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狱中征程：托派残存者的坎坷人生

木山英雄

（一桥大学）

1997年春天邓小平逝世，电视上连天播放的纪念节目里，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人物。在邓小平的传记片中，已年过九十的老革命家在回答采访，讲述着年轻时的传记主人公。知道老人的名字叫郑超麟时，我顿时喟叹不已。因为恰恰在这之前不久，我弄到了此人的诗集《玉尹残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复印本，而且在书肆还偶然买到了他的回忆文集《怀旧集》。

仅靠托派的残存者这一奇特的履历，郑超麟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少数中的少数，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本身是非同一般地坎坷不平的。1952年，他因托派残党的一致检举，作为主犯被逮捕，在狱中度过了二十七年的光阴。虽然释放后他恢复了公民权，并且被提名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作为被捕入狱理由的“反革命”一项，虽经本人再三申请，却依然没有得到平反。郑于1998年以九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据熟悉中国的托派历史、这次为我提供了很多材料的长堀祐造氏所言，1979年他的被释放是伴随着邓小平体制的确立而下的指示，进入政协也是邓小平斟酌处理的。与此“宽容”的处理构成明显对此的是：《毛泽东选集》（可视为忠实地反映各个历史阶段有关党史的公认见解之经典）1991年版的注文里，托派关于“反革命”方面的说明未施任何改动。虽然关于抗战中被毛称为“汉奸”之事有了一定的改变，说这是受到当年第三国际内部将他们看作日帝密探的“错误的论断”的影响而造成的。由此看来，共产党仅仅把这桩早就失去政治上的现实意义的案件限定为个别未决犯（属“首犯”的郑超麟和尹宽二人不知为什么一直未下判决）的人身待遇问题而加以处理，却似乎没有对于他们彻底排除托派这个左翼反对派的历史作全面的总结。这里还留着有历史认识上的某种暧昧性或因这种暧昧性而产生的某种制约，但是这个问题在此暂且搁置不论。被释放后的郑超麟境遇如何？除了老一代人依稀还记得这个布哈林《共产主义ABC》译者的姓名而外，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连郑超麟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他们竟怀着惊奇或一种无以名状的敬意迎接了他。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机构或研究者也将他看作少有的活着的见证人而欢迎他。郑本人也似乎享受能够自由地公开谈论他拿自己的后半生赎来并坚守着的思想和运动的信条。出狱后的他恰恰碰到了东欧、苏联等国家的解体，但是他的信仰丝毫也不见得动摇过。因为他认为这不过是斯大林派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破产罢了”（《怀旧集·九十自述》）。按照这种逻辑，我猜想，对于本国的文革他也得这样评价吧。

《怀旧集》就是一本记录他被释放后的言论的集子，虽属内部发行，但在书店也可以自由地购买。写于1945年，未刊行以前被定为“反革命”证据之一的《郑超麟回忆录》（长堀氏等最近将译出）如今也变成宝贵的党史资料，1986年同样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同时还出了香港版。我们首先依据这些来看看此人的简历吧。

郑超麟1901年出生于福建的书香门第，中学毕业之后，受当时统治当地的国民党军阀陈炯明之命，随“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被派遣到法国留学。在前往法国的轮船上，初次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虽然他对于之后成为托派同志的陈独秀之偏激的传统批判感到反感，但是，所有这些成为了他西欧留学的某种思想准备。在法国，如文字所示，他一边努力地“勤工俭学”，一边参与主要推进勤工俭学运动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新兴的共产主义派的学生之间的争执。1922年他在巴黎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通过这一关系，他于第二年到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并于1924年回国。之后，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国民革命及其分裂、分裂后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围绕着这一失败的内部斗争等等，由于当时在陈独秀或瞿秋白领导下的党的宣传部里工作，他对于这一系列沾满鲜血的政治过程，有过详尽的体验。在当时，他对由国民党来实现全国的统一抱有期待、命令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中活动、而蒋介石反共武装政变之后，又不承认革命的退潮，反而指示发动极左暴动……对于这一过程，第三国际的指导应负重大的责任。为要配合这种指导，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既被迫处处追随国民党，然后又不得不背负北伐挫折的责任，结果，被瞿秋白及其他的所谓莫斯科派排斥而下台。这时期，信赖陈独秀及其人格且又对于同志们之乐于搞组织阴谋免不得有些隔阂的郑超麟，不久在从无产阶级世界主义的立场出发，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诀别的托洛茨基之中国革命论中找到了历年积累下来的诸多疑问的解决。他担任直接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影响而回国的年轻反对派和陈独秀的中间媒介之角色而加入了托派，并任托派的中央委员之一，于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实际上，从这之后直到中日战争的数年间，他本人几乎都是在南京的中央军事监狱里度过的，即使好不容易恢复人身自由，第二次国共合作之下进行的抗日民族战争中，托派也几乎都没能出头。这期间在南京的被囚，再加上解放后的被囚二十七年，他在监狱里共呆了三十三年。作为政治犯，据说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也是未曾有过的。因为如此，他的作为革命家的生涯，总的来说，看起来总像被烟霞笼罩住似的缺乏尘世现实感，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这也可能和他的各种品格有关系吧。他因口拙而不喜出风头，自认为唯有“出版与翻译”这一宣传工作才是自己擅长的能事；在同志间被取了个“教授”的绰号：自己和别人都承认他缺乏组织方面的野心。

诗集《玉尹残集》是共产党时期的长期狱中生活之产物。虽说作者的经历和我在这个连载文章中欣赏过的以“右派分子”为主的人们之间几乎没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诗集问世的前后过程中，似乎可以窥见到两者之间并非无缘的某种征候。在收入这本诗集的“骆驼丛书”的小系列里，也收录了荒芜的《纸壁斋诗集》、黄苗子的文集等，看来，这个丛书的责任编辑似乎有着某种特别的偏好。他就是最早为聂绀弩的诗作作过注解的朱正。朱正在《玉尹残集》里以编者的身份特意附了篇介绍诗人及其诗作的后记，强调从诗词中看得出郑超麟即使受监禁也没有改变信念的事实。朱正还在另外一篇纪念老共产党员作家楼适夷诞辰九十岁的文章里写道：楼适夷二十年代在党的夜校里受到郑超麟的教育，三十年代在南京监狱再次相会并接受其德文翻译的指导，因有如此机缘，他在自己的家里给朱看了这本诗集。朱也希望能让它尽快公诸于世，但同时把此时由于其特定的倾向性已引起注意的丛书里收入托派的作品的危险性也告诉了楼，请他写一篇兼带有“排除障碍”性质的序文（《祈祷“老顽童”长命百岁》）。

据诗集卷首的“自序”所言，在狱中，他决定要从事离政治最远的音韵学或语法研究（这让人想起在国民党监狱里埋头于文字学的陈独秀之先例），为此在查阅许多旧诗词集中，不禁“技痒”而开始以词为主的创作。从1959年到1961年，他写得最多，约有四百余首诗词作品，加上德国艾沈都夫（1788—1857）的一本诗选的全译，共编为八卷的《玉尹残集》（“玉尹”音通“狱吟”）。但是包括这本集子在内，所有在狱中写作的政治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还有西方中长篇小说、学术书的译稿，总共有十几册在文革时期统统被烧毁无遗。之后十几年间，追忆所得的八十四首“残余”，再加上出狱后的十几首，他把这些重新编起来而题为《残集》云云。该文篇末他很简洁地谈了他的诗论，他说道：“我是个‘形式主义者’，首先注重格律和声韵，然后讲究内容，内容虽好，但格律和声韵不合，这种诗词，我不会录存的。我也以此标准看待别人所作诗词。”贴“形式主义”的标签，原系斯大林主义式艺术统治惯用的老套子，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意的嘲讽。但是，他对于“形式”的观点并不是仅仅止于“嘲讽”的层面。且看“楼序”所引郑超麟书简里的一段话：“五四文字革新，散文成功了，现在没有人再写古文，但诗失败了。……在中国，我还没见到哪一首新诗像鲁迅的旧体诗那样广受传诵。所以我严肃对待旧诗词，不敢打油。”他的关于旧体诗自称为“守旧派”（谢山《苦口诗词草·郑超麟序》）式的观点本身是具有一惯性的。上文里“认真”一词在原文中用的是“严肃”，这相当于日本人冠在音乐上的“古典”或冠在文学上的“纯”吧。那么，标榜这样“严肃”的态度而排斥“打油”的诗观，究竟在带有十分鲜明的二十世纪时代烙印的政治犯之诗作中如何起作用呢？这倒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幸而以狱中作诗之事为主题的一首诗被保存了下来，即以《诗人行·六十自寿》为题的七五杂言的古体诗十一韵。因为篇幅略长，这里只稍作说明。郑超麟小的时候憧憬着当诗人，无缘无故地装扮严肃的姿态（即“无病呻吟”，“五四文字革新”即文学革命所责难的旧文学恶弊之一），只是绞尽脑汁吟咏“愁思”。后来被现实这一“严师”所促，和“浪漫女神”告别，专门过问世事的“是非”而“斗争数十年”。但是在狱中保住了性命之余读起诗词来，他“不觉旧技发痒”。其实，少年时苦苦追求的“愁思”无异乎此时此地的“惆怅”，而在这个如天一样膨胀的“愁思”下，他终于“少年雅志今得酬”。他将这种围绕诗作和“愁思”之间的一巡因缘，与自己年龄的甲子一巡相重叠，用以代替花甲祝酒，如此趣向“自寿”本身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应景诗风格。但是，在此我们也不妨想起，他尽管掌握着几种外文，翻译了艾沈都夫、施托姆、海塞、陀斯妥也夫斯基、梅勒日科夫斯基、福楼拜、纪德等作家的诸多作品，也绝没有把自己当什么文学家之类。作为革命家进行诗词创作开端的这种“愁思”决不会是一般的陈词滥调，特别是他的“惆怅”，想来与为友人伸冤而被杀害的魏朝嵇康的《忧愤诗》（可说是狱中诗之先驱）里所说“虽曰义直，神辱志沮”颇为相似。《诗人行·六十自寿》以下面两句为结束语：

诗成无人赏

留与秋坟听鬼唱

结句取于唐朝李贺的“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坟》）。李诗中“鲍家诗”据说是指六朝宋鲍照的葬歌（《代蒿里行》）。但是依我之感，李贺将烈士的血三年以后化成碧玉的故事（《庄子》）写进诗去，其最后一句执着之念的意境才与郑超麟当时的联想更相称。二十世纪第一年出生的人的花甲应是1961年。

那么，我们来看看《玉尹残集》开卷的第一首词。

齐天乐

重门不锁凌云梦，清霄独游天际，一月含情，众星眨眼，唤我同来游戏。浮云远避，觉两腋风生，四围浪起。恣意翱翔，穿梭星月似鲂鲤。

时时回顾大地，但朦胧一片，陵陆沧水。扬子长江，希麻拉雅，衣带枕函而已。他州类是，笑蛮触相争，血流千里。接续高飞，远方星更美。

“衣带枕函”指狭窄的河流（所谓的“一衣带水”）和身边的枕头，即言只隔很短的距离。“蛮触相争”即《庄子》里的寓言，把无益的争战比作蜗牛的左上角的国家（触氏）和右上角的国家（蛮氏）之间的小气的争战。开头的“重门”暗示身在狱中，天界眺望到的风景则与国际主义者特有的感怀相重合。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似乎效仿传统的“游仙诗”风格。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集子整体的编排上，它该与接下来的第二首具现实性的词恰好构成一对。

绛都春

生涯何似？似生圹砌就，盘旋圹里，一息尚存，渴饮饥餐离人世。此身本有千丝系，剑斩断血淋心碎。有情翻羡，山中块石，不知年岁。

憔悴，鬓皤腰瘦，幸方寸未乱，是非能理。两耳尚堪，透过重墙闻歌戏。寂寥尚有心园憩，任采撷愁花恨蕊。词成付与秋坟，赚谁落泪？

“生圹”指生前造的墓。“砌”指为了造墓把石头瓦片等垒起来。对于很关心死后的地下生活的民族，“营造生圹”是一点都不稀奇的风俗。如果是敌人，也许会嘲笑自己给自己挖墓穴的情境，他却拿“一息”以下两句所披露的紧贴生存的感觉来承受。“有情”取自晋人感叹流亡落魄的名言（《世说新语·言语篇》），即人既然不能避开“有情”，流亡落魄的嗟叹也是免不了的。通过这个用典，作者似乎冷静地观望着朝夕在狱中度过的大半生涯的感受和因革命而“剑斩”各种牵连所带来的内心的伤痕。山中的石头原本是最“无情”的东西，不仅如此，古人不是也吟咏“山中无日历”而憧憬着世俗的时间之超越吗？下段的“心园”是幻想中的庭园，狱中作诗这种行为犹如在这里采摘“愁”“恨”之花。最后两句是上述《诗人行》结尾的变形。

蓦山溪

婆心苦口，劝我随声和。委曲愿求全，奈鸿沟未容越过。毫厘千里，一念判人禽。辞苦盏，就甜杯，父母徒生我。

鸿沟纵越，心计依然左，不见旧相知，竞低头，然然可可。徒劳争取，照样十三年。抬望眼，企天鹅，何处来宽大？

“婆心”即禅家所谓老婆心切，俗语里用“苦口婆心”这一词语来形容费口舌地进行关照。这里竟用来比喻执拗地强迫他屈服的压力，颇具辛辣之妙。但是，尽管“委曲求全”即万事妥协以保自身，立场的隔阂也终究是无法消除的，也不能简单地屈就于一瞬间的动摇和苟安而落入禽兽之道。下段以一个接一个地屈服的同志们的例子来说明即使叛变了结果也是枉然。“然然可可”一句在此人爱诵的辛弃疾的词里也有例子，与“唯唯诺诺”同义。下面“徒劳争取，照样十三年”两句，我想他在这里是说：以建国后也和他一起留在最后的托浱指导部、被判无期徒刑的何资深为首，用承认托派为国民党特务的形式而妥协的人，直至作诗时的十三年间，不是依然被关押在狱中吗？顺便说明一下，郑超麟曾经评何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也有过一些争执，最后以上述何的妥协为契机，与他绝交了（《怀旧集·记何资深》）。“天鹅”即白鸟，俗语里有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一名称与求而不得的高峰之巅的花的意象相通。

贺新郎

潮退江河下。痛年来，工农处处，血花飘洒。果实累累收获近，大盗突临深，强占取田园庐舍。痛定追思沉痛处，觉原先指向生偏岔：认寇盗，作姻娅。(www.xing528.com)

一场争辩分朝野。有宏音，重申遗教，列宁恩马：革命聊绵无绝处，直至落成新厦。纵异曲同工华夏。茅塞顿开眸乍展，但高歌不管相和寡。三十载，一朝也。

这一首宛然是中国托派运动史的写真。第一句是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国民革命的退潮。很少写论文的郑超麟由于在自己编辑的杂志《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国民革命退潮论而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回忆录》），这就是他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远因。正因为如此，他也必须以这“潮退江河下”一句开始全首。正如刚才已稍微谈到的，他认为必须承认国共合作的失败和革命的退潮，以无国境的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系为根基，重新构想已经资本主义化并被纳入现代的世界体系框架里的中国革命。站在这种观点来回顾，在革命高扬阶段抢夺其果实的“大盗”即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反共派，非但不是亲戚，倒是绝对不能合作共谋的阶级敌人。下片的“宏音”是指在第三国际的总部苏联，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决裂而下野的托洛茨基的言论，即大声音之谓。郑超麟的意思是说，唯有托洛茨基的言论才是正统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诲，继续战斗直至犹如新大厦落成的无产阶级世界胜利一日到来的“不断革命论”。包含成语“异曲同工”的一句，即主张中国的革命也在原则上并非“不断革命”的例外。“茅塞”一词来自《孟子》，即把无法通行的被芜草覆盖的山路比喻为悟性的不明。和“顿开”一起作为成语使用。在《回忆录》里他也这样谈到，把由于党内的纠纷而产生的困惑一扫而空、决定自己今后生涯的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是来得“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丁字碑

朔风猎猎白雪飘，道旁屋楼百丈高。楼顶红旗褪颜色，地道人出势如潮。

游魂躯体烟飘渺，顽固未化花岗脑。鲜花在手踏雪行，逢人问讯丰碑道。

忆昔来游正少年，弹痕尚见学宫前。楼低街窄称简陋，人物风流胜神仙。

昔穷今富文易白，大树遮阴果可摘。不见种树当时人，树下藏血斑斑碧。

行行渐次见丰碑，碑身洁白如凝脂。鲜艳花枝碑前置，碑上试寻黄金字。

累累名姓有若无，纵行横行尽丁字。

有些地方类似文字谜的这首诗，付了一篇出狱后写的小文说明诗作的由来。依据这一小文，事情缘由是这样的。1961年，赫鲁晓夫继历史性的斯大林批判之后，提出在莫斯科建造恐怖政治的牺牲者的纪念碑时，托派的国际组织“第四国际”发来了电报，提出纪念碑上必须用“金字”刻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具讽刺性的是，在两年后的中苏论争中双方互称对方为“现代托派”的新闻报道中，郑超麟才初次知道竟有此事，为第四国际还在活动一事而感动。与此同时，他想像着，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觉得意外的枪毙执行之后，化成游魂，首先要到莫斯科的纪念碑前献上鲜花。但是，所有这些因为不能在诗中明确说出来，所以用“丁字碑”代替了“T字碑”。至于这首诗里其他部分，稍加少量的注释就可以了。“丰碑”是雄伟的颂德碑。“花岗（岩）”在俗话里面比喻顽固的头脑，是毛泽东语言之一，这里反用它来表示对主义与运动的坚定不移的忠诚之意。“学宫”是学校的旧称。这一句回忆曾经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时所看到的十月革命时市街战的遗迹。“风流”一词在广为人知的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也使用的，其含义为政治性的胸襟和文化修养的兼备。这里的用法于语义上与毛相同。他记得当时还打头阵的托洛茨基此人的“如同一只凶猛的狮子”般的演说（《回忆录》）。“昔穷今富”以下四句即是说，既然生活水平今胜昔，在书本上容易强调革命之硕果，然而谁看见树下正埋有许多被处刑的“种树人”之“碧血”？尽管这首诗的要旨在于他拿自己的生命做代价的政治思想的表白，但其表白偏偏只能是诗，我想，这说悲惨是悲惨的，然而说一种拯救亦无不可。

梦江南

年少日，豪气欲凌云。曾学狙公驯养术，亦曾随众作狙群，茅果四三分。身名隐，佳句爱沉吟，“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此意共谁论！

“狙公”指养猴之人。“术”指所谓“朝三暮四”的故事（《庄子·齐物论》）。作者敢说，自己在掌握与此类似的政治权谋的同时，也充分地扮演过被操纵的角色。这到底是一种率直的述怀。至于下片的在狱中经常吟诵的“佳句”，我并未觉得是初次看到，但也一时找不到其出处。反正，其意思是说，从历史人物生平的知情者来看，可以说他们的传记有一半都是谎言。不用说，这是针对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而发的一种抗议。话虽是可以如此说，但是郑超麟对于历史的思念已经超越了由于党派性而生的恩怨遗恨之域，更进一步倾向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史整体甚而至于历史本身的观照。上面所写到的关于何资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他也是把它作为何资深一人、湖南人甚至“全国人、全人类”共有的事来谈论。

安公子

大地生机转，坚冰溶化空场畔。一齿动摇妨咀嚼，赴狱中医院。一冬来蛰处心凄惋，结芳邻只有高年伴。更剩目残肢，曲背弯腰愁惨。

候诊厅堂满，众中忽见少年犯。两两三三相戏谑，似书场宾馆。又瞥见捧心颦黛纤腰软，杜丽娘病态添娇艳。觉一颗冰心，宛被春风吹暖。

虽说诗人有特别的经历，但仅仅采取一些与他的政治信条有直接关系的作品而加以评判并不是我的本意。实际上，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吟咏狱中的日常生活或作为老同志在狱里狱外继续支持丈夫和运动的妻子（刘静贞）的作品。在此，我想把描写监狱附设诊所候诊室里之场景的这首选出来欣赏一下。下段的“捧心颦黛”是指春秋时代的美人西施因为有心脏病，总是捧着胸皱着眉头的习惯，“杜丽娘病态”是指明代的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还魂记》里曾死过一次又复生的女主人公的风情。“冰心”一词如王昌龄诗句的“一片冰心在玉壶”那样，通常用来比喻清澄的心境。然而这当然不会是热衷于那么潇洒的自我称赞的时候，而是正以冰冻的心情在看望互相戏谑的男女青年囚犯们。但是其带有幽默的眼神倒温暖得深深感动人。

八十自寿

劫余生命岂祯祥？惹得纷纷议论扬。

山上雪人留足迹，圹中莲实发清香。

水杉婀娜庭园际，班达凄惶竞技场。

何若无声诸化石，不言亦足话沧桑。

首联是说出狱之后世上仍有关于评价托派的议论纠纷，未雪冤情的厄运。议论主要是围绕着陈独秀的再评价问题而展开的，对由于怀疑陈独秀之托洛茨基主义信仰而企图恢复其名誉的意见，他表示了特别强烈的反应（《怀旧集》）。颔联指高山的雪地上发现了“野人”的足迹、从古墓出土的莲花的种子发芽开花等经常被宣扬被报道的新闻。颈联指被认为是世界上稀少植物的落叶大乔木的绝艳风姿，和被众多目光注视的珍贵兽类熊猫之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两组对句稍有重复之嫌，但是，从中可以读出，作者通过前代的遗物或珍奇的动植物当中自然存在着的差异和对比的列举而提示其可笑的同时，也要诉说被抛在人间以外而与时代脱节的困惑甚至焦急。尾联表示了这样的思念：如果是同样的遗物，自己倒不如化为客观地显示自然变动之痕迹的化石一样的保持沉默、不容置疑的历史物证而贯彻始终更好，尽管郑超麟能够把革命的过程和结果的负面都归咎于斯大林式的一国社会主义或毛泽东式的农民战争主义^[1]。我也不敢断定他在此时是否自认为活得太久，结果，不管是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现实还是托洛茨基式的理念，都只能看作已过去了的革命年代的同一个钱币之正反两面。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如同突然接触外界的“遗物”一样有什么崩溃掉了。这里有着过去狱中吟里始终未曾出现过的自嘲。这首诗里有以往的作品里极罕见的“打油”风格大概与此是有关系的。反过来回顾这本集子，我认为郑的狱中吟始终保持着以刚毅朴讷之仁拒绝低徊于文人式之“愁思”的诗风。在此，不妨顺便介绍一下《回忆录》里有趣的小插曲。那是在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的事。当时创造社突然把他们的旗帜从“浪漫主义”和“艺术至上”转变为“革命”，郑超麟被派遣前往指导，但他对此却完全不感兴趣。他回忆说：“连现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我想，这一段可能是从自觉到在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民族主义者的国度里却属少数派的自身感受中激发出来的自白。有着这种感受的人关于旧体诗所主张的“保守派”的“形式主义”，我想还是很有趣的。我对词这一门学问特别不在行，但如果允许我这个外行直说，郑超麟词里的那些“内容”以及和“内容”分不开的直率的措辞，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作所谓词的本色。从这一角度而言，他所标榜的“形式主义”，也可能是为了不管什么题材都要通融无碍地纳入诗词里面而故意采用的策略。如果更进一步说，郑超麟如此“策略”，尽管与启功式真正内行人之大胆口语化的游戏不同，仍可算得上是用“严肃”的手法，把旧格律的生命抛露在时代的挑战面前的又一个实验吧。

注释

[1]《回忆录》承认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作为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唯一称得上是“革命”之名的斗争，与此同时，也责难以农民式的红军为主体的这种斗争路线的“土匪”式“堕落”。而且，他还在《送灶歌》为题的三十一韵长诗里强烈地揶揄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的权威主义式盲从性。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本文为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