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内陆亚洲地区的陆路交通空前发达。自唐以后被阻断的东、西方之间的陆路交通，再次畅通无阻，其间不必经过任何中间环节。这主要是由于蒙古世界性帝国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处于蒙古各宗藩的统治之下，而各宗藩之间关系紧密。欧亚大陆陆路通道的重新畅通，使得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使臣、商旅和传教士等，可谓络绎不绝。
蒙古人的三次西征，尤其是拔都所领导的第二次西征，给整个欧洲社会带去了极为强烈的震动。教皇和西欧的君王们，为了解蒙古人的虚实以及在东方传教，陆续派遣使节来到东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约翰·普兰·加宾尼（John de Plano Carpini，有译作“卡尔平尼”或“柏朗嘉宾”等）和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Rubruck）（本书采用《出使蒙古记》一书的译法）等传教士的东来。
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加宾尼作为使节前往蒙古高原，他是最早东来的教皇使节。加宾尼的出使背负着多重目的，除打探蒙古人虚实以获取情报之外，他还带着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意图劝服蒙古人停止杀掠和攻击基督教国家。加宾尼于1246年抵达伏尔加河流域，至萨莱城晋见拔都汗。随后，拔都汗又派蒙古人以最快速度将他送往蒙古本土，以便能赶上贵由汗的即位大典。这年七月，历经艰苦跋涉，加宾尼到达哈剌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在觐见贵由汗之后，他带着贵由汗致教皇的书信返回欧洲。1247年秋天，加宾尼回到里昂，向教廷呈上贵由汗的回信以及出使蒙古的报告。这封距今近八百年的回信，至今仍保存在梵蒂冈的秘密档案库里，而那份报告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蒙古行纪》。教皇对蒙古人的劝谕并未起作用，不过加宾尼的《蒙古行纪》却为当时的欧洲提供了不少有关东方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加宾尼提到“契丹”这个国家，不过他并未到达中原汉地。
鲁不鲁乞是法国人，1253年，他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命令，以传教为名东往蒙古地区。鲁不鲁乞也同样先至伏尔加河畔拜谒拔都汗，这年年底抵达哈剌和林南面的汪吉河蒙古营地。1254年初，鲁不鲁乞见到蒙哥汗，他请求能在蒙古地区传教，不过遭到拒绝，遗憾地带着蒙哥汗致路易九世的书信西返。蒙哥汗在致路易九世的信中说：“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地上只有一个君主，即天子成吉思汗。”同样，鲁不鲁乞也撰写了一部他的出使报告《东行纪》。在《东行纪》里，鲁不鲁乞证实了“契丹”就是西方人传说中的赛里斯人（Seres）所居住的国家。
如果说大蒙古国时代东来的传教士的主要使命是刺探蒙古情报的话，那么到了元代，东来的西方传教士们的主要任务已更多地转向了传教活动。不同于大蒙古国时代的状况，传教士们已纷纷踏足中原汉地。元代影响最大的当为约翰·孟帖·科儿维诺（Jean De Monte Corvino，又译作“蒙高维诺”）。除此之外，来到东方影响甚大的传教士还有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人。
科儿维诺像
约翰·孟帖·科儿维诺是第一位获准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教士。1289年，受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科儿维诺经亚美尼亚、波斯、印度等地，循海路来到中国。1294年，科儿维诺抵达大都，得到元成宗的许可，在大都传教。科儿维诺在大都的传教活动卓有成效。1307年，罗马教廷特设汗八里总教区，委任科儿维诺为总主教，负责远东地区的传教活动。科儿维诺将《新约圣经》和《旧约·诗篇》译为蒙古文，在蒙古贵族圈里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还派出传教士至杭州、扬州、泉州等地传教，留存至今的方志、碑刻等史料，已证明了当时这些地区天主教的存在。1328年，科儿维诺于北京逝世。科儿维诺去世后，元廷与教皇之间还有所联系。不过，由于缺乏像科儿维诺这样的领袖人物出现，天主教也随着元的覆亡而在中原汉地消失。
鄂多立克（Friar Odoric），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他于1314年从威尼斯出发，经君士坦丁堡、伊朗、印度以及东南亚等诸国，由海道来到广州。他在中国游历时间长达六年（1322—1328），曾留住大都三年，参加元宫廷的活动，并曾得到科儿维诺的赏识。1328年，鄂多立克经甘肃、西藏以及中亚等地，由陆路返回威尼斯。鄂多立克游历东方多年，晚年居住在帕多瓦，在病榻中口述了他的东方之行，由此留下了著名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一书。鄂多立克被视为是仅次于马可·波罗的中世纪大旅行家。他留下的《东游录》记载了很多马可·波罗所未曾提及的事情，如中国妇女的缠足，广州地方人们食用蛇肉，以及西藏的天葬习俗等，丰富了当时欧洲人对东方中国的认识。
1338年，教皇派出一个使团经陆路来到元朝，1342年使团抵达上都，至1346年才由泉州循海路返回欧洲。这次来华的使团向元顺帝进献了一匹“天马”，被视为元朝一大盛事，当时有诗称：“至正壬午秋之日，天马西来佛郎国。”（陆仁《乾乾居士集·天马歌》）佛郎国，或源于“法兰克”之名，蒙元时代泛指欧洲。这个使团中有一位教士名叫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他返回欧洲后，向教皇呈递了元顺帝的书信。马黎诺里后来根据回忆，留下了一部《东游回忆录》，介绍了东方的情况。其中有关刺桐城（泉州）的记载，非常值得留意。
以上所叙述的是欧洲传教士的东来。伴随着这些传教士的东来，欧洲对东方的认识得到加强。欧洲社会对中国有了比较直接的认识：当时被称为“契丹”、“蛮子”的地区，就是以前的“赛里斯国”；中国人口繁众，经济富裕。(www.xing528.com)
除了欧洲传教士东来之外，还有西亚、北非等地的人士东来，其中著名者有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Hethum I）、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等。
1244年，基督教国家小亚美尼亚归附蒙古。1254年，其国王海屯一世赴蒙古高原觐见蒙哥汗。海屯一世先至伏尔加河流域谒见拔都，随后继续东行，抵达哈剌和林见到蒙哥汗。他得到蒙哥汗的敕令，各地教堂获得自治权。返回小亚美尼亚后，他撰写了《海屯行纪》，记载了沿途各地的状况，此书成为研究十三世纪中亚地理和东、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伊本·拔图塔是非常著名的穆斯林旅行家，自1325年始，他游历了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印度、阿拉伯半岛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1342年随元朝使臣藉海路来到中国。返回故乡后，受摩洛哥国王之命，他将自己的旅行闻见口述了下来，由书记官笔录，是为《伊本·拔图塔游记》。
蒙元时代，东来的人士为数不少，他们或者留下了游记，或者有史料记载了他们。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中国人踏足西方。那么，这些由东而西行的中国人，他们的状况又如何呢？或许最值得一提的是列班·扫马（Rabban Sauma）。他是最早到访欧洲的东方旅行家，也可以说是蒙古时代有史料记载的唯一一位到达欧洲的中国人。
列班·扫马出生于大都，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1275年，列班·扫马与他的弟子马忽思（Marqos）在元廷的支持下，决定奔赴耶路撒冷朝圣。他们沿着陆路西行，抵达伊利汗国剌哈城（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拜谒了该城聂思脱里教会总主教马儿·腆合。受阻于战争之故，他们滞留于伊利汗国，未能前往耶路撒冷。马儿·腆合后来将他们召至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打算派遣列班·扫马东返，无奈仍因战争阻隔，未能成行。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命列班·扫马出使教廷及欧洲诸国。他游历了英、法、意等国，圆满完成任务回到伊利汗国。正是由于列班·扫马的此番欧洲游历，才促使教皇派遣科儿维诺前往东方。列班·扫马最后在报达去世。他有一部用波斯文书写的旅行记，不过已经遗失。迟至1887年，叙利亚文献《教长马儿·雅八·阿罗诃和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被发现，其中摘译了列班·扫马游记的部分内容，这位曾游历过欧洲的东方人的信息才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蒙元时代东、西方海、陆交通空前发达，不仅蒙古各宗藩间往来密切，中国与欧洲、东南亚各国以及非洲地区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起来。能够与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鄂多立克等东来旅行家相提并论的元代旅行家，非汪大渊莫属。
汪大渊是江西人，他年轻时就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曾游历至当时最大的对外港口泉州，深为各色异域风物所吸引，由此激发了他出洋游历的雄心壮志。他先后于1330年、1337年两度从泉州浮海出洋，其航行线路所及地域十分广泛，东南亚诸国、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埃及、摩洛哥等地均留有他的足迹。他于1349年开始撰写《岛夷志》一书，后又将该书简化为《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自己航海远行所到达的各个地方和各种见闻。他被视为是“东方的马可·波罗”。从汪大渊的记载可以知道，当时中国的青瓷、白瓷、青花瓷等各类瓷器，已远销波斯湾、红海以及东非海岸诸港口。今天，当地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点。元代中、非之间已有直接往来，应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人称埃及人为密昔儿（另有“密乞儿”、“米西儿”等多种写法）。
永乐宫外景。永乐宫修建于元代，殿内壁画绘的是各路神仙朝谒元始天尊的盛况，数百位神仙姿态各异，形神俱备，不失为元代壁画中的珍品。
由于蒙古各宗藩间往来频繁，中国人去往中亚、西亚的人士也随之激增，他们留下了许多反映当时地理状况的游记。其中著名者有如下数人：耶律楚材，他曾扈从成吉思汗西征，行程数万里，中亚很多地方都留有他的足迹，他著有《西游录》，这是我们了解十三世纪中亚历史地理状况的一部重要著作；丘处机奉召西行至中亚觐见成吉思汗，其随行弟子李志常整理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西北、中亚地区的山川道里及沿途所见风土人情；此外，还有常德奉蒙哥汗之命西行，远赴中亚、西亚地区觐见旭烈兀，刘郁笔录了常德西行的各种见闻，此为《（常德）西使记》。《西使记》记录了伊斯兰地区的各种状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提及“天房”，这被视为是汉文史籍首次直接记载了麦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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