跟着人民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翻身，文化翻身也在一起前进。这可以作为标志着这些落后的地区已经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天地，这些人民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人民。而从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也能透视这先进地区、这新时代的人民生活的全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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