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西班牙内战：中国文艺界的关注与反驳

山口守

（东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

中国文艺界是如何看待西班牙内战的？作为以与中国现实直接相关的形式而备受瞩目的著名例子，是鲁迅在逝世前一个月发表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徐懋庸写下了攻击巴金及黄源的理由：“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anarchy）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寄送鲁迅。鲁迅对此严加反驳，前前后后的交锋进而在以“国防文学”论战为契机的抗日和统一战线这一语境中展开，波及到了迫在眉睫的中国现实问题。“国防文学”论战本身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未几便走向终场，并似乎随着鲁迅的逝世而偃旗息鼓了。然而从文学史的见地来看，“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对立，同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与之发生过关系的人物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浮沉相联动，善恶是非几经变幻、逆转，评价颠仆辗转。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指出胡风、周扬双方的宗派主义和周扬一方所受的共产国际的影响。然而其间存在着改头换面——伪装客观，假冒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杰的干涉^[2]，使得人们无从解明这个问题在30年代的中国曾是何等迫在眉睫的思想问题。尤其是巴金针对徐懋庸的攻击所作的反驳中包含的两个问题，即安那其主义（Anarchism）这一世界思想，与抗日统战一线这一迫在眉睫的中国现实问题，由于后者的凸显，遂招致前者所具有的同时代性变得模糊难辨。

以下先围绕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不是从文学史、而是从巴金一方出发加以整理。在“国防文学”论战的高潮中，巴金与黎烈文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关于其间经纬，巴金在《怀念黎烈文兄》^[3]中说明了。虽这篇文章写于“文革”之后，但显而易见，巴金在“国防文学”论战中站在鲁迅方面，与周扬等共产党一派处于对立状态乃是事实，然而却并未因此而与当时个人关系良好的胡风等人采取集体行动。个中经纬巴金在其他文章中说明道：“事前事后都没有开过会讨论，也不曾找胡风商量。胡风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签了名送来”^[4]。亦即是说，在对立一方看来也许会觉得巴金是与胡风等人一起行动，而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自主行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说道：“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5]，就表明与强调“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6]的国防文学派不同，坚持了自己信仰的主体性。

因此至少在巴金的意识中，围绕着抗日战争与文学家的态度，从安那其主义的观点来看本来理论上是矛盾的，恐怕可以说他尽管思索处于民族亡危急之际何种大团结可能实现，但政治统一战线问题却是从一开初便目中所无的。这样的他竟被迫不得已地卷入围绕着统一战线的对立之中，恐怕还是出于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因身为安那其主义者而遭受的攻击、甚而至于引出法国西班牙的例子来议事的反感。读一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能确认徐懋庸将巴金与安那其主义挂钩并施以攻击的有以下三点：1.巴金是安那其主义者。2.法国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反动，破坏统一战线。3.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者更其卑劣。鲁迅（或冯雪峰）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明辨这并非正面的批判而不过是诽谤中伤，以下列两个论点作出反驳：1.巴金虽被呼为安那其主义者，但却与我们在一起行动，是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优秀作家（因此仅仅贴个安那其主义者的标签是不成其为批判的根据的）。2.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破坏革命的责任不能让巴金来负。鲁迅（或冯雪峰）在此对于安那其主义及西班牙革命的问题未作具体论述，但可以看出反驳的中心是针对“诽谤”而拥护巴金和黄源的人格。因而在反驳中未曾触及徐懋庸批判的第三点“中国的安那其”也许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国防文学”论战高潮之中的文章，全部议论都收敛于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大主题，也可以说是势在必然。然而巴金本人的理解却有所不同。下面将具体地考察巴金的反驳，来思考他的思想性是如何表现于其中的。

针对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暴露于世的来自徐懋庸的攻击，巴金方面的反驳有三篇：《答徐懋庸并西班牙的联合战线》^[7]是思想方面的反驳，《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8]是针对当时中国文坛而谈此问题，《一篇真实的小说》^[9]是私小说风格的文章。先看《答徐懋庸并西班牙的联合战线》，可知其反驳的内容乃是从不同于鲁迅（或冯雪峰）的立场出发，向徐懋庸所攻击的主要三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其最大特征在于拥护安那其主义思想的立场。首先就自己是否安那其主义者，作了如下的说明：“虽然我自己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着那主义，而且我对前面提过的那般人也很敬仰，但其实我已经失掉了这个资格，我这几年来离开了实际运动的阵营，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稿纸和书本上消磨生命。我的行为带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坏习惯，甚至我的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和我的信仰多少有点冲突，这样我还配做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吗？”^[10]巴金在此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自己信奉安那其主义，曾经作为安那其主义者参加过这个运动，现在脱离了运动成为了作家。虽然至今依然信奉安那其主义，自己却已经没有资格自称安那其主义者。这样坦诚地表明思想，是针对视安那其主义为无前提批判他人之理由的徐懋庸等共产党一派的第一反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自称安那其主义者，这近于忏悔似的告白，是解读巴金文学和思想的关键词之一。

继之，针对徐懋庸攻击法国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破坏统一战线，巴金仅仅简短地提及法国安那其主义问题，反驳的几乎全部篇幅都是关于西班牙革命和内战的论述。其间恐怕有着下述事实的影响：西班牙内战的爆发（1936年7月）被视为反法西斯的斗争而成为世界性的新闻，在正进行抗日斗争的中国也多方报道，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即以曾在西班牙为人民阵线而战，后来转移至中国的诺尔曼·白求恩（Nonrman Bethune）为例，便可勾勒出一幅西班牙与中国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代战线的图式来。这样一种视点当然会成为共产国际那样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积极宣传的对象，徐懋庸等上海的共产党一派也同样，既然已经推展“国防文学”论战，恐怕自然是据此而发言的。巴金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不是将西班牙革命作为与共产国际连体的先锋政党主导的革命，而是作为工人农民等民众自治及自主管理的实践，向中国作介绍的视点。这与下面将要论述的，即巴金对西班牙革命的关心始于他作为安那其主义者从事活动的20年代，以及巴金在驳斥针对中国安那其主义的非难时所言及的、中国农村中安那其主义者的自主管理实践，有着重大关系。因此其反驳的主要内容，便是对当时西班牙革命战争中安那其主义者，尤其是CNT和FAI所起的作用的强调。关于ONT是西班牙工团主义工会的联合体，未必就能称为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运动的全部，并且甚至有观点认为它在西班牙革命中左右摇摆的路线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但倘使放在应当如何投身抗日这样一种当时中国的统一战线语境中思考，巴金拿来作为反证的理由也可以理解。不妨说巴金是以CNT为例，从安那其主义的视点论述了统一战线问题。为了明确在西班牙革命中安那其主义的定位，巴金介绍了两个人物，即弗朗西斯克·阿斯加索^[11]（Fransisco Asacaso）与白那文图拉·杜鲁底^[12]（Buenaventura Durruti Domingo）。其实他们俩在巴金留学巴黎期间险遭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而引发了广泛的抗议运动，故而其姓名为共有安那其主义理想的巴金所熟知。而且巴金在该文中还介绍了1928年他在法国时接到FAI的迭哥·阿巴德·德·桑地兰^[13]（Diego Abed de Santillan）的来信。实际上巴金和桑地兰的交往穿过30~40年代至50年代还持续着。巴金1950年致Rudolf Rocker^[14]的书信中还提到他。

I know that once Santillan had translated his greatbiography of MB and even published several chapters in“Protesta — Supplement”. But that's all， and I heard no more of it since seventeen or eighteen years.

When you write to Santillan， please tell him what I write you here and also ask him whether he can send one copy of his translation of Nettlau's Documentos Ineditos to me or not I got it once， but I pst it during the Sino — Japanese war in 1932^[15].

因此在巴金而言，30年代的西班牙与20年代的西班牙通过安那其主义为媒介而一脉相承。这一点留待后述，总之巴金同鲁迅（或冯雪峰）一样对徐懋庸将“法西安那其的反动”当作攻击巴金的材料表示反感，同时又更进一步去拥护地球另一面遥远国度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对于一方面明言自己不能直接关与西班牙革命，另一方面又对西班牙革命表示共鸣的巴金来说，维系这两种立场的，是西班牙和中国彼此独立的个别战线上显现出的共同理想——安那其主义这一世界思想，而作为其前提存在的，是中国国内对于安那其主义的连带意识。即他认为，倘非国内这一固有空间之中拥护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则对西班牙革命的连带意识便无从谈起。这一点乃是巴金思想的特征，是针对徐懋庸仅仅因为巴金系安那其主义者便加以责难一事的反驳。进而追根究底，当撞着自己究竟能否称为安那其主义者这个问题时，他的认识便发展到倘无文学这一固有空间的苦战，则对思想领域中安那其主义的连带意识便无从谈起。在此先看看作为对徐懋庸的驳斥，他是如何为中国安那其主义辩护的：“其实徐懋庸是不会看见什么‘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卑劣行为的’，因为那种人从来不曾在文坛里混过，他们只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沉默地埋头工作。他们不会写文章，不办杂志，他们的言行不见于小报。他们势力固然不大，但他们能够怀着热情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 ^[16]在接下去的文章里巴金表明了前面已有引用的忏悔意识，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自称安那其主义者。贯穿着西班牙与中国、中国安那其主义者与巴金这两种对比的巴金的忏悔意识和连带意识，恰恰就是直面中国现实时，作为一个表现者而不断苦恼的巴金本人的思想，而非其他。可视为例证的文章，便是同一时期写的《一篇真实的小说》。在这篇文章中，通过他驳斥“国防文学”倡导者，以及共感于西班牙革命的形式而从中国出发传向世界的关心再度回归中国现实的意识回路，可以看出他的安那其主义信仰从固有出发走向了普遍、再从普遍回归固有的思想轨迹。故而在论及西班牙安那其主义的同时，同论述中国安那其主义两相联系的巴金的态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通的。事实上他对西班牙革命的关心并非始于“国防文学”论战。早在20年代他就已经发表过将西班牙革命介绍给中国的文章。而且是在作家巴金诞生以前，并且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旅居法国时写的，这一事实也成了确认安那其主义者巴金思想连续性的证据。

在西班牙FAI宣告成立的1927年，巴金与旅居巴黎的同志吴克刚、卫惠林一起，编辑以美国旧金山为中心展开活动的R Jones等华繁安那其主义团体平社（The Equality Society）的华语机关刊物《平等》（The Equality）。创刊号上发表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阿斯加索快被释放》 ^[17]一文。这是现在能够确认的巴金关于西班牙安那其主义的最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巴金介绍并表明过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运动和国际安那其主义运动是连接在一起的。当然这么一个立场也可以适用在中国安那其运动上面。而巴金再次就西班牙安那其主义撰文——这颇具有讽刺意味——则是后来为了驳斥来自“国防文学”论战时曾站在同一条战线的胡风的批判，就是《我的自辨》 ^[18]。这篇文章中，巴金批判了胡风虽然未必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指责安那其主义等于反动，但却将安那其主义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把安那其主义、人道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帽子戴往一位作家的头上，然后又针对胡风要求作家今后更加接近新兴阶级的主观的忠告，表示新兴阶级倘若不是指一党独裁的苏联的工农阶级，而是指在西班牙CNT或阿根廷FORA领导下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倒也可以同意，并毅然宣称这是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后者相同的缘故。故而此处持续存在着与1927年巴黎时代相同的安那其主义的连带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是同中国这一语境相通的，这一点可以透过同一时期巴金在访问福建广东安那其主义者们活动地区途中写的《西班牙的梦》 ^[19]来验证。这次旅行，巴金访问的是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泉州作为教育实践场所的黎明中学，以及在广东省新会相同的农村教育实践地——西江师范学校，正是这种在农村进行的安那其主义者们的理想教育和社会改造实践，才是《答徐懋庸并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中巴金所写的那种自我牺牲与献身的姿态。因而可以说，在“国防文学”论战中，巴金乃是安那其主义者，他被置于法国及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同列而遭受责难，是有其思想的一贯性作为其前提的，正是这一点，令巴金表现出有异于鲁迅（或冯雪峰）所驳徐懋庸的态度。

巴金于1927—1936年写下这些文章，然后于1936年发生“国防文学”论战。巴金关于西班牙内战及革命的著述，实际上多数是在此之后，尤其集中于1938和1939两年。这些著述的特点是多为翻译。西班牙内战于1939年以佛朗哥将军派的胜利而告终，巴金通过这些翻译，从安那其主义的视点介绍西班牙内战，其时正当革命一方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不单单是“国防文学”论战中围绕着统一战线问题的政治对立的延续，巴金在此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与抗日战争共通的斗争的这一立场：“南欧的西班牙在地理上固然和我们相隔甚远，但是它的命运和抗战中的我们的命运却是联系在一起的。愿我们牢记着西班牙的教训。”^[20]如果我们仅注意这里所表明的西班牙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同时代性、同目的性，我们就会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巴金思想的连续性。当他说到抗日时，并非仅仅出于拯救民族危难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出于将抗日视为与法西斯之间进行民众斗争之一环的这样一种安那其主义的思想性。巴金在抗战初期几篇文章^[21]里面皆有几次提到过这一立场，如“我们都知道西班牙的斗争不是普遍的内战，而是一个革命。我以为中国这次的抗战也含有革命的意义。”^[22]巴金在这些文章里面一再强调抗战就是一个革命，并非只为着民族利益和国家主义而战斗。但这里还有一个难题：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怎么处理中国这一“国家”概念。思考这个问题时不妨参照《生》里面的解释：“这次的战争乃是一个民族维持生存的战争。民族的生存里包含着个人的生存，犹如人类的生存里包含着民族的生存一样。人类不会灭亡，民族也可以活得很久，个人的生命则是十分短促。所以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亦何不可以说是永生。”^[23]巴金在这里展开的理论方式便是不假设“国家”，而将“个人”“民族”“人类”连接在一体的群体论。巴金尚未开始写作之前，曾作为安那其主义者说道：“弱小民族的存在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难道在无政府社会实现以前，弱小民族便永该沦为列强的奴隶么？”^[24]不反对民族独立或民族这一概念。后来巴金在《<幸福的船>序》里这样解释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孤立的个人在这世界中并不算什么。我觉得我的个人生命的发展是与群体生命的发展有连带关系、永远分不开的。所以把个人的生命拿来为他人而放散，甚至为他人而牺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25]就是说民族是一个将个人引入到人类这一个框架的中介，同时包含了个人的群体。巴金基于安那其主义的思想性将西班牙内战和抗日战争视为一个革命、民众斗争之一环的其他证据之一，则是巴金翻译、介绍西班牙安那其主义所做的斗争的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8年犹在继续，如《西班牙的曙光》^[26]、《西班牙的血》^[27]。两本都算是再版，但巴金还为两本书写了前记。

写到这里，剩下很多问题要进一步探讨，但篇幅有限，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仅仅只看“国防文学”论战高潮中因此理由而遭受了攻击，由此去把握巴金与西班牙内战及革命问题，其结果便意味着只是将巴金的思想放在围绕统一战线问题的政治对立中去进行思考。始于20年代在巴黎时对思想相同的同志的连带感、巴金对西班牙革命产生了共鸣，与巴金对福建广东安那其主义者们那种自我牺牲式的献身姿态所代表的中国安那其主义者的敬意相连动，导致了“国防文学”论战中巴金的政治性宣言，随后又将抗日战争定位为反法西斯战争，如此描绘出一条与战后相联结的思想轨迹。

（本文以2004年4月在新加坡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亚洲国际会议提交论文和2003年11月在中国四川召开的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为基础修改）。

附表：

（续表）

（续表）

UGT：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Founded in 1 888， Spanish trade union under Spanish Socialist Party， 1 5000 members in 1919.

CNT： 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 Founded in 191 1，revolutionary syndicalist made union， continued the anarchist tradition in Spain， 756000 members in 1919.

FAI： Fedaracion Anarquista Iberca， Fomded in 1927，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Spanist and Portuguese anarchists for the most partimilitant members of 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 ）. 1 5000 members in 1937.

POVM： Partido Oberero de Unificacion marxsta， Founded in 1935， the most influential Maixist party in the Civil War， thorght to have a tendency to ward Trotskyite.

注释

[1]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1—5，1936年8月15日，收《且介亭杂文末编》。据说因当时鲁迅卧病在床，该文系冯雪峰秉承鲁迅之意执笔写成。

[2]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6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33写道：“当时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后来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6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33却改写成：“1936年2月，由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年7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1939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时有人将失败的责任归之于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此见解比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客观得多，但模棱两可的态度依然不消失，尚未明确地阐释“有人”是何人，或攻击无政府主义的原委如何。现在诸多研究业已证明了那种反无政府主义的逻辑是站在当时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立场的片面见解，比如Abel Paz，Durutienla reolucion esqanola，Barcelona，Laia，1986基于无政府主义立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3]巴金《怀念黎烈文兄》，1980年5月31日至6月2日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初收《探索集》1981年，香港三联书店。

[4]巴金《怀念胡风》，1986年9月21日至9月28日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初收《无题集》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https://www.xing528.com)

[5]这里引自《译文》1—4，1936年6月16日。

[6]《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这里引自《作家》1—2，1936年7月10日。

[7]巴金《答徐懋庸并西班牙的联合战线》，初收《作家》1—6，1936年9月15日。

[8]巴金《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初收《中流》1—3，1936年10月。牵涉到此论战的大部分文章后来被删掉，像《巴金文集》和《巴金全集》里均无该部分。

[9]巴金《一篇真实的小说》，1936年9月23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初收《我的幼年》1937年，上海新生书店。

[10]同[7]。

[11] Fransisco Ascaso， 1901—1936， leading figure of Spanish syndicalist movement，died in Barcelona.

[12] Buenaventura Dumuti Damingo， 1896—1936， legendary anarchist， active in CNT， died in Madrid.

[13] Diego Abed de Santillan， 1897—1983， leading figure of the Spanish and Argentinian anarchist movement.

[14] Rudolf Rocker， 1873—1958， anarchist writer， intellectual leader of German anarcho — syndicalism， born in Mainz， Germany， died in New York， USA.

[15] Li Peikans letter to Rudolf Rocker， August 24， 1950， Rudolf Rocker Aichiv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16]同[7]。

[17]巴金《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阿斯加索快被释放》，《平等》1—1，1927年7月1日。

[18]巴金《我的自辨》，《现代》2—5，1933年3月1日，初收《生之忏悔》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

[19]巴金《西班牙的梦》，《东方杂志》30—15，1933年8月1日，初收《旅途随笔》1934年，生活书店。

[20]巴金《<西班牙>后记》，《西班牙》，平明出版社，1939年。

[21]例如，巴金《公式主义者》，《宇宙风》乙刊创刊号，1939年3月1日。巴金《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初收《感想》烽火社，1939年7月；巴金《杂感（二、极端国家主义者）》，《见闻》第三期，1938年9月5日。

[22]巴金《杂感（二、极端国家主义者）》。

[23]巴金《生》，《文丛》1—6，1937年8月15日，初收《梦与醉》，开明书店，1938年9月。

[24]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惠林、芾甘、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民钟社，1927年4月。这里引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

[25]巴金《<幸福的船>序》，《马来亚》2，1931年，收《幸福的船》，开明书店，1931年3月，后收《生之忏悔》，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

[26]巴金编《西班牙的曙光》，平明书店，1949年。

[27]巴金编《西班牙的血》，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