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媒介者的角色（1934）

代田智明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人，有时会说谎。不仅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人。

1934年5月15日，鲁迅在给从上月开始频繁通信的杨霁云的书信中这样写道：（黎）烈文先生不做编辑，为他自己设想，倒干净，《自由谈》是难以办好的。（张）梓生原亦相识，但他来接办，真也爱莫能助。我不投稿已经很久了。有一个常用化名，爱引佛经的，常有人疑心就是我，其实是别一人。^[1]

但是，在同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寄《自由谈》及《动向》稿各二”，可见“我不投稿已经很久了”不是事实。当然“谎言”也是一个权宜之计。为了理解这个权宜之计的背景，需要为上述书信加上一些注释。

《自由谈》作为上海的资深报纸《申报》的文艺副刊，有着1911年创办以来的悠久历史。所谓“副刊”类似报纸后添加的附录，《自由谈》所刊登的连载小说和评论都很受欢迎。到1932年年末为止一直由旧派作家编辑的《自由谈》，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国的黎烈文，以谋求版面的革新。但是由于被剥夺编辑权的旧派的阻挠，很难收到投稿。所以经人介绍也向鲁迅发出了稿约。正值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之际，左翼杂志处于严禁状态，为了确保文章发表的阵地，鲁迅开始向《自由谈》投发短评。鲁迅著作中的十分之六是被称为“杂文”“杂感文”的短评，他自身也承认30年代的短评写作的开端正是缘于《自由谈》。^[2]

1933年1月末开始的投稿并非一帆风顺。《自由谈》在5月份遭到旧派及国民党作家的集中攻击，说《自由谈》“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加之被国民党当局盯上，编者不得不作出声明，“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3]。鲁迅最初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文章，此事暴露给论敌后，从六月份开始交换使用丰富多彩的笔名，展开了麻痹论敌的游击战。可以想象那之后尽管遭受白色恐怖的威胁及其散布的流言蜚语的攻击，为了确保作品发表的阵地，鲁迅及编辑黎烈文都作出了努力。可以说他们之间由此而产生了一种连带关系。刊登在1933年《自由谈》上的作品，前半部分汇集为《伪自由书》，后半部分汇集成《准风月谈》，两部书的名称都来自《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向《自由谈》的投稿可以理解为是当时鲁迅著述活动的中心内容。

但是1933年11月，由于国民党、特别是被称为上海CC（中央俱乐部）的一个组织试图清除左翼书籍而对出版社施加压力，鲁迅一段时间不得不终止对《自由谈》的投稿。第二年一月重新开始投稿，但原稿被删除的部分越来越多，鲁迅向黎表示了不满。“文中似亦雕去不少，以至短如胡羊尾巴”^[4]。二月份有一百四十九种左派书籍被禁止发行，迫于周围的压力，黎于5月9日发表声明被迫辞职。鲁迅对整个过程是这样讲述的。“盖另有有力者，非其去职不可，而暗中发动者，似为待（侍）桁。此人在官场中，盖已颇能有作为，且极不愿我在《自由谈》投稿”^[5]。

继黎烈文之后担任编辑的是张梓生。他与鲁迅同为绍兴出身，据说二人在《申报月刊》的时候已相识。关于他，鲁迅的评价很严厉，“梓生忠厚，然胆小，看这几天，投稿者似与以前尚无大不同，但我看文氓将必有稿勒令登载”^[6]。但正是他一直坚持将鲁迅的原稿忠实地刊登在《自由谈》上。

“有一个常用化名，爱引佛经的”说的是鲁迅的一个叫徐诗荃的年轻友人。此人行为奇特，是个怪人，有时拜访鲁迅，还未见到鲁迅本人就丢下稿子离去。既不献媚，又无恶意，所以鲁迅格外喜欢他。鲁迅评价他的文章有尼采的风格，^[7]不断向《自由谈》进行推荐。可能因为他的稿子是经由鲁迅送出的，也可能因为其写作风格和主题的关系，有人认定此笔名是鲁迅并加以攻击。关于徐的文章，鲁迅当时的论敌杨邨人写道“甚至于某大豪御驾亲征”就是一例。鲁迅给以嘲笑道，“自以为善嗅，而又不确，此其所以为吧儿狗欤”^[8]。

可以说鲁迅此时是与胡适齐名的中国文坛两大王牌之一。但必须注意的是，鲁迅这张王牌此时常常需要用隐身的方式，不知觉地登场。对于身份明确的论敌如此，对于对鲁迅抱以同情的年轻作家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鲁迅至1933年5月间用何家干的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如前所述结集成《伪自由书》在同年十月作为鲁迅的著作出版。但是这之后的《自由谈》的文章是否为鲁迅所写、或哪一部分为鲁迅所写，一般读者很难弄清。在开头提到的杨霁云的信中，顺便询问鲁迅自那以后是否还在为《自由谈》写稿的可能性颇高。

但是由于当时正是国民党排斥左翼作家的时期，如果情况暴露，《自由谈》就可能被查封。至少是鲁迅有可能不能继续为《自由谈》写稿。所以，《伪自由书》之后刊登在《自由谈》上的杂文，用变化多端的笔名发表。若暴露，明知是鲁迅的文章却继续发表的编辑们会被追究责任。就像刚才鲁迅的书信中所写道的，有可能成为被迫辞职的原因。而且关于《准风月谈》，鲁迅也考虑到“因恐使烈文先生为难，所以不即付印。”^[9]

开头书信的对象杨霁云，1910年生。当时是学校教师，表示愿意收集出版鲁迅既刊著作中未收录的文章及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期以来的逸文，由此开始与鲁迅有书信往来。其中可能也有本文后面即将提到的左联作家徐懋庸的引线。据《日记》记载，这是第四次的通信。从通信内容可以看出鲁迅对年轻人的关怀，同时还对上海文坛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启蒙性的介绍。但是因为鲁迅至今为止，由于放松警惕过于信任青年人，导致经常吃苦头，即使杨霁云本人没有恶意，也可能会因为他的鲁莽将鲁迅继续为《自由谈》写稿之事暴露出去。书信甚至可能成为证据。那样便会将鲁迅自己和黎烈文逼到如前所述的窘境之中。

从结果来看，杨霁云是值得信赖的，翌年的三五年出版的《集外集》即是收集鲁迅逸文的成果。可以说鲁迅的说谎其实是多余的。但至少那时他还未得到鲁迅的信任。以上就是“权宜之计”的背景。

与不畅销的无名作家相比，当时中国的编辑们地位颇高，待遇丰厚。大公司大资本所办报纸杂志的编辑们更是如此。但是由于来自老板的与其所受待遇相当的政治及销售方面的压力，有志于刊登批评言论的编辑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四处碰壁。身处国民党文化封锁状况下的编辑尤其如此。

编辑在当时是一种危险的职业。虽然不一定危及生命，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编辑往往不得不一再妥协而最终作出迎合时局的选择。因此鲁迅蔑视那些对自己的职业颇有心得的编辑，用“干净”一词来评价黎烈文的辞职。

对待如此果断的进退态度，鲁迅始终是青年人的拥护者。此时的鲁迅显得无比亲切。6月6日向黎发出邀请信，据《日记》记载，九日晚茅盾、三弟建人夫妇、鲁迅一家、黎烈文共九人在鲁迅处会餐。据茅盾回忆^[10]，此时的鲁迅已在构思出版翻译杂志的计划，茅盾谈道“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防他因此消沉，所以想拉他来做这个刊物的发起人，你看如何？”

杂志按照黎烈文的提案命名为《译文》，九月创刊。表面上担当编辑职务的是经茅盾介绍的原《文学》的编辑黄源，实际上的主编是鲁迅。最初担心是否有书店愿意承担如此不起眼的杂志，后经黄源的介绍，上海生活书店愿意尝试承担杂志前三期的发行。但据说书店方面是在得知主编是鲁迅之后才答应的。由此可见，鲁迅这张王牌被广泛地利用，而且甚至有可能连鲁迅自己也在积极地利用这张王牌的效力。

有与黎烈文正相反的例子。此时鲁迅参与的杂志还有《文学》。《文学》1933年7月创刊，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鲁迅等著名作家构成编辑委员会，是新文化运动的正统文艺杂志，包含有打破文化封锁的意图。编辑实际由傅东华担任，黄源辅助。

但是鲁迅对1933年8月刊登的傅东华的文章极为愤怒，认为是在揶揄自己“狮子身中的害虫” ^[11]。于是鲁迅辞去编委的职务并长期不予投稿。1933年末，《文学》也成为国民党镇压的目标，编辑部努力与当局达成妥协，在有一定附加条件的状况下维持出版（据茅盾说，所谓附加条件即不刊载左翼作品、贡献于民族文艺、所有原稿接受检查三条）。在这种情形下，茅盾与来沪的郑振铎一道拜访鲁迅，解释说明前年曾发生的龃龉。最终释解与否不得而知。 ^[12]鲁迅承诺再与《文学》合作。接着在三四年第三期《文学》的翻译特集号上，鲁迅寄稿发表了从日文转译的西班牙文学的译文。

茅盾在回忆中详细讲述了维持《文学》的艰辛，无论表面上如何，鲁迅对待《文学》及编辑傅东华的目光依旧十分严厉。有例为证^[13]，“听说又不准停刊，大约那办法是在利用旧招牌，而换其内容……刊物当然要慢慢的死下去”；“傅东华公患得患失，《文学》此后大约未必高明矣”；“傅公一孱头耳，不知道他是在怎么想：

那刊物，似乎也不过挨满一年，聊以塞责，则不复有朝气也可知”；“《文学》跟我毫无关系”。

从以上书信可以看出，鲁迅认为当局企图使杂志脱胎换骨，名存实亡，所以不如索性罢手。也可看出鲁迅对倚靠著名作家的招牌维持杂志生存的态度极为不满。茅盾记录下一月二十六日与鲁迅见面时他的话语。“他们存心要扼杀我们的！”。茅盾将其理解为鲁迅对国民党残酷的文化打压的谴责，与其说是谴责，不如说是鲁迅在讲述自己对弹压的精神准备。话语中有着不彻底的应对将毫无效果的含义。由此可见鲁茅二人对局面应对的差异。而担当先锋的正是傅东华。

那么，对于此时的鲁迅来讲，应对文化封锁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其中之一是尝试在海外即日本的杂志上用日语发表文章。1934年的《改造》3月号上一篇名为《火、王道、监狱》（汉语版《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的文章被发表，但很快遭到国民党派作家的指责。“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不如说举一个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 ^[14]

事到如此便只好沉默。书信中这样讲道：“现在的事情，无道理可说，不如暂时缄默，看有相宜之机会再动笔罢。” ^[15]这样的话对于靠版税和稿费勉强糊口的作家是勉为其难的，正因为是收入颇丰的鲁迅，才有资格这样讲。但是当局对左翼书籍的取缔在前一年的11月就已开始，鲁迅判断敌人此举意在“经济上的压迫”，所以做好了“半年总可以支持’的持久战的准备。对《自由谈》的投稿为一月份六篇、二月份三篇、三月份一篇逐渐减少。其中也有鲁迅的旧疾胃炎发作的原因，但书信的往来依旧频繁。

值得庆幸的是不到半年，“相宜之机会”意外地提早到来。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开头的《日记》。除《自由谈》外，此时开始投稿的还有《中华日报·动向》。这个文艺副刊《动向》也略有背景。而且鲁迅作为投稿者活跃于此，也并不简单。

《中华日报》是原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门生林柏生掌控的报刊，正为创办文艺副刊寻找编辑。林曾阅读过聂绀弩的文章，并通过聂的友人的介绍选中他担任编辑的职务。聂在1933年末被作为反日左翼分子强行驱逐出日本国境，刚返回上海不久。据聂回忆^[16]，林所读文章是颇为激进的左派文章，所以由此推测林有可能是故意让左派分子来当这个编辑的。尽管林对蒋介石的文化封锁政策心知肚明，从蒋汪合作中，也可以解读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及矛盾。

踌躇的聂绀弩请示左联的首脑部，得到许可后接受此项工作。《动向》于4月11日创刊，不久受到一份匿名投稿。这是一份工整的誊写在白纸上的稿件，聂绀弩读后认为有可能是鲁迅所写，但由于不能肯定，于是找《动向》的编辑助手也是友人的叶紫求证。叶紫认定：“没错，是老头子。”“老头子”是当时左联青年作家对鲁迅的爱称，从中透着对于鲁迅的敬畏。叶紫曾和鲁迅有过书信往来，所以认得他的笔迹。

鲁迅的写稿日期是4月15日，据《日记》记载投稿日期是23日。文章名为《古人并不纯厚》，认为古人温厚是现代人编造的谎言。文中列出并不纯厚的古人的例子，此文既是对现代人的传统观的批判，又是对中国古代的重新发掘，是一篇相当优秀的杂文，内容在此不予详述。

可以认定鲁迅是从左联那里得知《动向》的。或许让聂绀弩就任编辑这一左联的决定正是鲁迅的主唱，此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原因之一是当时左联的书记是后来成为鲁迅左右手的胡风。由于镇压的白热化。左联本身的指挥系统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实际上莫斯科的萧三写给左联的书信为安全起见都是通过鲁迅转交，信中可以读出萧三对左联没有答复的焦躁。“至于她（左联）之于兄（萧三），实并非无意，自然，不很起劲是有点的” ^[17]。

本来让聂绀弩接受编辑的职务是左联的决定，所以完全可以派人告知这是鲁迅的投稿。但鲁迅却匿名投稿。当然因为《动向》是国民党的报纸副刊，鲁迅没有署名可能是担心情报泄露，所以没有使用“鲁迅”这张王牌。即使如此，这毕竟是一份突如其来的稿件。也许鲁迅此时还不能对聂绀弩予以完全的信任。

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不是作为王牌，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写作者与编辑对峙的欲望。历经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与大大小小文化人的论争，体验过1933年论敌过于粗暴的论调，鲁迅自身有着靠内在东西而不是靠招牌取胜的自负。此点正是与利用现有作家之名运营杂志的茅盾、林语堂的不同之处。写稿之日，在给林语堂的信中这样讲道：“近来思想倒退，闻‘作家’之名，颇觉头痛” ^[18]。总之鲁迅显然有试探新任编辑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无名稿件的意图。

聂绀弩和叶紫既已共同认定是鲁迅的投稿，就不能说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通投稿者的稿件看待的了。叶紫在认定之后迅速与鲁迅取得联系。《日记》记载，鲁迅收到叶紫4月28日的来信，于31日回复。

鲁迅投稿《动向》让人感觉他耍了一个花招。数年前鲁迅积极参与版画运动，曾与左翼青年画家和版画家频繁通信。一个叫魏猛克的在4月19日的《动向》发表了一篇名为《采用与模仿》的文章，主张传统大众“连环图画”的新生。对此24日聂绀弩用耳耶的笔名发表文章，批判魏的主张近似“投降主义”。这里的筛选传统使文化再生是鲁迅的一个重要课题，另有机会详述。

鲁迅的影子在魏的文章中若隐若现。鲁迅在4月19日给魏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魏的文章中也有与此类似的内容，可见他是遵从先生鲁迅的教诲而作此文的。对鲁迅来讲，聂绀弩的批判正属于“有几位青年”一流。

于是鲁迅向《动向》的再度投稿，便是一篇与聂绀弩的批判针锋相对的杂文。稿件的寄送是5月1日。此时，作为编辑者已清楚是鲁迅本人的投稿。实际上彼此已交换过确认信件，所以能够推测稿件本身就是达成了默契的结果。但刊登批判自己的文章对编辑来讲无疑是一件难堪的事情。“老头子”的名字确实蕴涵一种不可抗逆的威慑力。《论“旧形式的采用”》即刻刊登在5月4日的《动向》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恶意”，或者说是他的“不信任”。可见从魏猛克向《动向》投稿时起，这个“花招”既已准备就绪。试验编辑如何对待魏的文章。如何对待隐姓瞒名的稿件，以及尝试发表批判编辑的文章。以上可以看作是鲁迅对编辑能否信任的考核。聂绀弩算是通过了鲁迅的考试，据聂绀弩回忆，三人此后曾在内山书店会面。鲁迅《日记》中记载于5月18日。但这样的考核并不是仅仅针对像聂绀弩这样与鲁迅素不相识的编辑的。

5月26日，鲁迅给左联评论家徐懋庸写了这样的一封信。“我不给几个书店的出版物投稿，光华书店就是其中之一”。“我和先生见面过几次了，至少已经是一个熟人，所以我想进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编辑”。鲁迅曾遭受过光华书店的欺骗，此书店出版鲁迅的翻译却不付版税，并把书出到了再版。更何况徐即将担任编辑的杂志叫《自由谈半月刊》，“是影射和乘机”。

从鲁迅的信来看，徐的来信虽告知了自己已接受编辑之职，但未见得有向鲁迅求稿之意。此后从鲁迅的信中可知徐懋庸曾一度拒绝过编辑之职。但结果杂志更名为《新语林》，徐懋庸最终接受编辑一职。徐应该是6月9日在鲁宅附近的咖啡馆与鲁迅会面时向他辩明了此事并取得了谅解。鲁迅将翌日所作杂文《隔膜》于12日寄往《新语林》。

打破当初的原则，可见这是鲁迅的一次破例。但事情并非就此完结。徐可能继续向鲁迅约了稿。在6月21日写给徐懋庸的信中，鲁迅说“《新语林》第二期的文章很难说”。还加以这句话“闲斋尚无稿来，但有较长之稿一篇在我这里，叫作《攻徐专著》，《自由谈》不要登。其实，对于先生，是没有什么恶意的，我想，就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上登出来，倒也有趣，明天当挂号寄上，倘不要，还我就好了”。

闲斋既是徐诗荃。他甚得鲁迅喜爱虽是事实，鲁迅不辞辛苦为他向《自由谈》送稿也有混淆敌人视线的意图。实际上认为徐诗荃的文章为鲁迅所作的大有人在。

此人的文章若是其他主题会很受徐懋庸的欢迎。从鲁迅的信中可以看出徐懋庸有接收徐诗荃投稿之意。但那偏偏是批判自己的特辑稿件，虽然有趣，但从编辑的感情上来讲是难以忍受的。或许依然是因为“老头子”的缘故，所以稿件被刊登在第二期的《新语林》上。

鲁迅对编辑的“恶意”与“考试”当然也是因为当时残酷的言论封锁及当局的严厉取缔。说不定鲁迅本人也认为报纸副刊的编辑真的是一种“危险”职业，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中介者。后面会讲到，因为鲁迅自身也是一个媒介者，所以更加清楚编辑职业的危险性。对鲁迅来讲，一个编辑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连接作者和读者的作用，对此种能力的判断极为重要。进行改革的战斗力必须兼备大胆与慎重。不清楚自己身处险境并受金钱地位左右的编辑不能给予信任。特别是对待缺乏经验的青年更需如此，即使是一个左翼青年。

此刻文坛再起纷争。鲁迅之弟周作人将五十寿辰所作纪念打油诗发表于《人间世》的创刊号上。同时期流行一种类似身边杂记的散文，俗称小品文热，获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与瞩目。正值面临日本侵略之际，玩这种趣味性的游戏岂不是在开玩笑等等的批判蜂拥而至。左翼自不必说，甚至遭到国民党作家和政客的攻击。鲁迅的论敌，也是揶揄鲁迅年初投稿日本杂志的人物：杂志《人言》的章克标，肆意谩骂、脱离此杂志并创刊《人间世》的林语堂，使这场纠纷更加复杂化。林也是小品文文学的倡导者。鲁迅对周作人的责难，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这样写道：“周作人自寿词，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 ^[19]。

二弟周作人自1923年的不和以来与鲁迅处于绝交状态。作为兄长，鲁迅多次托人向他提出各种忠告。此时也表示出对弟弟的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失去读解能力的文化界。

无论是对于自称左翼的青年，还是对于年轻的作家、评论家，鲁迅是一概不予信任的。文坛具有何种程度的见识和理性，也需要一个常识性的推断，6月3日的信中这样写道：“有一种可叹的事，是读者的感觉，往往还是叭儿灵。叭儿明白了，他们还不懂，甚至于连讽刺、反话，也不懂。现在的青年，似乎所注意的范围，大抵很狭小，这却比文坛上之多叭儿更可虑”。

这是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给杨霁云的书信。此时二人的联系加深，甚至在5月28日会过面，鲁迅对他的信任度已颇高。“连讽刺、反话，也不懂”，那是何等蒙昧的程度？同日鲁迅撰写《倒提》这篇文章与先前问题相呼应，非常尖锐。这里因篇幅有限，仅根据文脉提示概要：(www.xing528.com)

西欧的慈善家不愿看到动物遭受虐待，在租界倒提鸡鸭将被处以罚金。有中国人认为这是把中国人看得比鸡鸭还低贱，是民族歧视。但这是误解，西欧人只是认为鸡鸭既然已经无反驳无抵抗地被拿到厨房作菜，不应再对它进行无益的虐待。古代中国人也反对使用生活的骡马与鹅，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并无分别。但对待人的意识东西方却大为不同。

人能够组织起来反抗，既能变成奴隶又能成为主人。若不努力就将永远沦为奴隶，如能获得解放就会彼此平等。人的命运未必就注定被拿到厨房成为下酒菜。所以租界没有禁止虐待中国人的规定，原因在于西欧人认为人与鸭子不同，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中国人认为解开绳索不被倒悬是皇帝和上天的恩赐，而不是齐心合力进行改革，那么，最终会沦落成为一只丧家犬。感叹自己的地位连一只鸭子还不如的就是这类人。此类人甚多，但却没有救助将被拿去厨房的那些人。同为人，我们则属于没有出息的一类。

此时杨霁云正在着手创办杂志，鲁迅本打算将此稿寄往他处。六月十八日在给杨的信件中，鲁迅就此稿的使用这样写道，“所约文遂止能草草塞责，歉甚”，并补充说“倘能用，而须检查，则草稿殊不欲送去，自又无法托人抄录，敢乞先生觅人一抄，而以原稿见还为祷”。鲁迅与编辑来往的书信甚多，其中也有对稿件如何使用的指示，但事先要求誊写并将原稿返还的情况非常罕见。可能是担心稿件在接受检查时被抽出去而导致丢失，由此也可看出鲁迅对此份稿件的特殊感情。

杨霁云创办杂志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稿件被寄往长期合作过的《自由谈》，并于6月28日发表。当然鲁迅王牌被隐匿，用的是公汗的笔名。7月3日的《大公报·火炬》上发表了林默的反驳文章《论“花边文学”》。以下对此文的梗概略加介绍。

《自由谈》栏目的文章周围常圈有花边，林默讽刺其为“花边文学”。这正是鲁迅的评论集《花边文学》题目的由来。这篇文章对鲁迅的一文予以这样的理解：其一，认为西欧人歧视中国人连鸭子都不如是一种误解。其二，对西欧人的此种优待不应有所不满。其三，正面承认人能够反抗并呼吁反抗，但因为西欧人尊重中国人，所以虐待不应减少而应大大加深。其四，即便有不平，古典中已证明这类人是没有出息的。

作者是刚参加左联不久的廖沫沙。此人后来作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而大显身手。但作为“三家村”组织的一员，在1966年导致“文革”开始的批判运动中下台。恢复名誉后，在审判江青的法庭上声泪俱下地痛斥四人帮的罪行。在当时是年轻的左翼激进派，对鲁迅来讲不是论敌而是“同志”。

他指出我们的古典中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和反抗呢？”表明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开头揶揄、批判了大谈“闲适”的文化人，很明显是站在批判林语堂等人的立场上。这篇批判文是如此下的结论：“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锣；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

文中最后写道，“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可见其他的编辑很是谨慎。鲁迅在编写《伪自由书》时，将批判自己杂文的文章一同刊登，暴露敌人的手法，附加评语以唤起读者的注意。但是鲁迅将这篇批判文收入《花边文学》时，虽登载在自己的杂文之后但未加以任何评语。或许在鲁迅看来，对并非来自论敌的误读不需要评语，若加注反倒是画蛇添足。但未加评本身，也许正表明了鲁迅的失望与慨叹。

总之这是一个“圈套”。但挑衅读者这种姿态本身并非目的。因为在言论封锁下，反语、讽刺等修辞方法能够被理解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言论策略的运用。而且观察误读以何种形式出现，对把握处于激昂中的青年们的意识也非常重要。

这使我们想起鲁迅死后便出现，并在至“文革”为止的中国反复重演的一个社会现象——以政治的力量，去发动读者的误读。廖沫沙的“误读”与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命运，是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对照。他搬起石头最终砸了自己的脚。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鲁迅对此早有洞见，但联想到半年后鲁迅与左联领导人之间产生的争执，可以说在此事件上已见眉端。

鲁迅试图通过使用笔名隐蔽自己，来撼动整个文坛。撼动的同时也努力去准确地把握文坛的动向。当然，那是因为当时文坛的不“正常”。但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真的会有吗？如此看来，鲁迅俨然是作为判断把握文坛动向、探讨研究战斗力的一个主体，在有意识地发挥着权威的作用。然而，果真是如此吗？

弄清鲁迅此时的位置，有三封恰当的书信可供参考。我们先来看其中写给林语堂的书信。林语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鲁迅志同道合的人物，二人又是二十年代杂志《语丝》的同人。虽不是左翼作家，但他是鲁迅参与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属于进步派。但由于此时作为小品文运动的倡导者而闻名，有着与国民党作家联合的倾向。虽是不太可靠的伙伴，但他确实是鲁迅有可能打破文化封锁的回路之一。实际上林所大力参与的杂志《论语》的编辑陶亢德，曾多次向鲁迅约稿和提出刊发照片的请求。在上述的小品文批判事件中，林语堂有向鲁迅求援之意。总之此刻的林语堂对鲁迅来说是一个有间隔的存在。书信的日期是5月4号。

鲁迅可能被征询过关于小品文论争的意见。鲁迅解释自己只读过极少一部分小品文，并将小品文的反对者分为三类：一是不怀好意的章克标之流；二是鲁迅屡次推荐的徐诗荃，此人并无恶意；三是“杭育杭育派”，既是林语堂认定的左派。他们“非必意在稿费，因环境之异，而思想感觉，遂彼此不同，微辞窅论，已不能解，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历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最后，关于林语堂创办的《人间世》，针对“花柳春光”式的文章过多的林自身的批评，补充道：“作者大抵能作文章，而无话可说之故，亦即空虚也，为一部分人所不满意者，或因此欤？”

简单来讲是站在靠近林语堂的立场上，对左翼青年进行分析和辩白，并进一步指出林等人存在的问题。其中不见对左翼青年的批判和不信任，而是对林语堂婉转地进行了批评。

第二封是同一时期写给曹聚仁的书信。 ^[20]曹是年轻的随笔作家，在上海暨南大学执教，同时又是周刊杂志《涛声》的编辑，后作为《鲁迅评传》的作者而闻名。他处于一个微妙的立场上，虽然能够列入进步的范畴，但不是明显的左翼。尽管比林语堂年轻，但涉入文坛已有时日，所以深得鲁迅信任。前面所提及的评论周作人的打油诗以及对其批判的评论，便写于此信之中。与之相联系，其中有着更为意味深长的表述。

“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杀。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红背心是当时清洁工的制服。“崩溃”暗含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近来，这段话被认为表明了鲁迅与共产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常被引用。

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其中所反映出的鲁迅对转变过快的左翼青年的不信任，也是不可忽视的。可能曹聚仁在对周作人的过度批判中读出了威胁与险恶。鲁迅也应有所察觉，所以才用了上述表现形式。此种表现与以下文脉相互联系。

6月3日写给杨霁云的信件中说：“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又补充道：“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但此时倒比现在险，它们一定非常激烈了，不过那时一定有人出而战斗，因为它们的故事，大家是明白的。”

结尾虽然乐观，但对待投机文坛的青年人的变化，鲁迅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这点在给曹聚仁的书信中有所反映，但最后并未加上如此乐观的话语。鲁迅心境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但无法确定。总之，对仅仅站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判断对方的姿态怀有强烈的警戒心。这也是鲁迅的态度之一。

再来看一下5月6日寄给杨霁云的书信，杨霁云可视为青年中的一个代表。此信先于5月15日“说谎”的书信，此时的杨霁云尚来获得鲁迅的信任。

此信以“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开头。以改革为目标的人因为从一开始就迷恋旧事物，所以一旦地位与名誉到手后会随即露出本性，珍惜古董。所以一部分青年人沾染恶习不值得惊奇，因为他们的体质本来如此。鲁迅同时作出拥护《人间世》的发言，指出提倡小品文而发行的《人间世》迫于周围的不满，发行了《随感录》，虽以温和的姿态，但与当初主张的“闲适”相比已有所调整。“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

对周作人的打油诗，作出与对曹聚仁所讲的相同的评价，同时指出虽对现状抱有不满，但因为过于韬光养晦，故而不能被“一般读者”所理解。鲁迅并未明示是“当今青年”，可见他的微妙的顾及。并且，在这部分之前，对《人间世》采取了批判的姿态。“只三期便已证明，所谓名家，大抵徒有其名，实则空洞，其作品且不及无名小卒，如《申报》‘本埠附刊’或‘业余周刊’中之作者。”这里可以再次感受到鲁迅把自己看作无名小卒而战斗的自负。

如实说来，三封书信的内容并无大的差异。给杨霁云信中的“空洞”即是对林语堂所讲的“空虚”。但文脉与修辞会因为对象不同，其表现手法和重点也有所不同。无法断定哪些是鲁迅的真话。特别是对左翼青年的评价在语感上有着微妙的差别。也许，试图寻求鲁迅的真话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太现实。

以上，以鲁迅为基准，选用了写给同代人、中间代、青年人的三封书信进行比照。这个顺序的先后，同时也基本上与当事者距离共产主义的远近相符。鲁迅没有与他们的任何一方同化。实际上正因为如此，才可能与他们的任何一方都有共通性。不站在任何一方，却与任何一方都有所相通。他只要存在，就成为各种势力的一个中间场。他游走于他们之间，寻求瓦解言论封锁体制的端绪，创建摆脱封锁实现突破的回路。

此时的鲁迅，作为一个有些神经质的、具有压倒性的绝对者，说谎、故意表示恶意、设圈套，但如果单纯地把这些看成是他借助自己的权威来衡量同伴力量的行为，则是极其片面的。作为游走者，他深知错误地判断同伴的战斗力，会影响自我功能的发挥。牺牲自己，成为协助同伴前进的阶梯之前，必须把握同伴的状态。所以，他在弹压中将计就计地利用自己的王牌。匿名性，是确认自身功能及对方反应的最有效的方法。就这一意义来说，鲁迅无处不在。所以，鲁迅作为匿名者，常常会突然出现在写作者和编辑的面前。所以像廖沫沙那样的编辑者，也会被载入历史。鲁迅的做法或许不够光明正大，但那是因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此时，鲁迅便是一个“地雷”式的匿名者。

注释

[1]鲁迅的文章都是根据《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花边文学·序言》。

[3]《自由谈》1933年5月25日（启示）。

[4]1934年2月17日。

[5]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

[6]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

[7]1934年1月24日致黎烈文。

[8]1934年4月1日致黎烈文。

[9]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

[10]以下论述是根据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36—239页。

[11]《伪自由书·后记》。

[12]比如1934年5月1日给娄如瑛的信函中说，“是在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也”。

[13]以下，1934年1月11日致郑振铎，1934年1月25日致姚克，1934年2月20日致姚克，1934年6月7日致山本初枝。

[14]《人言》第1期第3号，1934年3月3日。

[15]1934年2月26日致罗清桢。

[16]《聂绀弩谈<动向>和<海燕>》，《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17]1934年1月17日致萧三。

[18]1934年4月15日。

[19]1934年4月30日。

[20]1934年4月30日。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