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宗教宽容的成就

提起蒙元时代的宗教，许多人通常都会注意到当时各种宗教的流行，以及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最具代表性的莫如蒙哥汗对来到东方的基督教传教士鲁不鲁乞（Rubruck）所说的那句话：“我们蒙古人相信世上只有一个上帝，在他保佑下我们生活，在他保佑下我们死亡，对于他我们怀着一颗正直的心……但是，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地，他也赐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27]蒙哥汗的意思十分清楚，“上帝”让人的手生出互不相同的五根手指，“上帝”也允许不同地方的人们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蒙古人并不属于任何单一的某种宗教。在前四汗时期，各种宗教若能为大汗“告天祝祷”，都可以得到蒙古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蒙古人所尊崇的“一个上帝”，其实是“长生天”。

如果我们留意十三、十四世纪相关著作的记载，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信仰佛教的人们会告诉我们，蒙古统治者对佛教是尊崇的；伊斯兰教的信众会告诉我们，蒙古大汗对他们是多么的宠信；而基督徒则会告诉我们，蒙古大汗对基督教礼遇有加。在蒙古的宫廷里，时常出入各色宗教徒的身影。蒙古诸王和哈敦（妃子）们，不仅对自己领地内的各种宗教提供保护和给予各种赏赐，还会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府邸来，以示亲近。有不少蒙古宗王和妃嫔，则已开始信奉基督教、佛教等各种宗教。

《高峰原妙禅师像》（元代赵雍绘，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高峰原妙是元代禅宗的领袖，赵孟頫、管道昇夫妇与之过从甚密，曾拜他为师。此像是在高峰圆寂后所绘。

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曾说道：“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成吉思汗）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即佛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28]

蒙元统治所及的区域内，流行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佛教（含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摩尼教、白莲教等。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前者可以说是自唐代中断之后的再一次出现和发展，而后者在元代的发展，为我国回族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临济寺。临济寺原称临济院，坐落于河北省正定县城生民街东侧。最早建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

蒙古人所尊崇的是原始宗教萨满教，这是在中国北方民族中普遍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天地、日月、山川、树木，以至雷电都有神灵主宰。蒙古人最为尊崇的是“天”，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神灵，蒙古人常将天称为“长生天”或“腾格里”。蒙古人说：“上天只有一个，即长生天；地上只有一主，即统治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蒙元时代，几乎所有的诏书中开头第一句必是“长生天气力里”。蒙古人的社会生活中，萨满巫师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不仅帮助人们禳灾祛病，还扮演着沟通神灵和上天的中介的角色。西方传教士说道：“（蒙古）没有领袖，没有法律，而只有巫术和占卜，这些地区的人，对于巫术和占卜是极为重视的。”[29]也就是说，萨满教在占卜、祭祀等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大。

曹洞宗为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之一，道场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云居山的真如禅寺。

蒙古人比较早接触到的中原地区的宗教是道教中的全真教。金末全真教崛兴于华北地区，成为当时道教中最重要的一个教派。蒙古人南下中原的时候，很早就接触到全真教。当时全真教道士丘处机声名最隆，曾数次受到金世宗的征召。他的主要传教活动地域在山东地区。当时，山东处于蒙古、金和南宋三方势力的争夺之下。成吉思汗派遣刘仲禄邀请丘处机前往西域。1220年春，丘处机权衡之后，接受了蒙古方面的邀请，带领门下弟子尹志平等人，从莱州启程出发，经长途跋涉，于1222年四月抵达“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八鲁湾行宫，觐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他为“神仙”，他曾三次召见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之道。丘处机以“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等作为回应。之后，全真教凭借着大汗召见的威风，在华北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佛教势力形成很大威胁。

石雕海云印简禅师像（元初）

金元之际，北方佛教诸派中以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影响最大，蒙古人比较早接触到的汉地佛教就是这两个宗派。蒙古军队攻金的时候，俘获了临济宗的中观禅师及其弟子海云印简。木华黎曾延请中观、海云师徒到北方弘法，成吉思汗知道此事后，嘱咐木华黎给予他们师徒以优待：“尔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着。”海云禅师后来备受蒙古贵族的尊崇，他与忽必烈关系就非常近密。海云的弟子刘秉忠，更是成为忽必烈身边的重要谋臣。当时，临济宗虽发展兴盛，不过若论影响，曹洞宗或许更胜一筹。曹洞宗的万松行秀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由于蒙古早期接触到的是北方的禅宗，禅宗也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不过进入元代以后，由于蒙元的统治者需要平衡佛教内部各派的势力及其影响，曾出现过所谓“崇教抑禅”的政策。(www.xing528.com)

大蒙古国时期，华北地区的佛教和道教发生了争斗，蒙古的大汗们更多的是倾向于佛教的。1258年，在最后一次佛、道辩论之前，事实上蒙哥汗已倾向于佛教。蒙哥汗曾说：“释道两路，各不相仿，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指景教）言得升天，达失蛮（指伊斯兰教）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忽必烈说：“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为三圣，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达性命，唯说现世，止可称为贤人；佛之垂范，穷尽死生善恶之本，深达幽明性命之道，千变万化，神圣无方，此真大圣人也。”（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

蒙古人接触到藏传佛教，或许早在征服西夏前后就已开始了。1234年，窝阔台二儿子阔端分镇河西（西夏故地），并负责经略吐蕃诸地。1240年，阔端派军进入到西藏腹地拉萨附近地区，蒙藏间的实质性接触才开始出现。1246年，阔端与西藏方面的代表萨斯加派法王萨加班智达公哥监藏在凉州会晤。这次会谈当然是一场商谈西藏归附蒙古的政治性谈判，但同时它也涉及藏传佛教的事务。蒙古人对于藏传佛教的认识和理解逐渐加深，阔端本人甚至还接受了藏传佛教，以至于希望能有一名精通佛法的高僧作为自己的“上师”。萨斯加派由此在西藏佛教界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他们与蒙古王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萨加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继承了他的事业。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更加密切，包括忽必烈在内的不少蒙古贵族都推崇藏传佛教。忽必烈于中统建元时封他为“国师”，后又晋升他为“帝师”。萨斯加派首领长期掌管西藏地区的宗教事务和地方政权；而出身藏传佛教的元朝历代“帝师”们，还统领着全国的佛教事务。元代藏传佛教虽然得到蒙古人的尊崇，不过终元之世，蒙古人并未全民皈依藏传佛教。蒙古人皈依藏传佛教，要迟至十六世纪，那时距离元代覆亡已过去了大约两百年之久。

蒙古的三次西征，给中亚、西亚地区的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系列伊斯兰国家被蒙古军队所征服。随着蒙古人大量来到中亚、西亚地区，蒙古人在各地的统治不断深入，散布在欧亚大陆上的许多蒙古人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子孙中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是术赤的第三子别儿哥。伊利汗国从合赞汗统治时期（1295—1304），在今天伊朗地区的蒙古人，基本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察合台汗国境内的不少蒙古人也伊斯兰化了。元王朝境内的不少蒙古宗王也崇奉伊斯兰教，其中著名者如忽必烈之孙阿难答。与此同时，大量的伊斯兰民众也来到东方，他们有的为蒙元朝廷服务，如牙老瓦赤、赛典赤、阿合马等人，此外，还有大量商人、工匠、士兵等从事各项事务。伊斯兰教受到元廷的支持和保护，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较高。由于大量的穆斯林来到东方，伊斯兰文化也随之得到传播。中国的回族就是在历经元代的发展之后，于元末明初逐渐形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民族。《明史》记载：“元时，回回遍天下。”伊斯兰教在元朝境内得到很大的发展，赛典赤·赡思丁主政云南时，云南有些地方的居民“尽回回教徒”。云南曾被称为“犍陀罗”，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妙香之国”。到了十三、十四世纪，由于赛典赤等伊斯兰信众的进入，在伊朗历史学家的《史集》等作品中，那里已被认为是一个伊斯兰教非常流行的地区了。

蒙古部未统一蒙古高原以前，草原上已有不少部众信奉聂思脱里教（基督教的一支，唐代已传入东方，当时称“景教”），如乃蛮、克烈、汪古等部。蒙古崛兴于草原的时候，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已在蒙古宫帐内活动，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就是聂思脱里派的教徒。旭烈兀正妻脱古思哈敦、蒙古西征军主将之一的怯的不花，都是基督教的信徒。蒙古西征之后，被俘获的军士、工匠中有不少是聂思脱里教徒、天主教徒以至东正教徒。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派出大量教士到访蒙古宫廷。鲁不鲁乞称，在哈剌和林有基督教堂。元人将基督教各派都统称为“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它包括了聂思脱里教、天主教等各派。

蒙元时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留下了一些“旅行记”，他们所提供的一些信息告诉我们，虽然蒙古统治者不曾皈依基督教，不过对于基督教还是十分礼遇的。十三世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自称是作为教皇使臣来到东方的。马可·波罗十分频繁地提及基督教在东方的状况，并特别提到忽必烈对基督教的态度。据《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七十九章《大汗对于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回教徒佛教徒节庆付与之荣誉及其不为基督教徒之理由》记载：

大汗得胜以后，盛陈卤簿，凯旋入其名称汗八里（大都）之都城，时在十一月之中也。驻跸此城讫于二月杪，或三月吾人复活节届之时，应知此节为吾人重要节庆之一。大汗届时召大都之一切基督教徒来前，并欲彼等携内容四种福音之《圣经》俱来。数命人焚香，大礼敬奉此经，本人并虔诚与经接吻，并欲在场之一切高官大臣举行同一敬礼。彼对于基督教徒主要节庆，若复活节、诞生节等节，常遵例为之。对于回教徒、犹太教徒、偶像教徒之主要节庆，执礼亦同。若有人询其故，则答之曰：“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最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然大汗有时露其承认基督教为最真最良之教之意。盖彼曾云，凡非完善之事，此教绝不令人为之。大汗不欲基督教徒执十字架于前，盖因此十字架曾受耻辱，而将一完善伟大之人如基督者处死也。

或曰，彼既以基督教为最良，缘何不皈依此教，而为基督教徒欤？其理由如下：……此国之基督教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至若偶像教徒则能为所欲为。我坐于席前时，置于中庭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汝辈谅已知之。其偶像能言，预告彼等所询之事。若我皈依基督之教，而成为基督教徒，则不识此教之臣民语我曰，汗因何理由受洗而信奉基督教，汗曾见有何种灵异何种效能欤？汝等应知此处之偶像教徒断言其能为灵异，乃由其偶像之神圣与威权而能为之。若以此语见询，我将无以作答。此种偶像教徒既借其咒语、学识能为种种灵异，我若铸此大错，此辈不难将我处死。汝等奉命往谒教皇时，可求其遣派汝教中有学识者百人来此，俾其能面责此种教徒行为之非。并告之曰，彼等亦能为之，特不欲为者，盖因此为魔术耳。若能如是驳击偶像教徒，使此辈法术不能在彼等之前施行，复经吾人身亲目击，吾人行将禁止其教，放逐其人，而受洗礼。

马可·波罗所言，当然有言过其实之处，不过他叙述大汗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都给予尊崇，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元代宗教的多元，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多元，欧亚大陆间的交流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紧密得多。蒙古人征服世界后，大汗们对东西方各地的宗教都保持宽容的态度，于当时蒙古人而言，诸种宗教，犹如五指，各有其功用。

一个至今引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十三、十四世纪蒙古人统治着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伊朗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钦察汗国也曾奉伊斯兰教为国教；那为何金帐汗国控制下的斡罗斯诸公国没能使蒙古人皈依东正教，而在元王朝统治下的蒙古人也没有皈依佛教或者道教呢？它的原因很多，而且差异很大，无法一概而论。仅就汉地社会而言，我们知道，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全民信仰宗教的社会；而且汉地多种宗教并存，即便影响最大的佛教，它的信众其实也只是部分。因此，它很难出现类似于伊朗地区蒙古人都皈依伊斯兰教的那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