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野元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斯坦宣言》，无条件投降了。日本战败的消息无论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人民，还是日本占领区域内坚持抵抗日本以及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大的喜讯。然而那些与日本军、日本政府以及汪精卫政府有着各种关联的中国人，却陷入了被判定为“汉奸”的恐惧之中。
战后的上海，这两个字（即“汉奸”笔者注）就好像摇摇晃晃地被运送着的死猪那白白的、厚厚的皮肤上带着殷红血污的刀口，无论在喧嚣的街头还是寂静的密室，都紧紧地依附着人们，挥之不去。这比在日本人们常听到的“战犯”二字具有更严厉的色彩，它散发着让人不能容忍的臭气。它充满了邪恶、探秘、背叛、非人间的怪异以及难以原佑的可怕的一切，并将这一切凝聚在一起。只要是中国人，都无法从这丑陋的身躯旁毫不战栗地、无动于衷地走过。[1]
武田泰淳于1944年到上海，在上海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小说里描述的战后上海的状况，应该是他的亲身经历。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对“汉奸”的处理，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1945年8月蒋介石国民政府接收上海之后，立刻在9月初着手搜捕汉奸。11月23日公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十一条，明确了对汉奸进行法律制裁的范围。12月6日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十六条，对汉奸的适罪量刑做了规定。同时，把揭发汉奸的最终期限限定在1946年年底，对汉奸的逮捕和治罪便急速地展开了。
据1947年《上海年鉴》记载，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厅1946年度新受理的汉奸案1 287起[2]。1948年《中华年鉴》记载，从1945年9月到1947年10月间，一审判决的刑事案件中，根据《惩治汉奸条例》而判决的案件，全国一共20001起。其中上海926起；南京521起；江苏省2048起；浙江省3711起[3]。
柳雨生（原名柳存仁，字雨生）就是在战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惩治汉奸的风潮中被捕入狱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柳雨生还是上海文坛上不见经传的无名之士。但是不久却突然崭露头角，成了风云人物。1942年到1944年，连续出席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结交了一些日本作家。为此，战后他被定性为文化汉奸，判处三年徒刑。
关于柳雨生的先行研究，有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Edward M. Gunn “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年）；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遒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周海林《<风雨谈>包含着的真实与虚构》（《沦陷下北京1937—1945交争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三元社，2000年）。这些研究都集中于太平洋战争时期，而且对日文史料挖掘得不够。只有在周海林的论文中提到了1942年11月1日《日本学艺新闻》上有关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有关报道。
本文不仅使用了中文文献，更广泛地搜集了日文文献中关于柳雨生的记述。利用日文文献中柳雨生自身的文字，以及与柳雨生同时代文人的那些错综复杂的言论去梳理柳雨生迄今为止漫长的、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本文拟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三个时期考察柳雨生的政治活动、文学活动和心理活动。考察柳雨生是如何决定去协助日本，实际上又有哪些作为，协助日本造成的他战后的命运。通过这一考察，进一步研究太平洋战争中，中日两国作家在日本和中国的大舞台上展开的交流和摩擦，以及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日本对中国文化方面的干涉和侵略。
柳雨生1917年出生在北京[4]。少时便打下坚实的古典文学的基础。1928年移居广州，一年后又迁至上海，就读于东吴第二中学和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上发表侦探小说，之后又对西洋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论语》、《人间世》等杂志上发表散文多篇。中学毕业前，还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发凡》。
1935年，柳雨生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南迁长沙，而柳雨生“因为家庭的关系”，没有随北大南移，而是回到上海，转入光华大学，“大学的后两年，就在光华借读”[5]。母亲故去，父子相依为命的状况大概是促成柳雨生返沪的原因。在光华大学期间，柳雨生和同学创办了学术杂志《文哲》。大学毕业时，仍然获得了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毕业后，柳雨生先后在《大美报》、《大美晚报》、《文史周刊》、《西洋文学月刊》任职，又在光华大学史学系、太炎文学院执教，以维持生计。1940年8月，柳雨生的随笔、小说、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西星集》由宇宙风社出版。
1940年8月28日柳雨生离开上海，原计划经由香港去内地，结果滞留香港，就任香港文化检察官。柳雨生在《谈自传》中谈到在香港期间，“曾与邹韬奋、茅盾、长江笔战，后自悔，即止。”[6]论战的具体内容没有谈及。茅盾和邹韬奋都是1941年3月来香港的，到港后茅盾“首先发现的，就是报纸杂志（当然是进步报刊）上的天窗比三八年开得更多更大了。我研究了这些天窗，看得出香港政府那些检察官的水平确实有了提高。”[7]邹韬奋来港后，《大众生活》于5月17日复刊，但是在稿件审查时，经常被删节，杂志出现很多空白。柳雨生和邹韬奋、茅盾、范长江的“笔战”或许是由于柳雨生作为文化检察官，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而引发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夏威夷珍珠湾，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进攻香港，与英军交战，并于12月25日占领了香港。不久，柳雨生就离港再次回到上海。他在《海客谭瀛录》中写道：“港岛以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重返亚洲人之手，翌年三月十七日予抵广州，苦住至四月二十八日始得附‘筑后丸’返沪。”[8]大概是囿于日军在上海严厉的言论统治，柳雨生的这段记述简单而暧昧，似乎没能充分表达出自己的心声。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实施着严格的言论管制，只看当时的文献，很难了解人们生活的真相。如果柳雨生在战后能够写一些当时的回忆文章，会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惜的是没有这样的文字。聊可庆幸的是研究苏青的学者提出、笔者也深以为然，并认为这给研究柳雨生提供了线索的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战后不久苏青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四海出版社，1947年）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柳雨生。小说虽然不是史料，但它对我们了解柳雨生人生变迁的细节不无参考价值[9]。
苏青是日本占领下上海非常有人气的女作家。在她的代表作《结婚十年》（天地出版社，1944年）和《续结婚十年》中，大胆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真情实感，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续结婚十年》是以1942年到1946年为时代背景，其中出现了柳雨生化身的人物潘子美。小说的主人公“苏怀青”（苏青的化身）以第一人称“我”这样记述着潘子美自港返沪前后的情景：
另有一个青年作家潘子美，本来是在香港做事的，后来香港发生战事，他尽失所有，把辛苦储蓄下来预备私费留美的汇票，一旦也化为乌有了。他在香港做过小贩，后来搭难民船逃到上海来，与他年近古稀的老父抱头大哭一场，结果老父便不肯放他进内地去，只好留在上海，做《中国报》的编辑。[10]
从小说的记载可知，柳雨生最后决定留在上海而未去内地，是因其父而为之，并不完全是他的初衷。
1940年3月，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1942年5月回到上海的柳雨生参加了这个傀儡政府，曾先后担任宣传部编审、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秘书等。 [11]在此期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新国民运动与青年训练》（《中华日报》1942年6月15日）、《大东亚主义的再出发》（《中华周报》1942年7月11日）等文章。1942年12月太平书局出版的《新国民运动论文选》里收录了柳雨生的论文《新国民训练的开始》和《释新国民运动纲要》两篇。 [12]《释新国民运动纲要》是关于1942年元旦汪精卫发表的《新国民运动纲要》的解说，文章里柳雨生主张“日本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它的终极的目标，不仅是为日本本身争取最后的胜利，并且是为整个东亚民族，争取解放与独立。在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中国自然也要乘机奋起，和友邦日本并肩协力，团结一致，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于东亚之外”。 [13]柳雨生作为汪精卫政府宣传部的一员，在这一时期，不断发表为汪精卫政府代言的文章。
1942年11月3日到10日，在日本东京和大阪召开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方面代表共十二人，其中华中地区代表有周化人、许锡庆、潘序祖、周毓英、丁雨林、龚持平、柳雨生等七人以及南京政府宣传部顾问草野心平。柳雨生是中国代表中年龄最小的。4日和5日的会议在东京的大东亚会馆举行，4日上午的议题为“树立大东亚精神”，柳雨生在会上做了发言，发言的最后，他总结道：“我们东亚文学家确信，我们一定要打倒他们的思想（指英美的侵略思想，笔者注），在确立指导精神方面尽我们的责任，全东亚的文学家应该为树立东亚新精神而共同努力”。 [14]
柳雨生在日期间，结识了很多日本作家，菊池宽（1888—1948，小说家、剧作家）就是其中之一。菊池宽对柳雨生很是赞赏，他说：
华中地区的代表柳雨生，二十七岁，颇有才华。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他的诗也曾发表在报刊上。据说林语堂识其才能，曾建议他去美国深造，因父亲年事已高，不能久离而未能成行。柳雨生聪明好学，像这样的年轻人，如果使其来日两三年，研究日本，将来会对日华亲善发挥重要作用。 [15]
严谷大四（1915—2006，文艺评论家）对柳雨生也有很高的评价：
中华民国代表柳雨生是位年方二十七岁的英俊青年。戴着一副银丝眼镜，更显得聪颖。他身材不高，和日本人相似。性格温和，却又蕴之刚毅。菊池先生对他十分赏识，带他去高级饭庄，还让他留宿家中。柳雨生能说流利的英语和简单的日语。我也和他成了朋友，我们用简单的日语和英语交谈。他回国后，还有两、三次书信往来。 [16]
柳雨生回国后，于1943年3月在《古今》第19期上发表了他访日随笔《异国心影录》。在这篇随笔中，他详细地记述了在日本期间与日本作家交流的情况。不久，中村利男在1943年4月的《大陆新报》上撰文，指责柳雨生的《异国心影录》观察肤浅，看到的不过是东京文人的皮毛。 [17]对此，柳雨生反驳说：“我在《异国心影录》里直率地提议应该接受日本对中国作家的诚意、亲善以及日本国民的善意的愿望。如果不了解日本的诚意和日本国民的善意愿望，相互理解和亲善只是表面的形式而已，东亚解放战争中的合作也只能以浅薄、脆弱的结局而告终。” [18]柳雨生在《异国心影录》里称赞菊池宽的《超乎恩仇之外》是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这篇故事的题旨，虽然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恩仇关系，可是我觉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论是理智的看法还是感情的冲动，也未尝不可从这篇小说里，悟出一番大彻大悟的道理。” [19]对此，陈生青则尖锐地指出：“柳雨生的意思很明显：当时日本的入侵中国，实际上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英美的奴役，为了中国强盛，而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作家，在理智和感情上都应当感谢日本，放弃抗日，学习中川实之助的《超乎恩仇之外》，与日本携手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好理想。” [20]周海林也认为“《异国心影录》以抒情的文字叙述了大东亚精神的真髓”。 [21]
的确，《异国心影录》充分地显示了对日本寄予深情厚谊的“亲日派”作家的真实面目，然而与此同时，作为“亲日派”，他也不无难以名状的苦涩。这在《异国心影录》里也有流露：
我这一次到日本去，在这个时候，心境的异样是显然的，其寂寞和虚空也是显然的。整个世界都在无边的战火中强烈燃烧着，人类的聪明和智慧使自己建设起了一半符合理想的世界，但是虚伪和自私又毁灭了它。整个世界的人类在这场剧烈的搏斗中显明的划分成两个坚固的壁垒，每一边的人都想着，都自以为自己是懂得真理和正义的，而对方则全是自私和欺骗。但是，真正的真理，照我个人的愚昧的见解，不应该决定于灿烂的战场，烽火连天的疆场，却应该决定于暮色苍茫的微光底下，刚才落过一阵阴凉的秋雨，青苔满地的翠岩深穴，里面偃卧的瞑目静思的赤脚哲人的语言。可是这一位哲人，大约总是不大愿意开口的。 [22]
来到法西斯天皇制的日本，柳雨生情绪“异样”，内心充满“寂寞”和“空虚”。对自认为手中握有真理和正义、执著地期待着大东亚战争胜利的日本人，述说着战争的虚妄和愚昧，和当时的风潮唱着反调。
《异国心影录》里“寂寞”一词出现了很多次。例如，在菊池宽家中吟诗时，“我的诗的意境，和他的咏史不同，却是寂寞而真诚的，寂寞是我自己的心境，真诚是我对别人的态度。” [23]柳雨生在写《异国心影录》时，也是怀着寂寞的情绪，但是“虽在苦痛的寂寞中，里面的话是没有一个字不是出于肺腑的。” [24]
刊登了《异国心影录》的《古今》是朱朴于1942年3月创办的。由于朱朴是汪精卫政府的要员，周佛海又给该刊以很大的支援，因此该刊被看作是汪派期刊。 [25]这样的刊物通常是不会发表不利于中日亲善的言论的，柳雨生《异国心影录》的主旋律仍然是“中日亲善”，只是与此同时，内心深处却也回荡着寂寞与空虚。
1943年4月，柳雨生创办了《风雨谈》。《风雨谈》从创刊号到第16期（44年12月和45年1月合刊），每期140页左右，是大型文学杂志。但是，从第17期以后页数骤减，如第17期只有32页。这是因为日本方面战况恶化，物价高腾，纸张不足造成的。1945年8月在出完第21期后停刊。第9期的《编后小记》里，柳雨生强调了该刊的编辑方针：“其一，本刊的理想是一个纯文艺的刊物，并非是一个综合杂志。……其二，本刊注重创作甚于翻译，注重优秀的作品甚于作者的声名，注重正确的批评甚于棒场的阿谀。” [26]这不啻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毫无生气的上海文坛掷一巨石，也由此可略见柳雨生的胆识。《风雨谈》是由在日本陆军报道部管理下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印刷、发行的。因属纯文学杂志，所以正面论述政治、战争的时评和露骨地鼓吹“大东亚精神”的“亲日”作品一律不予刊登。《风雨谈》曾刊登过周作人、柳雨生的散文，潘序祖、丁谛的短篇小说，路易士、南星的新诗，谭正璧、罗明的剧本和谭惟翰、苏青的长篇小说。
河上彻太郎（1902—1980，文艺评论家）谈到和为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再次来日的柳雨生见面时的情景：
那天晚上（1943年9月5日，笔者注）同样也有客人深夜来访，也是十二点左右。我回到房间正在浴室里洗衣服，就听见柳雨生的声音：“河上先生，您在洗澡？”他好像早就在等着我了。入座后，他说：“今天和您谈谈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他很直率地介绍了上海的事情。……他去年参加了第一届文学者大会回国后，立即退出了新国民运动促进会，并且在上海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这些都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目前，如果排除了文学运动，真正的文化运动就无法开展。他对自己于今年春天创办的《风雨谈》情有独衷，他说了很多其实与我毫无关联的、办杂志中的问题和不足，并说：从第7期开始，我要把刊物办得更充实，到时一定请您过目。不管怎样，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在事变以来，能动员起这么多文学家，其功不可没。他还说：今后他要重新开始笔耕生活，而且希望把所有作品都只刊登在《风雨谈》上。 [27]
柳雨生在1942年5月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作为汪精卫政府宣传部的一员，发表了很多政治言论。但是，自从创办了《风雨谈》，柳雨生决意作为一名作家，立命于文坛。柳雨生在1943年5月4日的《大陆新报》刊登的《东亚文学的斗士》一文中，更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意愿：“其实，长期以来我都坚定地决心做一名东亚新文学的斗士。我是一个文人，不是政治家。我对政治已然失去了兴趣。然而，当今的时局，仍处在全力爱国，全力报国之际。因此，文学才应该成为这一运动的原动力。”柳雨生在太平洋战争中发表的时评和政论的文章，能让人看到一个“和平运动斗士”的形象，但是，从小说和随笔中，却很难看到他作为一名“东亚文学斗士”的“雄姿”。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柳雨生共出版了收录着二十四篇随笔的《怀乡记》（太平书局，1944年5月）和收有九篇短篇小说的《挞妻记》（杂志社，1944年11月）。《挞妻记》所收《排云殿》（原载《春秋》第3卷第6期，1944年7月），是以二十年代的北京为舞台，描写了良家女子和青年大学生的恋爱故事。作者以细腻酣畅的笔致描写了小说里人物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陈青生评价柳雨生的《挞妻记》“大多描写男女婚姻爱情故事”，“以展示和品味人生的温馨情趣为主旨”。 [28]
《怀乡记》里除了最后三篇——《异国心影录》、《海客谭瀛录》和《女画录》写的是为参加第一、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两次访日时的见闻之外，其他的随笔有母校北大旧识的逸话，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观剧的感想等等，再也不见有和日本以及时局有关的内容。柳雨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写作的小说和随笔中，最能窥见其“东亚文学斗士”姿态的也只有上述三篇随笔了。关于这三篇随笔，陈青生酷评：“虽多谈中日文学和日本风俗，却意在歌颂当时的帝国主义日本，美化并鼓吹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称霸构想。” [29]《异国心影录》如前所述，反映了作者寂寞的心绪。1943年8月写就的《女画录》，记载的是这一年里虽不断地参加与日本文学家的座谈会、茶话会，但交流只限于表面，毫无实际成果。作者失望的心情溢于言表。柳雨生在《怀乡记》的序文里曾言及这三篇随笔，他说：“我深信除了作者本身，别人是不会明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爱读它的人们可以触摸到它阴郁的清处，可以熟谙了作者的寂寞和心苦。” [30]柳雨生仅有的这三篇“亲日”文学作品中，也都浸透着“寂寞”、“苦恼”和“失望”。
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3年8月25日在东京召开，会期三天。与会中国代表十七人，其中上海代表有周越然、邱韵铎、陶亢德、鲁风、柳雨生、关露等六人。 [31]27日柳雨生在大会上介绍了在中国文学杂志的出版动向、日本文学的翻译状况和影剧界的新趋势。28日晚柳雨生又出席了九段军人会馆举行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大讲演会，作了题为《告日本文学界》的讲演。讲演的中文版和日文版分别刊登在《中华月报》（1943年11月）和《文学报国》（1943年9月20日）上。讲演中柳雨生称：“如果日本没有发动大东亚战争，我们也许还可以苟且偷安，做着低卑的奴隶；现在战争到了这样紧张的阶段，如果中日两国不能抛弃私心，真实合作，同生共死，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前途！”讲演多有“亲日”的言辞。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结束后，代表们于9月1日离开东京，游览了名古屋、伊势、大阪、奈良和京都。7日抵下关，从下关回国。途中织田作之助（1913—1947，小说家）曾在大阪车站迎接代表一行。事后他描述了当时的柳雨生：
两辆大轿车把代表一行送到新大阪宾馆后，已到吃午饭的时间。柳雨生极其熟练地迅即更换上和服，来到大厅。一边微笑着应对与他打招呼的日本代表，一边向食堂走去。脚上穿着黑色二指袜和日本草屐。一切都在不经意之中，而“不经意”里又有一切。 [32]
柳雨生更衣换履的真实目的不得而知，可留给织田作之助等日本文人的是柳雨生热爱日本文化、性格开朗又擅长交际的良好印象。
9月6日下午，在游览途中的京都，河上彻太郎、林房雄、小林秀雄、沈启无、蒋义方、草野心平以及柳雨生等七人就设置翻译机构、留日文学进修生、加强中国的出版业务、建立统一的中国文学团体等事宜进行了磋商。柳雨生回国后，为建立统一的中国文学团体一事四处奔忙。1944年1月，在南京政府宣传部召开的中国文学协会成立筹备会上，决定派遣宣传部顾问草野心平、南京代表龚持平、上海代表柳雨生去北京。1944年2月柳雨生等三人赴京，与华北文学者就成立文学协会一事进行了磋商。1944年4月1日《大陆新报》报道：中国文学协会将于5月“集中国作家代表200余人，在南京召开盛大成立大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未能实现。 [33]
1944年11月，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代表四十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上海代表有周越然、包天笑、付彦长、张若谷、杨光政、路易士、陶晶孙、潘序祖、柳雨生、邱韵铎、杨之华、顾凤城等十二人。这一时期，日本在马里亚纳海战惨败（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1944年7月）、英帕尔战场节节败退（1944年3月至7月），战局急剧恶化。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又传来汪精卫死去的消息。正如冈田英树在论文中指出的：“武者小路实笃和周作人两位最重要的人物缺席，大会又没有文学团体主办，人们对第三届大会态度冷漠，因此无法期待这是一次会有成就的大会”。 [34]大会就是这样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中拉上了帷幕。
苏青《续结婚十年》第17章“惊心动魄的一幕”里，描写了鲁思纯（陶亢德的化身）和潘子美被捕的场面：1945年初秋的一个夜晚，苏怀青被某局的人带到某处，指令苏怀青去鲁思纯和潘子美家，将他们引出家门，被苏怀青拒绝。当局惧怕要逮捕鲁思纯和潘子美的消息泄露，便把苏怀青也押上车，一同来到鲁思纯和潘子美家门前。直到将两人逮捕后，才放苏怀青回家。
金戈在《陶亢德受捕一瞬》一文中写道：某夜，当局有关人员接到逮捕陶亢德和柳雨生的命令后，分头行动，只用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两人均被逮捕。 [35]《续结婚十年》和《陶亢德受捕一瞬》两文记述的内容略有龃龉，但陶亢德和柳雨生在同一天晚上，同在家中被逮捕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事实。
1945年12月17日，上海高等法院在提篮桥上海监狱里设立临时看守所和临时法庭，所有的汉奸案均在那里审理。1946年4月4日的《申报》载：4月3日七十一名大汉奸被押送提篮桥上海监狱。这七十一人当中就有柳雨生。1946年5月16日，开始公审柳雨生。5月17日的《申报》刊载了审判时的照片和柳雨生的罪状：
柳雨生系文化汉奸，广东南海人，三十岁……（字迹不清，笔者注），翌年五月返沪省亲，即投入伪宣传部任编纂部职务，为林柏生奔走，拉拢文化作家。并任中华日报编辑，一再发表谬论，宣扬“和运”。并为敌营文化机关“太平出版公司”，编纂《新国民运动论文集》。该书曾译成日文，颇为敌方称道。且在伪职任内，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字迹不清，笔者注）。
6月1日的《申报》报道：5月31日对“文化汉奸”柳雨生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褫夺公权三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没收。”该报还报道：“柳逆闻判含笑。其妻笑逐颜开”。
在对汉奸的裁判中，陈公博、褚民谊等汪精卫政府的要员被判了极刑；被视为文化界巨头的周作人，由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后经上诉，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年。柳雨生周围的人物，如出席了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上海市社会福利局局长周毓英、中央电讯社主编许锡庆都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出席了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中华周报》主编陶亢德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柳雨生作为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亲日”作家，而且出席了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连续三届出席该大会的中国人只有柳雨生一人），只被判了三年。这一结果，也许出乎本人意料之外。
从1945年3月到1947年1月一直居住在上海的堀田善卫（1918—1998，小说家），于1959年旧地重游。他撰文谈到有关柳雨生的往事：
在上海，事实上8月11日战争就结束了。从那天开始，我这个既没钱也没势的人，却逢人便悄悄地说：那些帮助过日本的中国人的命运让我心痛，好像自己的胸膛被利刃刺穿了一样。其实我本人和他们只有一面之识，可我对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柳雨生、陶亢德那样的曾经帮助过日本侵略者的文人们的命运，由衷地惦念。……柳雨生当时二十八岁（我自身二十七岁），柳、陶二人1946年因叛逆罪被判刑三年。从他们在法庭上的态度，从他们不像有的汉奸那样，用“通敌救国”来为自己辩解，就能看出他们不想袒护自己以往的罪过。陶亢德一家战后不久就去向不明。至于柳雨生，在1946年的一年当中，室伏女士和我有时在夜幕中，把回国同胞留弃的日用品悄悄地送到他家。以前我们没有什么交往，见面也只有过一次，可我禁不住要去。当时我做的事如果败露了，我和室伏也许会以协助汉奸罪被送上法庭。我已经做好了那样的准备。室伏和我一边警觉地注视着四周，一边静静地向柳雨生的妻子、母亲和孩子的住所靠近。每当这时，我常常想的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也就是把这两人招到东京来的、有身份的作家们对他们现在的处境又该做何感想？他们二人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不久刑满释放。我站在印刷厂的门前，木然而立。我仔细回想着当时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与异国交往，则非敌即友。柳雨生、陶亢德都“死”了，作为文学家，他们“死”了。陶亢德长我很多，处世老到，可柳雨生很年轻。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还能被记上一笔，恐怕也只会是出卖灵魂的叛变文人。战时倥偬，他们又没能留下更多的作品，因此他们完全可能被文学史所忽视。 [36]
河上彻太郎1964年在追述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代表时写道：
那时的“中国代表”现在的状况如何呢？一想起这些，就好像有一股冷风从我良心的间隙穿过。上海来的柳雨生身材矮小，留着短短的胡须，菊池由衷地喜欢他。政治真是可怕的事。我19年11月（昭和19年11月，即1944年11月，笔者注）去上海的时候，正是收获螃蟹的季节。柳君请我喝酒，吃螃蟹。在那通货膨胀的年月，受此招待，刻骨铭心。这位年轻人写信时用蝇头小楷，字迹非常漂亮。 [37]
堀田善卫和河上彻太郎都认为，在共产党政权下，往日的“汉奸”，又已结束了作为文学家的生命，因此，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一定都会很困难。他们在为柳雨生而忧虑时，堀田善卫偶然在草野心平的《夏威夷日记》（《风景》，1970年4月号）里看到了柳雨生的消息。日记中有这样一节：
7月2日（星期二）
“第二次讲义”2PM→4：40柳雨生（存仁）突然出现了，让我大吃一惊。旧友突如。 [38]
堀田善卫立刻致书草野心平说：“柳雨生还活着这是最近让我大惊不已的事”。草野心平在1970年4月25日的《东京新闻》上撰文《柳雨生尚在人世》，描述了与柳雨生重逢的经过。草野心平1968年6月访问香港时从旧友处得知柳雨生在悉尼大学任教。那之后，收到柳雨生从美国的来信。草野心平和柳雨生相约于1969年的6月到9月，草野心平赴夏威夷讲学期间在夏威夷晤面。
7月2日，我的第二次讲义将要开始的时候，柳存仁突然出现了。是柳雨生，十有八九是柳雨生。和当年一样戴着金丝眼镜，身材消瘦，英俊潇洒。与当年不同的是多了几许白发，而且与人交谈时使用的是英语。他进了我的教室，坐在学生们当中。……Young教授请我们一起吃了叫威洛斯的夏威夷料理。他还来过两三次我的公寓，但是我几乎没有问过自从当年一别之后他的情况。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了文学学位，所以他也一定去过英国。他也没有特别地向我询问过什么。(www.xing528.com)
战争期间，草野心平和柳雨生都隶属于汪精卫国民政府宣传部，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他们二人都参加了。但是由于草野心平是日本人，不被问罪；而柳雨生因为是中国人，便以汉奸罪投入牢狱。当草野心平得知柳雨生现在生活工作于海外时，便多少会觉得释然吧。尽管经历了那动荡而曲折时代的异国的旧友，不愿追问彼此战后的状况，然而他们的沉默却意味着未曾忘记抹消不去的战争的伤痕。
柳雨生于1952年从大陆移居香港。在皇仁书院做中文科教师，并热心于学校的演剧活动。柳雨生在香港期间发表了小说《庚辛》（香港大公书局，1952年）、学术专著《中国文学史》（台湾东方书局，1958年）、话剧剧本集《在舞台的边缘上》（香港龄记书店、1959年）等等。1962年，柳雨生放弃了香港的安定生活，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担任为期三年的特聘讲师。1966年任副教授，1982年退休。在澳大利亚，柳雨生在中国小说史和道教史的研究中，业绩卓著，成国际知名学者。他的代表作有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62年）、 Chinese Popular Fictions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香港龙门书店，1967年）、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Leiden： E. J. Brill，1976年）、 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Leiden： E. J. Brill，1984年）、《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和风堂新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97年）、《道家与道术——和风堂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998年受母校北京大学的邀请，来校讲演。2000年论文集《道教史探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为奖励柳雨生的学术贡献，澳大利亚政府授予他澳大利亚勋章（AO）。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柳雨生使用的是他的原名“柳存仁”。战争期间，他用“柳雨生”的名字发表文章，“雨生”本是他的字。战争结束后，他又恢复使用“柳存仁”的名字。柳雨生出狱后，大概要告别自己的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所以才终止了“柳雨生”的使用。1968年他的描写从清末到1925年之间旧式家庭生活变迁的长篇小说《青春》由香港星岛日报社出版。这本书，是柳雨生以自己的家庭为背景写成的，从中可窥见柳雨生少时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从未写过有关自己战争时期的回忆文章。
在柳雨生为数极少的、言及战争时期的文章里，有回忆周作人的《知堂纪念》（1989年）。文中，柳雨生评论周作人的作品“也许就是因为它貌似闲适，所以作家在‘忍辱与苦’的年代里能够借着‘确信是儒家的正宗’的幌子笼罩之下，说出几句清醒的话来”。对周作人“最可感谢的其一就是要人们珍重本国的文字”，“他所要对付的，是敌人的亡人国家必先亡它的语言文字的重大危害”。其二他提倡学习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岂明先生便教人们不要忘记读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其三是“利用儒家的老招牌，为人民大众争取生存权利”。 [39]柳雨生实际是在为周作人的“汉奸”罪名昭雪。
柳雨生在北大就学时，曾听过周作人的课。他任《风雨谈》主编时，经常在卷首刊登周作人的文章。移居香港后，也与周作人有书信往来。柳雨生与周作人的交往维持了很多年。正如谭正璧评价柳雨生：“读了他的文章就会联想到周作人先生”。“柳雨生君的散文，很受周作人先生的影响。” [40]柳雨生有与周作人相同的语言才能，他精通英语、日语，德语和法语的水平也很高。学问方面也与周作人一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学术研究涉及历史、宗教、文学、语言诸多领域。对柳雨生来说，周作人是值得尊敬的师长，因此，无论文笔还是做学问的风格，受周作人影响都很深。
虽然柳雨生和周作人都被判定为“汉奸”，但是，他们在战争中协助日本的程度和内容却不尽相同。木山英雄认为，战争期间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的周作人，“他的儒学的修炼和风度已经达到相当的境界，丝毫看不出他只是被到来的命运轻易地戏弄，或者利用眼前的机会获取私利的痕迹”。 [41]与周作人相比，柳雨生年轻，缺乏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周作人做出留在卢沟桥事变后被日军占领的北京的决定时，已经是五十三岁；而柳雨生由于卢沟桥事变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又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失去了香港生活的安宁，最终回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时，只有二十五岁。
柳雨生回上海后，立刻就职于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积极地从事政策宣传。他在《异国心影录》谈到自己的个性时说：“我的个性虽然并不是与历史政治绝缘，而生活环境的束缚，也往往与整个局势有关，但是我更爱好单纯的生活的愉快，生活的美，以至于最超妙奇特的所谓止于至善的境地。” [42]柳雨生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散文和小说的创作，甚至出版了文学史的著作。对于有这样经历的青年来说，“文学”无疑是能给他带来无限喜悦的“至善的境地”。然而，战争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让一切都呈现着迷茫。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柳雨生憧憬着那个破碎了的“至善”的文学“境地”，但是他没有仅仅停留在憧憬，他作为“和平派”积极参与政治。1943年前后，他又重返文学舞台，在因有名望、有实力的作家纷纷离沪而人才匮乏的上海文坛上崭露头角。1942年11月被选为最年轻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由此拓展了在日本文坛的人脉关系，开始竭力于中日作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柳雨生在战争期间的随笔《学优》里说：
我想人生如剧场，如舞台，我们大家都在唱戏，上智的圣贤豪杰也是我们，奸宄欺诈的强豪也是我们，都要看我们自己怎样做法。既然登上了舞台，为人为己，都要轰轰烈烈的做上一番大事业。 [43]
他决心与日本合作，是出于他对时局的判断。他认为救国的方略不是“抗战”而是“和平”。他把自己置身于汹涌动荡的历史激流之中，力图成就“和平救国”的“大业”。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日本的‘和平运动’带有极强的‘谋略’色彩，因此，致使很多妥协派成了‘汉奸’”。 [44]中国最终不是通过“和平”，而是通过“抗战”赢得了胜利。这也就决定了妥协派们的汉奸命运。准确、恰当地解析柳雨生——这个生活在日军占领下上海的早熟的文学青年——充满矛盾的人生历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作为时代悲剧的一个角色，站立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感受到的那种“寂寞”，却是实实在在的。
堀田善卫指出“对于汉奸，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认为：他们都是自愿地投靠到日本方面来的，是咎由自取。” [45]把曾经与日本合作过的人一律定性为汉奸，埋葬在历史的烟尘里，是最容易的方法。然而，笔者认为，对他们当中每个人做具体的分析，分析他们的内心世界，寻求他们的行为动因，最终得出具体的结论。这样，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才能不断深化。这也将是我今后研究的课题。
注释
[1]武田泰淳《野兽的勋章》《新潮》第545号，1950年10月，第174页。收录于《武田泰淳全集》第3卷（筑摩书房，1971年）。
[2]周钰宏主编《民国三十六年上海年鉴》（华东通讯社，1947年，第D3页）。
[3]杨家骆主编《大陆沦陷前之中华民国——民国卅七年份中华年鉴—第二册》（鼎文书局，1973年）第483页。
[4]柳雨生40年代以前的经历散见于《中华日报》《大陆新报》和《申报》的报道和柳雨生《怀乡记》（太平书局，1944年）所收随笔。50年代以后的经历可见张秉权、何杏枫编《香港话剧口述史》（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所收柳雨生采访录《柳存仁<站在舞台的边缘上>》。
[5]柳存仁《记约园观书》《道家与道术——和风堂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原载张芝联编《约园著作选辑》（中华书局，1995年）。
[6]柳雨生《谈自传》《古今》第10期，1942年11月1日，第6页。
[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55—256页。
[8]柳雨生《海客谭瀛录》《风雨谈》第6期，1943年10月，第149页。
[9]笔者认为，《续结婚十年》中关于苏怀青、潘子美和鲁思纯的描述酷似苏青、柳雨生和陶亢德的经历，故而断定苏怀青、潘子美和鲁思纯应是苏青、柳雨生和陶亢德的化身。持这一看法的还有王一心、李伟。见王一心《苏青传》（学林出版社，1999年），李伟《乱世佳人——苏青》（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0]苏青《续结婚十年（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9页。原载《续结婚十年》（四海出版社，1947年）。
[11]苏青《续结婚十年》里潘子美的经历是从香港回到上海之后，就做了报社编辑。1942年10月22日的《中华日报》登载的介绍出席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的简历中，柳雨生的职务是“宣传部编审、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秘书”。1943年8月7日的《大陆新报》介绍了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的简历，其中柳雨生任“国民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宣传部编审、中华日报主笔、西洋文学月刊编辑、风雨谈月刊社社长、上海杂志联合会常务理事”。因此，柳雨生任职于《中华日报》不是在他刚回到上海，而是1942年11月以后。
[12]《新国民运动论文选》有日译本：《中国新国民运动论文集》（朝岛雨之助译，太平书局，1943年）。
[13]柳雨生《释新国民运动纲要》《新国民运动论文选》（太平书局，1942年）第170页。
[14]《特辑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本学艺新闻》，1942年11月15日。
[15]菊池宽《话的屑笼》《改造》第20卷第12号，1942年12月，第95页。收录于《菊池宽全集》第24卷（高松市菊池宽纪念馆，1995年）。
[16]严谷大四《中国代表的横颜》《私版昭和文坛史》（虎见书房，1968年）第30页。原载《非常时日本文坛史》（中央公论社，1958年）。
[17]中村利男《大陆的浪漫精神（二）》《大陆新报》1943年4月26日。
[18]柳雨生《东亚文学的斗兵》《大陆新报》1943年5月4日。
[19]柳雨生《异国心影录》《古今》第19期，1943年3月16日，第90页。
[20]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1页。
[21]周海林《<风雨谈>中包含着的真实与虚构》《沦陷下北京1937—1945交争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三元社，2000年）第115页。
[22]柳雨生《异国心影录》《古今》第19期，第82页。
[23]柳雨生《异国心影录》《古今》第19期，第89页。
[24]柳雨生《异国心影录》《古今》第19期，第90页。
[25]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第364页。
[26]《编后小记》《风雨谈》第9期，1944年第1、2月合刊，第173页。
[27]河上彻太郎《中国代表的决意》《文艺》第11卷第10号，1943年10月，第21页。
[28]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第247页。
[29]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第260页。
[30]柳雨生《序》《怀乡记》第3页。
[31]上海的六名代表中，邱韵铎、鲁风、关露三人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32]织田作之助《举措，充满了爱》《文学报国》1943年9月20日。
[33]冈田英树《第三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实相》（《沦陷下北京1937—1945交争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第80页）中指出，成立中国文学协会计划的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周作人认为沈启无参与了片冈铁平对周作人的批判，因此发表了“沈启无破门声明”的影响。张泉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44年，第114页）中阐述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广大作者对于官办机构表示厌恶，不愿参与把文艺和政治紧紧绑在一起的‘文学运动’”。
[34]冈田英树《第三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实相》《沦陷下北京1937—1945交争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第81页。
[35]金戈《陶亢德受捕一瞬》《捕奸录秘》（青年文化出版社，1948年）。转引自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成文出版社，1980年）第99—101页。
[36]堀田善卫《关于异民族交涉》《堀田善卫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94年）第177—180页。原载《季刊现代艺术三》（美焉书房，1959年6月）。
[37]河上彻太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时节》《河上彻太郎全集》第2卷（劲草书房，1969年）第439页。原载《周刊读书人》1964年4月6日。
[38]草野心平《日记》《风景》第11卷第4号，1970年4月，第21页。
[39]柳存仁《知堂纪念》《道家与道术——和风堂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13—318页。原载《明报月刊》第281—282期，1989年。
[40]谭雯《柳雨生论》《风雨谈》第14期，1944年8月，第36页。
[41]木山英雄《周作人和日本》《谈日本文化》（筑摩书房，1973年）第280页。
[42]柳雨生《异国心影录》《古今》第19期，第81页。
[43]柳雨生《学优》《怀乡记》第81页。
[44]刘杰《汉奸裁判》（中央公论社，2000年）第265页。
[45]堀田善卫《上海的思考》《堀田善卫全集》第14卷（筑摩书房，1994年）第445页。原载《中国文化》1947年6月。
（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1年第3期。本文为作者提供的新译本，此译本曾刊载于公众号“论文衡史”，202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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