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思考

丸山昇　著

（樱美林大学文学部）

本文通过探讨鲁迅晚年的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的手稿（以下略称为《徐懋庸》），尝试考察鲁迅晚年的心境、思想以及与其相关的研究方法上的诸种问题。

这里所说的《手稿》，是指现在以上述标题收入《鲁迅全集》^[2]中的文章，当年是由冯雪峰和鲁迅所写的手稿。首先，我要回述一下为什么《手稿》会特别成为问题的经过。

在鲁迅逝世前不久的1936年所展开的“国防文学论战”（在建国后的中国多称之为“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的见解体现在收入《全集》的三篇文章里，即：《答托洛斯基派的信》（6月9日）、《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6月10日），以及本文将要讨论的《徐懋庸》（8月3—6日），这几乎已成为一贯的常识（除此而外，还有一篇未收入《全集》的《几个重要问题》（5月），对此容当后述）。只是建国以后，中国方面对国防文学论战的评价及对鲁迅在这场论战中的见解的理解、还有确定鲁迅在论战中的位置等等，掺杂了各种各样的顾虑与打算，加以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不断发生着变化。

姑且略去这一变化的始末^[3]，我只想在此回述一下与手稿有关部分三起三落的过程。在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反右派斗争”之后，人们所做的说明是：《徐懋庸》一文是冯雪峰起草的，鲁迅当时也正在病中，无法确认当时所发生的事实^[4]。就是说冯雪峰用鲁迅的名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从而造成了事实的混乱；“幸而……冯雪峰代笔的长文的原稿也留下来了”，因此有了正确的结论^[5]。在“文革”中，人们又说，这些说明是周扬等人对历史的歪曲^[6]，说《徐懋庸》是鲁迅口述的笔录，鲁迅自己校订过，并且鲁迅亲笔所写的笔迹也保留下来了^[7]。而且，在反右派之时，一点也不曾涉及鲁迅笔迹的问题，相反，在“文革”时则根本不提冯雪峰起草的草稿。这就是说，两个时期的观点是这样一种奇怪的观点：

它们各不涉及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但又并不全面否定这种事实的存在，不过也并不想从根本上揭示其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仅仅凭借被告之以“口述笔记”部分的存在，以及1958年版《全集》已经标明的此前《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的笔录者为冯雪峰这一事实^[8]，想像《徐懋庸》一文“口述”的笔记者恐怕也是冯雪蜂，刘绶松所说“冯雪峰代笔的长文的原稿”恐怕就是笔记部分，而准确的事实则无从知道^[9]。

1976年秋，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在日本举行^[10]。《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即鲁迅自己手稿的部分也展出了，但关于这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没有任何说明。

“文革”之后，冯雪峰写于1966年8月10日的文章《关于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为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被公开发表^[11]，由此事实才得以明确。在该文中冯雪峰对有关《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文章解释道：这两篇“都是完全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发表后他自己都看了，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12]进而关于《徐懋庸》一文作了如下说明（我尽量删掉无关紧要的部分，但因为下述引文牵涉到微妙的问题，请原谅我在尽量删节之后还保留了稍长的引文。省略掉的部分用“……”表示）：

“鲁迅收到徐懋庸的那封信是在八月初……，那天下午我刚好到鲁迅那里去，他就把徐信给我看了。……他当时是确实很气愤的，一边递信给我，一边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过一两天我来答复！’……

“当时鲁迅在大病之后，我看他身体确实远没有恢复健康；又因为六月间我曾以‘O.V.笔录’形式代他处理过两件事情，还符合他的意思，于是我看完徐信后就说：‘还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个稿子吧。’

“但鲁迅说：‘不要了，你已经给我抢替过两次了。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

“不过，我临走仍然向鲁迅要了徐懋庸的信，说‘让我带去再看看。’我回到住处后，当晚就动笔，想写下一些话给他做参考。用意还是因为他身体确实不好，而有许多话是他答复徐信时必须说的，也是他一定要说的，他平日又是谈到过多次的，我按照他的意思、他的态度先写下一些，给他参考，也许可以省他一点力。这就是那一份钢笔写的草稿的来由。大概第三天，我拿到鲁迅家去，……不料他看了后说：‘就用这个做一个架子也可以，我来修改、添加吧。’又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

“鲁迅大约修改和加写了一两天时间（现在保存下来的原稿可以证明，不但全篇到处有修改的地方，而且后半篇几乎全部都是他自己重写和加写的）。我过了二三天再到他那去时，他已经请许广平誊抄了一份清稿，还没有寄出去发表。他说：‘正等你来，有几个字眼斟酌一下。’……

“我记得当时他曾在誊清稿上改过几个字（后来这篇文章收在文集中有几个字同保存下来的原稿不同，就因为这缘故）……” ^[13]

关于上述记述，有以下两点应加以注意。

（1）《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篇是冯雪峰起草并且在发表后才请鲁迅过目的。

（2）《徐懋庸》一文也是由冯雪峰起草，鲁迅从整体上加工的，尤其是以后半部分为重点，鲁迅改写或者说补足了一部分内容。因而虽然冯雪峰说“几乎与‘口述’没有区别”，该文并不完全是口述。

此外，巴金在悼念冯雪峰的文章中这样说过：

“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纪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蜂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14]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收集成为批判、打倒对象的人的材料，有关人员被以各种形式要求“交代”。各种亲身经历者已经证实，这种交代有时简直就是肉体与精神上的拷问。巴金所表明的，就是对于这种不经作者允诺就发表其在被拷问情况下所写材料的做法的批判。这里直接所指的是“七二年”的材料，但前面所涉及的冯雪峰所写的材料，可以说也具有相同性质^[15]。

但是，在慎重地考虑到这一点的同时，把上述材料作为确定最低限度事实的资料来使用，还是可以允许的吧。无论如何，冯雪峰和胡风一样，作为当事人之一，是无可替代的证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曾经批判过他并给他贴上“右派”标签的周扬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为“暴露”他的“罪状”，冯雪峰被要求写上述材料，尽管如此，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没有借当时的形势之便报私怨的因素，写得极为冷静、客观，这一点增强了人们文革后对冯雪峰的尊敬。在此就具体问题而言，如果他事前让鲁迅看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两篇，那么，他就没有理由特意说明“发表后”让鲁迅看。毋宁说如果形势一变，这一情况就会成为被指责为“想利用鲁迅”的诱因，这种危险他不但十二分了解，而且理应经验过了。

那么，如果在这三篇文章是在上述过程中所写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重新考虑的话，就会出现与没有这个前提时完全不同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下面这段话：

“（冯雪峰反复强调自己所写的与鲁迅想法没有出入），问题真的如此简单吗？象反右斗争之后那样，因为这是冯代笔写的就说与鲁迅的意思无关，这种说明当然是‘歪曲’；但另一方面，把它完全作为鲁迅自身的文章同等看待是否合适呢？这恐怕还是个疑问。人用写文章的方式赋予头脑中的想法以形式，同时，所写的文章又反过来促进他的思考；如果说这种看法表达了人的思考与文章的关系，那么，鲁迅的思考在由冯文章化之际，有没有被删剪掉的部分？反过来，鲁迅思考会不会受到冯雪峰思考的影响？至少这些文章所显示的，即使没有超出鲁迅思考的走向，恐怕也还是有意无意地只侧重了鲁迅思考的某一方面吧。如果我们脱离路线论、运动论的框架，试图切近鲁迅独自的精神本体，那么，可以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容轻视的。” ^[16]

进一步说，这件事不仅关涉到“国防文学论战”，而且在考察鲁迅与冯雪峰、乃至考察三十年代鲁迅各个方面时，恐怕也是很重要的线索。很早以前我就产生了上述想法。在有关“第三种人论争”论文的末尾，我也曾这样写过：

“这是两人资质的差别，同时，就主要方面而言，说到底，这也是从年轻时开始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进行思考的冯雪峰，与到了晚年才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理所当然还有与其不一致部分的鲁迅之间的差异。在确认这种差异的基础上，来思考在这不同的两个人之间所产生的信赖关系分别给予两者何种影响，这要比从一开始就想定两者的“一致”并加以强调的做法更能有效地重新审视三十年代的丰富内涵。” ^[17]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一直期待着这部手稿尽早公开。1988年秋，利用访问鲁迅博物馆的机会，我寻问《手稿全集》的“日记”，“书信”以外的部分是否已经出版，得到回答说“已经出了，但还得过些时候才能公开发行。”二、三日后，我应邀造访副馆长王得后氏宅邸，在那里见到了《徐懋庸》的手稿复印件。我也很想要一份，可终于不便张口，空手而归。最近我才从王氏信中得知，当时他本打算将该复印件送我。看来我当时是过虑了。

总之，我终于能把《手稿》放在手头加以详细研究是在它公开发行并由东大文学部中文室购入之后的事了^[18]。我记得那是1989年下半年。

《手稿》在《手稿全集》中占15页，其构成比例如下：

55—62页　冯雪峰的草稿

63页　鲁迅的手稿

64、65页　冯雪峰的草稿

66、67、68页　鲁迅的手稿

69页　冯雪峰的草稿

此外，其后还附有贴在稿纸上的发表于《作家》一卷五期的此稿全文的剪报，共8页。冯雪峰草稿系钢笔所写，鲁迅的删改则用毛笔。

有关冯雪峰草稿、鲁迅的修改稿，还有许广平誊抄后在几个地方“斟酌”后发表稿之间的详细对照、校勘，只能留待他时进行了；在此先简单地考察一下手稿与全集所收文章的关系，可发现下面的情况。以下，我用（F）表示冯雪峰的草稿，用（L）表示鲁迅的添加和改写。

从开头到65页，（F）相当于《全集》528页—534页、下数第六行到第五行“徐懋庸之类的人”部分。

63页的（L）紧接这句话之后，从“去年的有一天”开始到《全集》535页第10行“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这中间删掉了（F）的62页末尾三行半和64页开头的三行多，（L）添加了“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

64页—65页的（F）相当于从535页第10行“有一个青年”开始到536页第10行的“也要巴金负责”？

66页—68页的（L），相当于《全集》紧接上句话之后的“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直到538页下数第7行“临末，徐懋庸还”。

67页的（F）从该句直到文章末尾。

以下我想省略细节的异同，列举《手稿》中若干显眼之处进行考察。根据本文所载杂志的书写规则，原则上引文采用译文，只有特殊需要部分附加原文。为便于参照，在各项开头部分标明《全集》的页码。

A　528页　开头部分。（F）为“这是徐懋庸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也在这里发表了。”（L）改为“以上是……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这一改动可以视为鲁迅对徐懋庸信的愤怒的充分体现。

B　529页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这一部分在《作家》刊载时、收入《全集》时均加了重点号，这是一向受到重视的一段话，但鲁迅只在这一段的括号里稍加补充，没有改动（F）的原貌。而在这一段之后，则把（F）的“（二、三字不明）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起来了，如果我的笔没有用，我也有去当一名义勇军的决心”改为“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东西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C　接下来的部分，对于开头一部分（F）几乎未做大的补充。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关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关系的见解等等，（F）基本上保留原貌，最后在有关与胡风、巴金、黄源等人关系的部分，添加与修改稍加增多，不过没有值得特别提出之处。

A　这一部分是对下面所引（F）删改之后而成的：

“胡风比起其他二人，和我有一个时候来往得要比较多，那正是徐懋庸和周起应等东西把他从‘左联’撵出，大造谣言，说他是南京派来的‘内奸’，小报上也说我要投降南京，经过胡风在讲条件，而有一天忽然有一部汽车驶来，内中跳出四个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据说是来通知我‘胡风是内奸’的。然而我看了”（（F）至此之后的文字从《全集》535页第10行“有一个青年”开始。）

（F）所写的是“四个汉子”，而（L）将其改为“四条汉子”。尽管这一改动与内容无大的关涉，但还是很引人注目，在想象这一改动可能具有的意义时当然必须慎重，不过至少可以认定“四条汉子”这一词语在文革时之所以具有威力，与“条”这一量词所具的力度是分不开的，只从这一点上，这一改动也使人颇生感慨。

B　此外在这部分之中，（L）中并没有在《作家》及《全集》发表时所写的有关傅东华删削周文小说等一行半文字，显然这是誊清之后又加进去的。胡风说《半夏小集》^[19]最初的一则所写的就是这件事^[20]。与胡风的话合起来看，可明白鲁迅的关心重点所在。

这一部分是关于周扬、胡风、徐懋庸等人为人的评价，除小的改动之外，还有下列大的改动。

A　《全集》535页倒数第一行谈到胡风没有反对过抗日运动或统一战线，接下来的（F）为：

“然而胡风是胡风，我是我，不要任何事情拉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别人不必代我担忧被人蒙蔽。据徐懋庸的口吻，又仿佛我听了胡风、黄源这些‘小人’的佞语，致将徐懋庸拒之于千里之外，而他对我犹有恋恋不舍之状，我既是如此昏聩，你又何故生此‘恋主’之情呢，——这一点很使我失笑。我应当明白的对徐懋庸说，在我这里来往的，都是朋友的身份，没有别的什么。你自己有经验，当你和我来往的时候，我和你是朋友，同志。”

（L）将上述部分删掉后缩成一行：

“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徐曾因自己的为人和才能得到鲁迅的喜爱，恐怕他有某种自信与近乎撒娇的天真，认为即使自己写了这封信，也会因此而得到鲁迅的理解。我以前曾在论文中谈过这一点^[21]。恐怕冯雪峰了解其中底细，想谈及徐的恋主之情，而鲁迅则把它砍掉了。

以上部分在《全集》中下接关于巴金、黄源的记述。这部分没有大的改动，但关于巴金的改动使人多少有些考虑。

（F）“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中国是数到的作家。他固然相信过安那其主义，但他没有反对我们的抗日运动，曾由他发起发表了许多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抗日宣言。”

（L）“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

姑且不论二者在认识上的程度有何区别，在（F）里，巴金被认为至少在过去是安那其主义者，而在（L）里，则判断为“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避免断定巴金为安那其主义者。

后半部分尤其值得注意。《文艺工作者宣言》是巴金与黎烈文商量之后起草，并得到鲁迅同意的。这一点巴金后来也曾明确说过^[22]。冯雪峰如实写了出来，但鲁迅却把巴金发起改为巴金列名。恐怕这是因为鲁迅想避免《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发起一事将会引起的无意义的纠纷，故意由自己来承担一切吧。

这一部分是删掉了65页最后一行与69页的几乎三分之二篇幅之后加写的部分。可以说这是把对徐懋庸等人作风的批判再一次进行总结式复述的部分。

（F）被删掉的部分如下；

“这里，我联想到徐懋庸之类的没出息的青年在文坛上播弄是非的行为，应当容无情的揭穿。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郑振铎诸先生的关系。我自己觉得我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坏，有的常常见面，一同战斗，有的不能见面，也甚至没有通信，然而也一同战斗，为着同一的目标。然而有几个‘恶劣’的青年终想造些谣言，离间我们，以便达到他们私人的目的，实际上也作了分散我们力量的确是近于‘内奸’的行为。

“徐懋庸，我说他是劣等的青年。但也许他的这种性质由他幼年的苦楚的生活所造成，就是他碰了很多的钉子，将性质碰歪了。我今天再给了他一个钉子碰，希望他碰正了过来，和我对于周起应等的希望一样。”

A　（L）改写部分原样收入《全集》536—538页，因此下面仅列举必要的部分。

“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在此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在（F）里列举了茅盾、郭沫若、郑振铎三人的名字，与此相对，在（L）里有关郑振铎的名字只在其后以“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的形式出现。这一改动的背景其实有很深的内涵，我将在后面述及。

B　（F）后半部有关徐懋庸的部分，与在前述第3条A中所见相同，可以说是冯雪峰为徐懋庸准备的一条生路，这一点显示了冯雪蜂的人格。但这部分未被鲁迅采用。

C　徐懋庸在信中说，打击胡风等人本来容易，但因先生作其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困难。针对这段话，《徐懋庸》一文反问道：“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接下来的部分在《全集》538页是：

“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

最后一句“是充军，还是杀头”在《手稿》初稿中没有，是后来添在行外的。在前述鲁迅展上我就曾注意到了这一改动。徐懋庸读了这句话感叹道：本来他在信中所写的是与胡风们出于同一原则集合有关的人，评定双方的是非曲直，这样就能够“实际解决”文艺界的纠纷，而却被说成是要把胡风等人“充军、杀头”，这未免过份了^[23]。这一情况引起我的注意。我曾这样写过：

“看一下原稿，则这部分是后来加写在栏外的。不知道究竟是鲁迅反复推敲时难以抑制怒气而加上去的，还是仅由于天生的尖刻而随意加上去的。” ^[24]

但是，这总归不像是那么随意写上去的。鲁迅信中有这样的话：

“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致王冶秋360915） ^[25]

这是最后从“徐懋庸还叫我读《斯大林传》以下”的数行。除前半部分有少量添加之外，还对（F）下述部分进行了大的修改：

（F）　“否则，只□□的□样卑劣下去，就尽无救药，这样的青年于中国毫无用处。”

（L）　“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在前面的比较中，已经看到冯雪峰的草稿中举出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强调他们在大的问题上一致；与此相对，在鲁迅的修改稿中，郑振铎的名字不见了。在此，我想考察一下这一修改的含义与背景。

在当时的鲁迅书信中与此相关的文字有下面这段话：

“谛君之事，报载未始无因，《译文》之停刊，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而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但《死魂灵》第一部，实已登毕。”（致曹靖华351219）

谛君即西谛，郑振铎的笔名。《译文》是1934年9月创刊的专登翻译文学的杂志。鲁迅对因商业理由使翻译作品难以出版的状况感到忧虑，于是与茅盾、黎烈文等人商谈，创刊了这本杂志。鲁迅除亲自编辑最初三号之外，还为每一期供译稿一篇至数篇。从四号开始黄源接替编辑工作，至1935年9月，出到第十一号时停刊，1936年3月复刊。在此成为问题的是1935年停刊的经过。

鲁迅死后不久，关于这本杂志的情况，当事者黄源曾写过详细文章^[26]。但关于停刊的经过，他只借用鲁迅的话说了一句遁辞：‘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他写出这件事的经过，是在过了约四十年的文革之后^[27]。在文革中出版的鲁迅致曹靖华书信集中由曹靖华所做的注释，也有涉及到此事的地方^[28]。此外，在茅盾的回想录中^[29]，也相对详细地谈到了这件事。在《全集》的《日记》1935年9月的注释和《鲁迅年谱》^[30]中，也有可以认为是基于上述人员的证言而做的有关记述。

关于此事详细经过可参见上述文章。在此我只简单概括如下：

《译文》的出版为生活书店所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书店方面条件过于苛刻的问题，不过杂志的销路不错，总算持续了一年。1935年9月，到了缔结第二年出版契约的时候，书店招待鲁迅等人，席间，书店突然提出条件，要求不是黄源而是鲁迅编辑杂志。生活书店之所以忌讳黄源，据茅盾所写的文章看，是因为鲁迅等人出版《译文丛刊》的计划首先由黄源交给生活书店，因书店未给肯定答复，故决定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由于这点波折引起的不一致，遂使生活书店方面对黄源产生了恶感。此外，书店从商业主义出发，也想借鲁迅的名字卖钱。鲁迅对这种做法很愤怒，当场拒绝并拂袖而去。郑振铎与茅盾从中调停想出折衷的方案，鲁迅也同意了，但生活书店不肯合作，于是《译文》停刊。

鲁迅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如下：

“（在叙述了茅盾与郑振铎的调解方案内容与该方案失败的经过之后）他们那边人马也真多，忽而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来：第一回，我对于合同已经签字了，他们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马，翻了局面；第二回，郑先生的提议，我们接收了，又忽而化为胡先生来取消。一下子对我们开了两回玩笑，大家白跑。”（致黄源350924）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致萧军351004）

茅盾说，因这次事件而最受损害的，一个是被鲁迅认作在这事件背后活动的郑振铎，一个是从此之后再约不到鲁迅稿子的《文学》杂志^[31]。

在致曹靖华信351219中所说的《死魂灵》，不言而喻，是果戈理的小说。第一部连载于生活书店发行的《世界文库》1—6册（1935.5—10），1935年1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译文丛书》之一出版。鲁迅在信中说的第一部“实已登毕”，恐怕是因为小报所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等等在《徐懋庸》一文中也涉及到的谣言传到了曹靖华耳朵里，他向鲁迅探问过什么吧。

对于郑振铎的不信任是否妥当又当别论，我想再稍微考察几则与此相关的书信。

“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

“从此以后，是排日=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像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致沈雁冰360214）

这是鲁迅针对茅盾在给他的信中所写的，有关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一句所做的回答^[32]。所谓“作家协会”是指文艺家协会。最初该协会打算以作家协会的名字成立。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了解鲁迅对这个以解散左联为条件成立的组织的不信任，同时这封信也显示了他与茅盾对事物的感觉方式已开始产生了分歧。(www.xing528.com)

不过至少在这一阶段，鲁迅对茅盾并没有不信任感。

“茅盾是《译文》的发起人之一，停刊并不是他弄的鬼，这是北平小报所造的谣言，也许倒是弄鬼的人所造的，你不要相信它。《译文》下月要复刊了，但出版处已经换了一个，茅盾也还是译述人。”（致阮善先360215）

而在下面的信中，鲁迅对郑振铎的不信任却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谛君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青年作家，都不满意于他的权术，远而避之。他现在正在从新摆阵图，不知结果怎样。”（致曹靖华360401）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与郑，其积极，乃为救《文学》也。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致曹靖华360423）

在此信中值得注意的是采用了“或云”这种说法，并将茅盾与郑振铎相提并论。而比这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对《文学》的不信任，是与对文艺家协会的不信任、进而对于“统一战线”的不信任相连结的。在大约一周后的书信中，这种不信任感表达得更为清楚：

“廿七日信已到。此间莲姊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

“《作家》，《译文》，《文丛》，是和《文学》不洽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罗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我以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

“从七月起，《文学》换王统照编辑，大约只是傀儡，而另有牵线人。……

“大会要几句话，俟见毛兄时一商再说。

“我们也准备垂帘听政，不过不是莲小姐，而是别个了。南方人没有北方的直爽，办事较难，但想试试看。”（致曹靖华360503）

文中莲姊系指左联，此外还可见到使用与左联谐音的周莲，周连等用例。这是由女性名字而来的称呼。同样，毛姑是茅盾，是由姊联想而称之为姑的。《作家》与《译文》，如所周知，是集合了对“国防文学”持批评态度的论者的杂志，《文丛》是指《文学丛报》 ^[33]，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的简介，似乎聂绀弩是主要征稿人。投稿者多为在《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的人，而郭沫若、艾思奇、徐懋庸等《文艺家协会宣言》的签名者也为该杂志投稿。此外在该杂志第四号上还曾同时刊载了《文艺工作者宣言》。关于这一团体，一向被认为只发表了宣言而并不是一个组织或团体（实际上恐怕也是如此），我也是那样看的，但与鲁迅这一说法及其后所说“垂帘听政”合起来看，则应该注意到，鲁迅至少在某一个时期把它看作是“别的团体”。

关于在背地里操纵王统照的人这一说法，曹靖华曾加注释说明系“指周扬一派”^[34]，但这是文革中写的，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把王统照与周扬直接联系起来。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我们前述所引信件的上下文中来考察。《文学》的主编换了王统照而在背后操纵的则是傅东华、郑振铎，这一说法在致台静农信360507中亦可见到。关于“大会要几句话”，是对曹靖华的答复。1936年初夏，北平准备成立“北平作家协会”，曹靖华请求鲁迅致辞^[35]。毛兄在此亦指茅盾。可以看出，鲁迅的茅盾观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一方面他感觉到不能完全相信茅盾，另一方面在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方面，他尊重茅盾的意见。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这封信写于5月3日。冯雪峰在4月25日前后抵上海，并在翌日拜访鲁迅。而且，那天所谈的内容几乎都是长征、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等等^[36]。这就是说，鲁迅即使在听了冯雪峰的说明之后，也没有从政治方面把上述问题作为统一战线的形态来把握，比较起来他更倾向于把它视为郑振铎、傅东华围绕《文学》与《译文》的“权谋”同题。或者也许可以说，在鲁迅的心里，未加整理地充斥着几方面问题：对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周扬等人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及与此相关的周扬等人的作风问题等等的疑问、不信任和围绕着《文学》而产生的对郑振铎、傅东华等人的不信任，这些不信任感掺杂在一起，使他的心情变得黯淡。

但在深入这一问题之前，我还想稍微回溯一下鲁迅对郑振铎的有关评价。

在前面所提到的胡风的文章中，曾列举了鲁迅若干封信，写道：“郑振铎是新文学的当权派，……虽然对郑发现的新资料他不仅不抹杀，还特别提出介绍，但对他的投机者和猎取名位者的本质，是看透了的。” ^[37]

“这几天上海有一种小报，说郑振铎将开什么社，绍介俄国文学，翻译者有耿济之曹靖华。靖华在内，我疑是谣言，我想他如有译作，大可由未名社出版，而版税则尽先筹给他。和投机者合作，是无聊的。”（致李霁野291020）

“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但此书改定本，早于去年出版，已嘱书店寄上一册，至希察收。虽曰改定，而所改实不多，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致台静农320815）

所谓“域外奇书，沙中残楮”，是指在日本发现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和在敦煌发掘出来的变文等。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是指《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这一年12月出版。这封信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史家的见识和潜藏的自负，的确饶有兴味，虽然鲁迅对郑振铎的学问抱有批评态度是事实，但胡风以此为根据就断定鲁迅不承认郑，这一见解恐怕应该与胡风至当时为止二十余年间所受不公平的非人的待遇、尤其是该文写于文革时期这些背景结合起来考虑。

即使不提鲁迅与郑振铎共同出版《北平笺谱》（1933年）等情况^[38]，仅以信中所及事情为例，也可见出鲁迅的态度。对于《文学》1934年6月“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鲁迅称赞说内容充实，可以藉此明白中国人思想的根柢（致郑振铎340602）；而关于郑在《文学季刊》上所写论文^[39]，鲁迅这样写道：

“顷见《文学季刊》，以为先生所揭士大夫与商人之争，真是洞见隐密，记得元人曲中，刺商人之貌为风雅之作，似尚多也，皆士人败后之扯淡耳。”（致郑振铎350109）

上述鲁迅看法均由于他在郑振铎的工作中看到了与自己当时阅读历史的方法^[40]相通之处，并非单纯的社交辞令。

进而，在1935年初，郑振铎因学校内部的对立想辞去燕京大学之职，移居上海时，鲁迅在信中说北平究为文化故都，尚大有可为，离开北平大可惜（致郑振铎350109），并写信给当时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推荐郑担任该学院文学教授：

“近闻郑君振铎，颇有不欲久居燕大之意，此君热心好学，世所闻知，倘其投闲，至为可惜。因思今年秋起，学院中不知可请其教授文学否？既无色采，又不诡随，在诸生间，当无反对者。以是不揣冒昧，贡其愚忱，倘其有当，尚希采择，将来或直接接洽，或由弟居中绍介，均无不可。如何之处，且希示复也。”（致许寿裳350109）

关于鲁迅对郑振铎至此时所示的态度转变为如1936年信中所显示的不信任的经过与原因，还有必要进行慎重的考虑，不过至少，《译文》停刊的前后经过的确给了鲁迅的情绪以极大的震动。在草稿中鲁迅特意删去冯雪峰所写的、与茅盾、郭沫若并列的郑振铎的名字，原因就在于此。

《几个重要问题》是指最初芬君以《鲁迅访问记》为题发表于《救亡情报》第四期，其后又以此题名转载于《夜莺》一卷四期等几种出版物上的文章^[41]。

关于这篇文章，据冯雪峰讲，鲁迅曾说过这不是他自己的话，是记者本人的话^[42]，恐怕由于这个原因，《全集》未收入这篇文章。但是后来严家炎教授认为该文曾经过鲁迅校阅，内容也与当时鲁迅所写文章一致，凡此种种，把它看作鲁迅自身的谈话亦可^[43]。在此基础上，写《访问记》的记者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叙述了采访的经过，并说在《救亡情报》上发表的《访问记》被鲁迅修改之处不多^[44]。

如果如上所述，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鲁迅的谈话，那么，在论述这一时期鲁迅思想方法时，它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资料。当然，必须考虑到由谈话记录这一形式造成的误差，不过至少它应该与鲁迅未加修改就发表了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具有同等以上的意义。

这篇文章分四个部分：一、学生救亡运动；二、关于联合战线；三、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四、新文学运动。就《海燕》发表该文时的版面情况看，每页文字排成上、下两段，上述四部分虽稍有长短之差，但几乎每部分均相当于一段的长度。本来应该在此检讨一下全文，但因篇幅所限，只能列举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第二、三部分中最富特性的表达方式：

“……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复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在战斗过程中，决不能在战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点忽略，因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错误，都是整个战斗失败的泉源啊！”

正如严家炎教授在文章中举例论证的那样，当时出现了一种把岳飞文天祥等作为发扬民族意识的象征来使用的倾向，鲁迅对此曾多次讽刺批判，“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上述引文确实传达了鲁迅思想意识的重要侧面。

“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激励斗争的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

这一段倒很像鲁迅的话。他曾经指出，革命文学的病根不在于“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于“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即把文学置于阶级斗争的庇护之下^[45]。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的表态，也因这一观点最充分地表现了鲁迅的独立性。包括该论战之后的时期在内，鲁迅的这一想法在左翼文学中是极少见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证明这篇文章相当正确地传达了鲁迅的谈话。

严家炎教授在该论文中特别关于第二部分的内容论述说：这部分明确地指出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的确，如果从广泛意义上一般性地理解“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么，用这一概念来把握该谈话也很自然。但我想对此进行一下再探讨。我想抓住这样一个问题再进行稍微深入一步的探讨：为了把这些文章所传达出的鲁迅当时的思想作为鲁迅思想本身来理解，究竟这一概念是否有效？抑或由于用这一概念把握鲁迅，反倒遗漏了鲁迅思想中原有的重要因素，或者相反，强加给鲁迅他思想中没有的东西、至少过分强调了它在鲁迅思想中的比重？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徐懋庸》一文前半部分鲁迅的修改与添加很少，特别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两个口号的性质与关系问题等等一向被认为是表述了鲁迅对于这一论争焦点问题的看法的部分，鲁迅几乎未加改动，对此应如何理解？如果说这是因为冯雪峰的草稿与鲁迅的想法一致，这也确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并没有积极的证据足以彻底否定这种解释。但是，在这一解释当中是否存在一种危险性呢？——由于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及《徐懋庸》作为鲁迅自己的作品，那么，以此为前提而形成的思考类型，不是在不知不觉间渗入了我们的思维吗？换言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些文章的成文经过，那么将它们完全作为鲁迅自身的想法来对待，这种理解能够简单成立吗？反过来说，也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对于前半部分很少修改，是因为比起这半部分来，鲁迅的关心更倾向于后半部分所涉及的周扬等人的作风问题、包含对胡风、巴金、黄源等人的态度在内的文艺界人际关系问题。恐怕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足以积极地否定这种解释吧？

我并不否定鲁迅与冯雪蜂在“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更何况冯雪峰所讲的又并非谎言。如上所述，若在路线论、运动论的层面上看，也许用“基本的方面”一致就足以解释了，但我想把晚年鲁迅的思想，文学用其整个人格、用包罗了他想法的细枝末节的生存形态来把握。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才做了如上发言。

为了能够站在这一立场考察晚年的鲁迅，当然我并不认为仅仅靠本文论述的问题就足够了。一方面有必要对35—36年大量的杂感加上《故事新编》等全部晚年著作、翻译、书信进行全面的探讨，另一方面，关于其周围的有关状况，也有很多事情必须明确。即使仅仅考虑与本文直接相关的问题，也有尚未弄清之处。如从郑振铎和生活书店、邹韬奋等的立场上如何看前述问题，还没有进行研究。

但是，在承认研究尚不充分的基础上，整理一下以上所分析的部分，那么，下面的这些结论至少作为假说不是可以成立的吗？

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无法摆脱的恐怕是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他对抗日统一战线包含了国民党一事充满疑问，对于左联解散，对于与此密切相关的周扬等当时的党员文学家产生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如同“郑傅”这一辞语和对他们的计较所表现的那样，鲁迅对文艺界、出版界产生了不满与不信任。这一切全都未加整理地充斥于心，使鲁迅产生出一种近于防范他人的状态，而这种对他人的不信任感波及到甚至包括茅盾在内的广大范围。他对于“文艺家协会”的评价当然包含了正当的批评，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恐怕不能不说他把该协会看作“郑傅”的《文学》谋求小集团利益的产物这一见解缺少心理平衡^[46]。在“国防文学论战”中，如果这一切直率地表达出来，那么，恐怕即使以鲁迅的声望也难以服人，从而使问题更为复杂化。

冯雪蜂在这里所起的最大作用，在于他把问题纯粹归结到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思想的层次，并通过将造成鲁迅“不平衡”的原因解释为上海的共产党员们对统一战线理解得不充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宗派主义”作风，从原则出发对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清理。并且在他这样做时，恐怕他几乎是下意识地相信，他正在写的是他所信赖和尊敬的鲁迅应该想和应该说（而且至少鲁迅业已说过其中的一部分）的内容。同时，他的工作理应也起到整理鲁迅的疑问与不信任感，纠正“不平衡”的作用，这正是冯雪峰所可能去做的工作。

但是在另一方面，难道冯雪峰就没有遗漏什么，或者说由于将重点置于上述方面，而与鲁迅有所不同吗？我对于使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来解释这一时期鲁迅的做法产生疑问，正由于这个缘故。很久以来一直被视为鲁迅本人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证据的，是鲁迅反对解散左联以及在《关于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所表现出来的对“左翼文学运动”独自功能的强调；但鲁迅所想的与冯雪峰所理解的内容之间，难道不正存在着微妙的、然而今天看来却不容忽视的差别吗？在此没有条件进行更细致的论证，若跳过论证而直截了当地说，恐怕应该这样看待这种差异：在冯雪峰那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理应指导一切运动的无产阶级乃至共产党的光荣任务，因而这种指导力量也是本来具备的；与此相对，鲁迅则基于对“左翼文学”整体的力量还很弱小的自觉来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鲁迅非常担心即使在平常状态下已显得幼稚弱小的左翼作家们，会在与成千上万既成作家和出版社的竞争与冲突中溃不成军，广而言之，他担心着诞生不过二十年左右的“新文学”自身会被商业主义与强权主义所吞没。恐怕可以这样说：鲁迅所期待的不是掌握“领导权”，倒不如说是保卫最低限度的“主体性”。

看上去我似乎拘泥于细小差别在搞文字游戏吧！的确，这种差别也许在当时只是毫厘之差，以至于连鲁迅和冯雪峰都没有强烈意识到它的存在。冯雪峰有关鲁迅把他写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原封不动地“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的记忆，可以认为正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在某一时点上仅只是毫厘之差的事物，却意外地具有深刻的含义，从而可在另外一种状态下导致重大的差异。就我来说，我打算追踪一下“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概念在其后半个世纪所发展过来的历史。

姑且不论这一概念本来的内涵及其产生过程，在现实历史当中，这一概念与斯大林的前卫党观相结合，被当作先验的前提；或者说对其“轻视”会被视为严重的脱轨与偏离，这种倾向被强化了。尤其在建立了政权之后，这一概念越发脱离了人的意志而动辄被绝对化。在这一过程中，其自身本来应该克服的因素、其理应业已克服的因素在不知不觉之间却浸润其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概念的性质。——可以说上述这些情况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

即使鲁迅批判了把岳飞、文天祥（有时还加上方孝孺）等作为民族英雄吹捧的做法，力主进行“现代的”斗争，把这一切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划等号就可以了结吗？比起这种做法来，恐怕还是考察鲁迅这些态度中所含的对中国历史负面遗产的认识。考察已经深入成为他的气质的固执，并且与其后的历史结合起来思考这一切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这种做法能够更切合鲁迅的实际，并且也能够为我们今天提供借鉴。当然，我并非说当时的鲁迅已经看透了其后的历史。我的出发点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鲁迅以外的个人、集团、意识形态，都不把其作为绝对的尺度；我想把历史作为有时联合有时对立相争的、人们一切行为的总和来把握，并由此来思考历史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意味。为此，我想听清由各种人物和集团、潮流构成的交响乐本来的声音，并准确地听清楚其中每个人的音调。而且，鲁迅所奏的音调不也是尚未完全听准确吗？我想把本文作为探讨如何准确听清鲁迅音调方法的一个试论。

（本文系在1992年3月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举行的退休纪念演讲的基础上修改整理而成。本文原载《中国——社会与文化》第八号　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编　1993年6月）

注释

[1]《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于1936年8月3—6日。（原载《作家》1936.3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7；《鲁迅全集》第六卷。

[2]《鲁迅全集》，本文中除特殊标明外，均指1981年版。以下略称为《全集》。

[3]有关对于“国防文学论战”评价的变化，请参见拙文《关于周扬等人的“历史的歪曲”——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Ⅱ》（《东洋文化》56号，1976年3月）

[4]《鲁迅全集》1958年版六卷所收《徐懋庸》注①、及其他。

[5]刘绶松：《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批判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文学研究》一号，1958.3）

[6]阮铭、阮若瑛：《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红旗》1966年第9期）等等。

[7]鲁迅博物馆：《鲁迅墨迹犹在，周扬罪责难逃》（《人民日报》1966.8.18），等等。

[8]一九五八年版《全集》所收《徐懋庸》注⑯。

[9]关于这一点，我曾在注③所记拙文第三节的注⑭中简单地涉及过。我还记得竹内实氏也在同一时期提出过推测，总之他也认为手稿中大概有鲁迅所写的部分与冯雪峰所写的部分。

[10]11月12—24日，西武美术馆。当时“四人帮”已被逮捕，但在表面上还看不到大的变化，这一展览会完全是以“文革”时的观点为基础组织的。

[11]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为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二号1979.11）

[12]同上。

[13]同上。

[14]巴金：《二九　纪念雪峰》（1978.8.8）（收入《随想录》第一集，香港三联书店，1979.12）本文引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15]恐怕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吧。《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在辑入当时文章时，做了如下注解：“这一篇（丸山注：即1972年12月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以及下面两篇《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皆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应各方面的要求口述或书写的，有的并是‘交待材料’，虽然在‘文革’后期，均已由作者订正过，仍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动乱时期的某些痕迹。因作者已于一九七六年逝世，无法再加修改。这次收入本集时原文照录。”

[16]拙文《鲁迅在日本下》（《科学与思想》四二号1981.11。后收入伊藤、祖父江、丸山编《近代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

[17]拙文《鲁迅的“第三种人”观——以“第三种人”论争再评价为中心》（《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九七册、1985.3）。

[18]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鲁迅手稿全集文稿》（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一函，第七册）。

[19]《作家》1936年二卷一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三闲书屋1937.7）、《全集》第六卷。

[20]胡风：《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新文学史料》1992.4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这篇文章是在《全集》日记部分需撰写注释时，当时尚在狱中的胡风对注释小组人员近几年来提出的问题所做的回答。文中这一部分所署日期为1977年10月7日。本来该文发表于1991年秋上海鲁迅纪念馆预定发行的《上海鲁迅研究》五期，“纪念馆的上级部门有关顾问与领导”以其内容关涉到人事问题为理由，使这一期杂志被封存。《文汇读书周报》曾连续几次进行过追踪报道，该报道内容由《<文汇读书周报>对<上海鲁迅研究>第五辑被勒令封存事件的追踪报道》（《鲁迅研究月刊》1992.10期　北京鲁迅博物馆）进行了介绍。

[21]拙文《徐懋庸与鲁迅》（《文学》，岩波书店，七六·四）。

[22]巴金：《四三　怀念烈文》（《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7月）。

[23]徐懋庸：《还答鲁迅先生》（《今代文芸》1936.9，本文所根据的版本为《国防文学论战》新潮出版社1936.10、大安1966年影印本）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中未收入该文，仅在卷末的《资料编目》中进行了记载。

[24]《研究笔记》，《朝日新闻（晚报）》1980.5.2。

[25]书信日期依照《全集》的方式标明。即各用两位数字表示年月日。以下为避免烦琐，引用书信时如无特殊必要事项不加注释，只在引文末注明收信人姓名与日期。

[26]译文社（黄源），《鲁迅先生与<译文>》，（《译文》1936.11），后收入黄源《忆念鲁迅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等。

[27]黄源：《关于鲁迅先生给我信的一些情况》（《西湖文芸》1979.3期开始连载（未见），后出版了两种单行本，进而又稍加增补，题为《鲁迅书简追忆》，由注[26]书收入）。

[28]《鲁迅书简（致曹靖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7）。

[29]茅盾：《一九三四的文化“围剿”——回忆录一七》（《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收入《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0]《鲁迅年谱》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1]事实上，鲁迅对《文学》的投稿至五卷一号（1935.7）为止。众所周知，鲁迅与《文学》之间此前就发生过一次事件：《文学》一卷二号（1933.8）傅东华的《休士在中国》中有关文字使人理解为鲁迅有歧视黑人的态度，使鲁迅大怒，从而辞去编委之职，其后整整一年不为其供稿。那以后鲁迅与《文学》一度修复的关系终因《译文》之事决定性地破裂了。

[32]茅盾；《“左联”的解散史料和两个口号的论争——回忆录一九》（《新文学史料》1983年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后收入[29]所示书中）。

[33]《文学丛报》1936年4月创刊，上海杂志公司出版。鲁迅为其提供过《白莽遗诗序》《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我要骗人》（前二篇后分别改题为《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三篇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4]注[38]所示同书360503书简注⑥。

[35]同注[8]。此外根据该条注释，在此组织形成前，似乎曾有支持“国防文学”的“北平作家协会”在酝酿，其失败后才产生这个组织，等等。

[36]注[11]所示冯雪峰文及冯雪峰《鲁迅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981年新版）。此外，关于冯雪峰到达上海的日期，夏衍曾提出过质疑，但最后结论还是冯雪峰的记述是正确的。

[37]见注[20]所示文章。

[38]胡风写道：在《北平笺谱》的共同合作中，鲁迅“鼓励他继续进行同类工作，并以文艺上甚至政治上的正义感激励他”。

[39]郑振铎：《论元人所写士子商人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文学季刊》1934.12）。

[40]在此没有展开论述“鲁迅阅读历史的方法”具体内容的余地，简言之，我所指的是诸如《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均为1934年12月作）等所表现的内容。

[41]关于转载杂志，可参照严家炎《鲁迅对<救亡情报>记者谈话考释》（《新文学史料》1980年1期，后收入《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2]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第九项。（《鲁迅研究资料》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据说该谈话是在1972年12月进行的，1975年8月经过本人修订。）

[43]同注[41]所示严家炎论文。严教授认为该文几乎可视为鲁迅的谈话，作为根据，不仅举出《救亡情报》第四期发表《访问记》时标明经过鲁迅校阅一事，而且还指出第三期《编后记》中曾说本来预定该期发表鲁迅访问记，因鲁迅生病无法校阅故为慎重起见推迟至下一期发表。严教授还写道：1976年1月，他向冯雪峰谈到自己想法时，冯说自己所谈只凭印象，也许不准确，鼓励他仔细查阅资料弄清问题。

[44]陆诒：《为<救亡情报>写<鲁迅先生访问记>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80.3）在此基础上严教授进一步写了《有关<救亡情报>与<鲁迅先生访问记>的一点补遗》（原载未详，收入《求实集》）。

[45]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3，后收入《二心集》）。

[46]冯雪峰也在《回忆鲁迅》中针对当时鲁迅的“心情”使用了“不平衡”一词。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