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日寇将侵略的主方向转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残酷的大“扫荡”。日寇还对其侵略势力所及范围内极力推行“治安强化” 运动，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等多种手段并行，对反日活动进行血腥镇压。日寇先后对沂蒙地区野蛮实施了五次大规模“治安强化” 运动。1941年秋，“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的鲁南、鲁中等山区。沂蒙地区进入抗战最艰难时期。除滨海区（初期鲁东南抗日根据地）与鲁中区抗日根据地面积较大外，沂蒙其他各区被分散成若干小块游击区域。刚刚兴起的沂蒙抗战文化受到重创，大量报刊被迫停办，《大众日报》《泰山时报》等报刊及印刷厂也被迫经常转移地点，在战争中仍坚持出版。[10]大批抗战剧团和宣传队也不得不因势而精简。1940年1月1日，山东战地服务团、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和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队合编为纵队政治部鲁迅宣传大队。
日本侵略者对沂蒙地区还加紧了文化侵略。他们在沂蒙各地成立新民会，在城镇建立所谓各类专业分会，在农村对社会团体和组织进行备案管理，大力扶植会道门等黑社会组织。日本侵略者到处散发传单、绘制标语、涂抹漫画、出版报刊、编辑小说，作品内容荒诞无稽甚至污秽不堪。新民会通过教育馆、图书馆以及阅报处等文化侵略机构，利用集会、宣讲等手段对群众进行疯狂的奴化宣传和教育，从而达到泯灭群众民族意识的目的。
为了有效回击奴化宣传、发展抗战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为沂蒙抗战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时沂蒙各地抗战文化各自发展，相关的文化指导机构和政策亟待完善与统一。1940年8月17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工会）成立，内设教育组，成为统一的文化教育工作机构。与此同时，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省文协）成立，成为文化界统一的群众组织。成立宗旨均是便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指导下统一推进沂蒙抗战文化的发展。同年9月，省文协工作纲领具体规定文化工作的内容。12月7日，山东分局发布《关于宣教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帮助与指导地方文化团体开展抗战文化工作，并要求创办抗战书刊。省文协于1941年1月出版综合性文化刊物《文化阵地》，还成立文化俱乐部，召开文化界座谈会、讨论会等，巩固文化统一阵线，促进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在群众中锻炼和创作文艺作品。[11]194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山东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对戏剧工作提出了戏剧要政治化、要现实化、要群众化的要求。[12]上述文化工作举措，推进了沂蒙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战文化建设驶入有组织有计划的运行轨道。
沂蒙抗战文化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曲折发展起来。1940年9月，鲁中南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协会通过了广泛开展文化和教育运动的决议。随后，沂蒙各地专业文艺团体组织和文化界救亡协会纷纷组建。各文化团体组织在文化界救亡协会指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其一，利用传统节日及纪念日举行抗战文化宣传活动。如《大众日报》和《新山东报》等开展文化纪念与抗战宣传活动，并开辟了鲁迅纪念专号；八路军一一五师文艺习作会举行抗战文艺宣传研讨会，开展鲁迅纪念活动，同时在其创办的《战士》报上开辟纪念鲁迅专号。其二，作品评奖等抗战文艺创作活动不断推进。如1940年8月，省文协与《大众日报》社以及文化出版社等联合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文艺作品创作评奖活动。其三，文艺会演活动此起彼伏。其中1941年相继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联合文艺演出。此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抗战文化队伍构建起来。文化作品的创作越来越多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抗战生产生活实践；有的直接到抗战最前线汲取创作题材，有的走向街头巷尾将艺术推向广大群众，有的深入到田间地头体验实践素材。文化作品的基调从抗战激情走向实践理性；文化作品形式与内容在通俗易懂的鲜明风格基础上更加丰富多样，新元素不断加入。如民间秧歌的高跷、旱船、舞姿内容增添了抗战内容，传统曲艺进行了革新，美术创作融入了民族精神。文化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更趋契合，并不断提升。(www.xing528.com)
为推进沂蒙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战工会教育组（后改为教育处）于1940年8月1日成立，这是山东省第一个省级教育行政机构。[13] 同月7日，战工会发布《战时施政纲领》，要求广泛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沂蒙教育在战火硝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1941年7月4日，山东分局要求各地开展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国民教育工作，普遍成立小学，并在县、专区分别成立一个以上中学和各种专门干部学校及职业教育[14]；与此同时有组织有计划的用各种各样形式去进行社会教育[15]。沂蒙地区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学生和学校数量大大超过战前水平。数以千计的农村俱乐部、庄户学、识字班、夜校、冬学等多类型的社会教育机构遍布沂蒙各地。短期师范班和师范学校大量攀升。中小学教员的业务水平和生活待遇不断提高。教育的投入也逐渐增加。
为了有计划有组织推进图书出版、报刊发行等工作，山东分局于1940年12月发出《关于宣教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图书发行机构。翌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发行书报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各地方应当大量的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16]1940年4月，山东分局成立山东文化出版社，出版各类教材及抗战文化读物等，如《抗战道理》《怎样办农救会》《青救会读本》等。[17]12月7日，山东分局将山东文化出版社重组为大众印书馆，主要发行通俗读物和识字教材等。沂蒙地区新发行了多种报刊，如《山东文艺》《前哨妇女》《山东导报》等。而且许多报刊发行量与日俱增。《大众日报》于1942年10月1日改为二日版后，每期发行量攀升到8300份。
纵观定型成长期，由于日寇对沂蒙地区频繁的“扫荡”，刚刚起步的沂蒙抗战文化遭遇挫折。面对日本侵略文化的疯狂“围剿”，沂蒙抗战文化在自强不息与不断革新中艰难前行，最终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与沂蒙地区党组织制定适时、适宜、适地的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这时期，沂蒙抗战文化从分散、自发的状态逐渐过渡到有组织、有规划的势态。由于频繁的战事，文化活动只在中心区域开展；时间大都集中到传统节日和重要纪念日。沂蒙抗战文化基本任务已经从抗日救亡的动员时期过渡到抗战文化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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