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又称“道学”，它最早出现于北宋统治下的中原地区。
理学的创始人是周敦颐，《宋元学案》对周敦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评述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元公”是周敦颐的谥号；所谓“二程”，即是程颢、程颐兄弟。所谓“性道”，是以讨论“天道性命”为核心的一种哲学思想。
周敦颐像
二程兄弟在周敦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他们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二程认为“理”是宇宙终极的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天理”是道德原则与等级制度的总称，同时也具有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为南宋朱熹理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宋南渡之后，周程之学随之播迁至南方，并且日渐壮大，至朱熹时集其大成。朱熹兼采佛教、道教思想，形成了一种我们通常所说的“理学”。理学中所涉及的“先天太极”、“天理”观念，就含有古代道家的自然哲学观念的要素；而“心性”之说，则具有佛禅的要素。“程朱理学”是指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以“理”为最高范畴的一种学说。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与晚唐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不无关系。当时传统的伦理道德失范，宋统治者倡导尊崇儒学，努力重建儒家伦理道德纲常，以革除时弊。在这样的新要求下，理学也就随之顺势而起。
程颢像
程颐像
随着宋宗室南迁，理学在北方一蹶不振，几乎至于“销声匿迹”的境地。不过，它当然不可能绝迹，周程之学的余脉在北方仍不绝如缕。如二程“伊洛之学”，就在泽州（今山西晋城）留有余脉。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曾说：“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中（1064—1067），明道程先生（指程颢）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学校，暇时亲至，为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刘因：《静修集》卷十六《段直墓碑铭》）金代李俊民、郝经家族，都颇具儒学声望。
朱熹像
金代统治下的北方社会，也曾流传有南方的理学。“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十三《性理一贯集序》）所谓“四书”，当指朱熹的《四书集注》。金末大儒李屏山著有《鸣道集说》，该书除批评北宋二程外，还对南宋的朱熹、杨时等人提出批评。可见，宋金对峙时，北方学界对于南方理学有所知晓，朱熹的理学也在北方有所流传。
金元之际理学北传的代表性人物是赵复。1235年，蒙宋战争中蒙军俘获宋儒赵复，并将其带到北方，这标志着理学开始在北方重新流传，所谓“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元史》卷一百八十九《赵复传》）。
赵复到北方后，理学开始在北方建立起自己的师承授受体系。赵复带到北方的程、朱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如著名学者姚枢、许衡、郝经、刘因等人，他们都因为得观赵复所带来的理学著作，而开始尊信理学；此外，赵复还开设学校（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许衡在读到赵复所传授的程朱著作后，就抛弃了原来他所专注的传统章句之学，转而以提倡理学为己任。许衡与刘因，是元初最为著名的两位理学大家，他们在元代的影响十分巨大。
刘因像(www.xing528.com)
然而，理学虽然已开始在北方传播开来，但它要成为北方知识界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学说，尚有很大一段距离。当时，在北方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宋金以来的“旧学”，这种“旧学”很大程度上重视的是词赋之学。它与隋、唐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导向有关。金元之际，东平府吸纳了大量的文人士大夫，并渐成规模。他们在学术上基本上因袭的是金源遗风，学风是旧金遗留的诗赋、经术之学，他们被称为“东平学派”。东平学派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不过蒙古统治者对于东平学派与理学的倾向性态度，似乎是不明朗的。[25]
元代初期，蒙古统治者对于理学与东平学派并未有截然的取舍态度。忽必烈厌恶金代儒生们崇尚诗赋的风习，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忽必烈本人对儒士抱有很深的偏见，甚至认为儒生误国。金、南宋的不少遗民也认为儒生误国。南宋遗民谢枋得说：“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叠山集》卷六《程汉翁诗序》）至元八年（1271），侍讲学士徒单公屡欲奏行贡举，忽必烈召姚枢、许衡与宰臣廷辩。“[董]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文忠对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事遂止。”（《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文忠传》）世祖忽必烈朝，一直拒绝推行科举，与此不无关系。
《归去来辞图》（局部，元代钱选绘）。此图借陶渊明乘坐扁舟归隐田里的情景，以表达自己对超然清高的隐逸生活的向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学更多扮演的角色，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充当钳制民众思想的工具。理学严肃强调纲常礼教，可以说它很好地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许衡和刘因等理学家都十分重视《小学》、《四书》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许衡说：“《小学》、《四书》，吾敬如神明。”（《许衡集》卷九《与子师可》）“文公（朱熹）《小学》、《四书》，次第本末俱备。有王者起，必须取法。”（《许衡集》卷二《语录下》）这主要就是因为儒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德要求，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于统治者而言，这是尤为紧要的。
中统、至元初年，许衡担任国子祭酒；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学正式定制。各级学校逐步按照理学的要求规定课业。在元政府的推动下，理学逐渐成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也逐渐在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而完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关键推力，则是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的举措。
元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上奏：“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也就是说，元代科举更重经义，它改变了以前重词赋的传统。
当时，元廷还议定了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由此，大元确定了科举考试中以程朱理学为程式的经义取士制度。
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科举正式得到恢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确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也就是“考试大纲”。考试制度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里的主张，即抛弃了南宋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对南宋科举中的“经义科”也加以重要的改革，注重对经典和策问的考试。因此，元代科举考试中的经疑、经义考试，可以说是最符合朱熹原来的设计理念的。明清时代考试科目有所变化，实际离朱熹的原意愈走愈远。
元代科举推行确定了理学的正统地位，后为明、清两代所沿袭。而另一件将理学推上统治学说地位的措施是，皇庆二年六月，元廷下诏，“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廷。”（《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一》）元代程朱理学，由此正式受到官方的尊崇。
程朱理学从此具有了官方的地位，成为思想理论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一种学说。[26]理学在元朝之后具有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思想地位，所谓“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宋元学案》卷九一《静修学案》）。
元代理学接续了两宋理学，在北方有赵复、许衡、刘因等人，南方则有吴澄、金履祥、许谦等人，他们积极传播和发展理学。元代社会崇尚理学蔚为风气，最终也影响到了元王朝的统治者。清代大儒全祖望说：“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宋元学案》卷九五《萧同诸儒学案》）全祖望的意思是说，元代几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唯一可以称道的就是理学得到发展。
我们知道，理学在强化传统礼教、维护宗法制度方面，被认为负面影响极大。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这些观念常为后世的人们所痛斥。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绝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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