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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南宋遗留问题的处置方式及天祥的牺牲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天祥没有死去,最终被元军生擒。张弘范极力劝说文天祥投降元朝。然而,文天祥意志坚决,始终不肯屈服。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元廷对文天祥的劝降意图,一直没有改变。元廷非常希望文天祥能出来做元朝的大官,当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南宋的人心,减少抵抗的力量。大概在忽必烈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之前,元廷派出原南宋官员王积翁等人前去狱中游说文天祥降元,仍然许以高官厚禄,希望文天祥能为元王朝服务。

元廷南宋遗留问题的处置方式及天祥的牺牲

伯颜进入临安之前,文天祥张世杰等大臣,曾经请求皇太后、皇后和皇帝往沿海地带或者到海上去,以躲避元军锋芒,不过遭到拒绝。为保存赵宋余脉,在部分大臣的保护下,南宋度宗的两个儿子益王赵昰(shì)和广王赵昺(bǐng),秘密逃出摇摇欲坠的都城临安。两位皇子在陈宜中等大臣的护卫下,辗转经婺州(今浙江金华)、温州等地,最后到达福建地区。

1276年五月,先后抵达福州的南宋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随即改元景炎。宋端宗封广王赵昺为卫王,任命陈宜中为左丞相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原本追随宋恭帝北上的文天祥,后来也从伯颜处逃脱南来,被任命为枢密使同都督。

流亡福建的南宋小朝廷,打算以福建、广东等地为基地,伺机北上收复江西和两浙部分地区。然而,元军很快进逼闽广地区,这个南宋小王朝根本无力抵抗。陈宜中等人不得不于1276年十一月,又护送端宗赵昰与卫王赵昺浮海由福州逃往泉州潮州、惠州等地。

1277年初,忽必烈因为北方有叛王骚扰,对南方的注意力有所减弱,南宋方面曾经主动出击江西、广东地区,但很快遭到元军的反击,南宋方面以失败告终。为最后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元军派出水师循海追击端宗与卫王昺。

1278年初,端宗等逃至雷州半岛一带。由于元军追击紧迫,南宋小朝廷仓皇失措,端宗所乘“龙舟”曾一度倾覆。端宗因惊吓、疲劳过度,于这年四月病死于碙洲(位于今广东省雷州湾)。五月,张世杰与陆秀夫等大臣,又立即拥立卫王赵昺为帝,并于是年改元祥兴。当时,赵昺仅八岁。六月,张世杰、陆秀夫等带着小皇帝昺逃至广东新会南面的崖山,坚守抵抗。而此时的陈宜中则逃亡至占城(今越南地区),继续抗元,后客死他乡。1279年正月,元军大将张弘范挥军直向崖山,张世杰兵败溺亡。最终,陆秀夫在四面楚歌声中,背负着小皇帝昺投海而死。至此,南宋彻底覆灭。

早在1276年底的时候,文天祥并没有与陈宜中、张世杰等一起护送小皇帝沿海南下。他由闽西北进入赣南,计划回到家乡募兵,组织军队继续抗元,并欲北上收复故土。文天祥转战闽赣两地,曾经一度有所战绩。然而,1277年八月,文天祥在江西兴国一带遭遇惨败,损失近二十万人,妻女被元军抓走。他随后转入岭南地区,带领残存的军队,继续抗元。

至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最终在广东五坡岭被张弘范统领的军队捕获。元代刘岳申撰写的《文丞相传》记载了文天祥被抓时的详细情景:当天中午,文天祥正在一个名叫五坡岭的地方准备生火做午饭的时候,元军步骑突然出现。文天祥知道已无法逃脱,于是赶紧从怀里取出早已备好的毒药樟脑丸子吃下。为让药效尽快发挥作用,以免生擒受辱,他仰头喝了很多水。令人意外的是,或许是由于喝下去的水不干净,引起腹泻,樟脑丸根本没起作用。文天祥没有死去,最终被元军生擒。

文天祥一见到张弘范,就慷慨陈词,大骂不已,唯求速死。不过,张弘范却以礼相待。张弘范是被誉为灭金第一功臣的河北汉人世侯张柔的儿子。张弘范极力劝说文天祥投降元朝。然而,文天祥意志坚决,始终不肯屈服。

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张弘范试图让文天祥写信给仍在抵抗中的南宋大臣张世杰,帮忙劝降。文天祥写下《过零丁洋》一诗予以回绝,由此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这年的二月二十六日,文天祥被押解北上,当年十月一日抵达大都(今北京)。文天祥自视为“楚囚”,被押解北上途中曾被“系颈絷足”。不过,由于他身份特殊,北解途中待遇似乎还是不错的。从至元十六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被忽必烈下令处死,文天祥被囚禁于大都监狱长达三年零两个月之久。文天祥在狱中的生活待遇,并不算太差,狱中不仅可见客会友、弹琴论道,还有棋琴笔墨书册等可供消遣。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许多诗作,大多写于狱中,辗转而流传下来。当时,有吉安老家来的伙夫,在看押文天祥的监狱附近搭起简舍,天天为文天祥烧菜送饭,直到文天祥被杀。

从文天祥被元军抓获,到其被处死的三年多时间里,文天祥是不是从来都是“只求一死”呢?他究竟有没有“不死”的想法,或者说存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意识呢?这是一个难以捉摸,却又不得不让我们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英雄人物的内心,是有帮助的。

我们知道,文天祥被俘之初,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希望能“速死”,以保全自己始终忠于南宋的志节。不过遗憾的是,当时并没能如愿。在被俘最初的那一年(1279)里,他祈求“速死”的态度十分坚决;不过在“速死”不得、“求死”不能之后,文天祥的心态似已有微妙改变。

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元廷对文天祥的劝降意图,一直没有改变。元廷非常希望文天祥能出来做元朝的大官,当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南宋的人心,减少抵抗的力量。大概在忽必烈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之前,元廷派出原南宋官员王积翁等人前去狱中游说文天祥降元,仍然许以高官厚禄,希望文天祥能为元王朝服务。当时天祥回答说:“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只要不强求他出仕元朝,他可以选择不死,并愿作为一个方外道士,或可为元廷顾问。

然而,这一说法又备受质疑,有论者以为,这话是王积翁等人从狱中带出来的,经过他的转述,已不可信。曾与文天祥一同被押解北上、关系近密的邓光荐,后来著有《文丞相传》,对于此事,他曾指出,所谓“方外备顾问”的说法,其实只是王积翁等人向忽必烈提出的一种建议而已,目的是希望能最终释放文天祥。

邓光荐《文丞相传》的说法,或许是实情,也或许是为英雄讳言。文天祥一直与道教有非常深密切的关系,他早年的许多诗作都与道教有关,即便身系牢狱,他仍“静传方外学,晴写狱中诗”。元廷还曾派遣当时有名望的道士到狱中与文天祥见面,表面是为探讨道教,实则也是劝降。

文天祥若真有悠游方外、以求不死的想法,并非绝无可能。我们今天去读文天祥被俘三年的诗作时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被俘的最初一年里,文天祥言死、寻死、求死的意念十分强烈;等到次年,“求死”的慷慨言辞,已逐渐减弱。当然,岁月总是最易消解人的意志的,文天祥若果真有不死的想法,那也是正常人的想法。这丝毫不损害他的英雄形象。(www.xing528.com)

从文天祥被俘到被杀,江南士人的反应究竟如何呢?这里不得不提及王炎午。王炎午曾作《生祭文丞相文》,其目的是“速丞相之死”。王炎午期望文天祥速死殉宋节,这代表了当时不少原南宋士人的想法。汪元量曾到狱中探视文天祥,“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当日文天祥所处境地尴尬,“死”或“不死”,已非个人之事。文天祥被执后,他屡次写诗剖白:“速死不得,天祥已悔;求死不能,奈何奈何。”倘文天祥有不死之想法,已难见容于江南士人。

在降元与死节的选择上,似乎有两人可略作比较,这就是谢枋得与郑思肖。谢枋得曾五次拒绝元廷征召,不愿出仕元朝。在面对降元或者死节问题上,谢枋得表现得毫不含糊,只要不做元朝大官,他可以选择做元朝子民;倘若逼迫其出来做官,使其失忠宋之节,谢枋得则“惟愿速死”。最终,谢枋得被逼迫北行至大都,不久他便选择绝食而死。

郑思肖反元的志节非常强烈,他不愿臣服于元王朝的统治,始终忠宋,自称南宋“孤臣”。他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本穴世界”,寓“大宋”两字。郑思肖精于画无根的兰花,他说“头可得,兰不可得”。入元之后,郑思肖并未选择以死殉节。郑思肖不死的理由,是希望能亲眼目睹宋室中兴,这在他的《警终》、《大义略叙》等多篇文章中均有表露。他甚至认为“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无疆土而亡”。倘若以此反观文天祥,他或有不死的想法,那实在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文天祥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其最终引刀为快,以死全节,足可为万世人杰。不过,历史往往并非只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呈现,它有其自身的多面性和丰富性。“黄冠归故乡”之说,或非空穴之风。

文天祥囚于大都监狱三年余,如何处理文天祥成为元廷一个十分棘手的重大政治问题。蒙元方面的伯颜、唆都、张弘范等人,均曾领教过文天祥的激烈不屈的意志。文天祥刚至大都,元廷又派遣原南宋丞相留梦炎、宋末帝瀛国公、阿合马、孛罗等出面劝降,始终没有结果。至元十九年,忽必烈决定亲自出面劝谕。无奈文天祥仍是不愿出仕元朝,最终被忽必烈赐死。

忽必烈为何最终还是处死了文天祥呢?《元史·世祖本纪》将元廷赐死文天祥之事,归因于中山府一位名叫薛宝住的奸民上匿名书,告发有人意欲挟持文天祥以反元。至元中期的时候,刘岳申为文天祥立传,他所撰写的《文丞相传》将元廷处死文天祥的责任推到一个名叫麦述丁的参知政事身上,说正是在他的极力进言下,才促成元廷赐死文天祥。

关于文天祥被杀的缘由,值得注意的还有邓光荐撰写的《文丞相传》,该传要早于受到元官方认可的刘岳申所作《文丞相传》。对于文天祥被杀缘由,邓光荐提到以下四点:一是麦述丁极力劝说忽必烈杀文天祥;二是“闽僧”谏言,就是有个福建籍的僧人曾观测天象,认为天象于元不利;三是所谓“三台拆”;四是薛宝住与匿名书之事。邓光荐所列举的这四点,虽都与文天祥之死有关,但似乎都未及要害。

文天祥被处死半个世纪后,元官方于至正三年至五年(1343—1345)编修《宋史》,其中的《文天祥传》对于文天祥之死始末以及各种缘由,述说十分详备,归纳起来也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当日宰执议论不释文天祥,此显然是指麦述丁;二是“闽僧”进言,大言天象于元不利;三是中山府薛宝住的叛乱以及京城现匿名书事;四是阿合马被汉人击杀。

与邓光荐所述不同的是,《宋史·文天祥传》特别提及阿合马被杀事,这件事关乎当日元王朝政局的稳定。这正是修撰《宋史》史家们的目光敏锐处。至元十九年,元廷所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中,影响最巨者莫过于宰执大臣阿合马被杀。阿合马为忽必烈皇后察必的陪嫁侍臣,极为得宠。他被击杀似乎是汉人谋划很久的一件事情。朝廷重要宰执官员惨被锤杀,忽必烈对此极为震动。将阿合马被杀事件,与当日汉人起事的情势联系起来观察的话,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件完全孤立的事件。或许正是因为回回人阿合马被汉人击杀,麦述丁才极力谏言处死文天祥。若从其身份属性去考虑的话,这也符合实情。

元廷处死文天祥,是元王朝对故宋遗留政治问题加以处置的一步棋。文天祥不降元,他始终就是南宋存续的一种象征。对于南宋遗民们来说,只要他存在,恢复大宋就还存有希望。这是元王朝最为担心的事情。文天祥可以说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处死文天祥成为当时忽必烈的必然政治抉择。他要彻底地瓦解南宋遗民们的抵抗意志。

灭宋之前数年,文天祥曾赴北与伯颜谈判,蒙古人当日的态度是“决不动三宫九庙”。等到南宋灭亡之后,“三宫”被北押至大都,仅获“免牵羊系颈之礼”,算是一种优待的礼遇。到至元十九年的时候,宋末帝瀛国公及宋宗室等,又进一步被北撵至上都,宋故相文天祥则被处死。不仅如此,紧接着又出现更为骇人的事件,那就是杨琏真伽盗掘位于绍兴的南宋皇陵。他们之所以要盗掘南宋皇陵,一方面是为了获取财宝,另一方面是要毁弃南宋皇帝们的尸骨,以一种“厌胜”术,来彻底地压制南宋复国的任何可能。这一系列事件发展的逻辑链条,可谓清晰可见。

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派程钜夫南下求贤,这或许正是忽必烈对原南宋地区统治态度的一种调整。他试图重新建立起与江南的良好关系,以安抚南方士人与民众。杨琏真伽盗掘宋皇陵事件的余响,一直延续至元明之际。

明人宋濂《书穆陵遗骼》提及此事,他将盗掘宋陵的责任全部推到西番僧身上,按该文所述,出主意的是嗣古妙高,赞成其事的是杨琏真伽与桑哥。这完全不同于元代周密、陶宗仪等人的记述。明代人的这种描述不免让人怀疑。明太祖朱元璋反元,他的旗号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宋濂为明太祖随侍文臣,许多诏命典诰都出自他的手笔,宋濂撰写的这篇文章,显然是明朝官方立场。明廷故意将掘宋陵之事的责任全部推到西番僧身上,而将汉族僧人完全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南宋灭亡时,全太后与宋恭帝赵㬎被押解至大都。在处死文天祥前后,全太后与宋恭帝又进一步被递解到上都。全太后在上都入庵为尼,最后终了于北方。赵㬎从大都被发配到上都后,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又被发配到吐蕃学习佛法,当时年仅十九岁。赵㬎后来拥有“合尊大师”之号,又号“木波讲师”。他对佛教因明学的研究,造诣极深,成为一代学问大家。1323年,由于元王朝内部的政治争斗,赵㬎最终没能逃过劫难,被元廷赐死。据说他死时流的血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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