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报》记载须藤五百三的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的研究成果

北冈正子

（关西大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于上海共同租界的一个小小角落，结束了他五十五年的生命。终其一生，他和日本以及日本人可以说有颇深的缘分。当中的几位，留下了记录鲁迅印象与彼此交情的文章。其中，须藤五百三以一位医生的身份，和鲁迅的接触不是文学上的，而是肉体的一面，对鲁迅而言可说是一位特别的存在。他在鲁迅晚年的时候于上海担任鲁迅的主治医生，直到他临终为止。在鲁迅逝世之后又写下了哀悼的文章。

须藤五百三著名的追悼文，就是在上海发行的杂志《作家》追悼号（第二卷第二号1936.11.15）所刊载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文章的最后并附录了“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这篇文章也收录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1937.10.19）。《作家》的追悼号里，卷头的“特别寄稿”，分别刊载了六位日本人士内山完造、鹿地亘、须藤五百三、奥田杏花、池田幸子、河野明子的追悼文。在编辑后记“编辑室”里也介绍了这六位日本人士和鲁迅生前的交往情形，并以“本特集的特色之一，就是收录了几位日本友人的文章”、“我等对于特地投稿来函的日本友人感到衷心的感谢”等文字表露了谢意。

须藤五百三先生的文章，刊载于杂志《作家》时是这样被介绍的。“须藤五百三先生，是长期担任鲁迅先生主治医师的医生。他在这本杂志发表的文章记载了鲁迅先生的病状及治疗经过的报告。这是一份极具价值的记述。”须藤五百三的文章，在发表当时已经被翻译为中文。因此，当初他所写下的日语原稿是怎样的原貌，现在那份原稿到底被保存在什么地方，这些都不是很清楚。

另一方面，《鲁迅先生纪念集》中“日本各杂志新闻所记载的追悼文细目”，提到十月二十三日（1936）《上海日报》曾刊载了一篇须藤五百三名为《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的文章。从标题来看，应该就是《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的日文原稿。

很幸运的，昭和十一年十月的《上海日报》在日本留有保存本，也的确曾刊载了须藤五百三的这篇文章。根据调查，这篇文章和“日本各杂志新闻所记载的追悼文细目”所提到的内容有几个不同点。首先是标题的假名部分并非片假名而是平假名（“医者より观たる否鲁迅先生”），另外发表日并非二十三日，而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十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分“上、中、下”三回，发表在《上海日报》的夕刊（晚报版）。

本文的主旨，除了介绍这篇《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的全文之外，还将与此关连的几处重点加以叙述。下面引用的全文，是将当初《上海日报》的上、中、下三回原封不动的全录。如有明显的误排、漏字之处则在（）中表示。段落和逗点都依照原文，此外，原文没有加注句点。

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上）　主治医　须藤五百三

（昭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夕刊）

我和鲁迅先生相熟从五年前开始，特别是从今年三月二日，先生罹患气喘之后，我担任主治医生的缘故，每隔两三天便需诊断他的病情，和他说说话，或听听他说话，因此这次对先生的逝世，感到悲伤之际的同时，胸中也浮现许多的回忆。

先生出生于浙江绍兴，从七八岁起，就把牙齿搞坏了，因为蛀牙的缘故夜里疼得睡不着，让父母亲很困扰，甚至被父母亲斥责连这点疼痛都无法忍耐，简直是无用。但是当时其居家附近不要说并没有牙医，即使出了绍兴，也只有能拔牙程度的庸医而已，所以不管是民间疗法或是求神问卜。也都是要忍受着齿痛，后来，牙齿开始从牙根处腐坏，蛀牙也越来越恶化，几乎是束手无策，为了拔掉坏牙，开始求助牙医，一点一点的拔除蛀牙，但到了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大半的牙齿还是都缺损了，二十七岁就装了假牙，从此这齿牙的疾病与缺损，导致宿疾并慢慢恶化成胃扩张、肠弛缓症以及对其他消化器官的影响，先生到死为止，食量都只有我的一半，还常常说自己生来就不知道饥饿和美味为何物，如今回想起来，他的牙病可能不只是蛀牙，还可能患有慢性牙根膜炎症，而且因其消化器官机能的衰退造成营养不良，其结果就是筋肉薄弱，当他自己察觉到时，体重已不到四十公斤。

由于先生天生体质特异的缘故，不管是原稿的起草或是读书研究，常常都是在夜间进行，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加上体质筋骨虚弱，神经过度疲劳，成了恶性循环，造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结核性体质，加上十六岁经历与父亲的死别以来，遭遇种种辛苦悲惨的事情，在连房子都卖给别人之后，当时的鲁迅先生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就得承受种种的痛苦，最折腾人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还是不放过自己的牙痛，因为牙痛的关系整夜无法安眠，但是鲁迅先生却说，在这种时候思考一些跟自身行事有关的事情的话，能够稍稍减缓牙痛。

二十五岁的时候，先生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但是随即因为日清战争的结束，中国的形势不利又冲击了他，先生深思熟虑之际，牙龈肿痛三天三夜不能进食，甚至痛得无法跟人交谈，这样考虑的结果，他发现与其成为一名医者，不如藉由文学的力量呼吁国民，并认为这样才是对中国觉醒最好的方法，因而负笈归国，筹办起《新生》杂志。

先生的牙齿，从儿童期就因为龋齿之故而锐减，但是没想到进入青年期之后，这齿痛反而让他有机会深思熟虑，其结果就是转换人生目标，成为其人生转换的动机。

先生因为孱弱体质的缘故，比一般人更能忍耐发烧，若只是小小的发热，常常感应不到，有一天将体温计含在嘴里，突然想到，体温计这种东西，有时候反而让人对体温的变化变得过于敏感，甚至因而误导对体温的看法，先生认为经常测量体温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变得不喜欢量体温这件事了。

虽然如此，但当公子海婴君受到风寒或有病痛的时候，先生倒是一次一次地勤于为海婴君测量体温。

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中）　主治医　须藤五百三

（昭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夕刊）

先生在病中，不管是皮下注射也好，静脉注射也罢，从来都没有皱过一下眉头，不论吃再怎么苦的药，也没有丝毫怨言。

但是先生讨厌贴在胸口的湿布、冰枕等物，有时因为痔核的关系感到不适，必须使用坐药之时，虽然因为一时的药效而能达到减缓疼痛的目的，可是已经形成的痔核是不可能消失的，先生曾说过，这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定会有的附属品，自己先天体弱、营养不良的缘故，怎么也没办法期望拥有如常人一般的健康身体。对于治疗，因为先生有着生理与病理的素养，只要一一地向先生说明，他都不会有什么不满。

关于这疾病在过度操劳或是睡眠不足的时候，体温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先生自己做了一番研究，结论是当体温升高的时候运动身体的话，结核菌也会随之活动起来，因而就会发烧，先生领悟到，附随主体（人）经常是弱者（结核菌）的习性，导致弱者经常会受主体的左右，各国的盛衰也如同这种情况，他认为不要太介意发烧的症状，并觉悟到因为细小的有机物（结核菌）而失去生命或许不是太久远之后的事，但是就算能够永远拥有生命，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既然这样，那么至少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尽可能的学习，被赋予的工作尽量劳动，才不会失去作为人的价值，先生又说，所谓发烧这一症状通常是身体的警讯，当症状出现时就要去顺应它，我有我自己的自然疗法和保健法，我自己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不会故意去违反医学的道理，当身体觉得舒适的时候，也就去散散步、看看电影、享受漫谈的乐趣。另外每当接受胸部X光线摄影的时候，即使已被病菌严重侵蚀，先生还是会说，健康的部分也留有不少啊，因而绝对不会表现出消沉或悲观，先生总是说长久使用的器具也会出现脏污或裂痕，身体的病痛就和那一样是自然的程序，到最后，先生都不曾过问自己肺部或胃肠的症状，连一次都没提过。

先生说过X光线照射这种东西，对于不了解状况的人来说，有时候反而会令他们感到不安。有一天，为了儿子海婴的教育而感到苦闷的时候，先生和我商量，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何比较好的方法，无法回答先生。但是海婴从四岁左右，即开始时时出现支气管气喘病，但是到了今天气喘已经不再复发，身体也很强壮，他说根治气喘的方法，自己也曾经做了各种各样的钻研，所以看到海婴今天健康的样子也就感到很开心，而与儿子的强壮相反的，是自己的日渐衰老，但先生说这是顺应自然的法则，是没有办法的事，最后还呵呵地笑了起来，先生生平对死的观念非常豁达，可以说是悟达之人，这一次也是一样，对于自己死期将近，他的意识即使到最后一刻还是非常清楚，让我看到他悠然面对死亡的风姿，我问他当在呼吸困难的时候，感到最痛苦的是什么，他总淡淡地说胸部感到一点点疼痛罢了，仿佛像说他人之事一般，先生的书桌和书架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就连书桌的抽屉也都维持得井然有序，拥有此等洁癖与严正气质的先生，如果只是成为一介医者，特别是中国的医生，可以说是浪费人才，因为那样，终其一生顶多只以一个普通的医生甚至被当成庸医一般的存在罢了，连先生自己也常这么想，先生常感叹道，当今的中华民国在各方面都没办法达到统一，尤其是教育的不统一最是严重，身为医生，实地进行解剖训练的地方寥寥无几。

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下）　主治医　须藤五百三

（昭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夕刊）

先生说过当他在担任杭州师范学校生理学的教师时，如果学生无法对学问抱持兴趣和研究心，那纵然是因为身为老师的自己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但一直以来生理学或是物理学这门学科，不但不受欢迎，常常都被当作是下等的学科来对待。先生研究的大题目是，从今以后的国民将朝何等方向发展，先生常常和我讨论道，中华民国是否适合研究科学？只因为年轻时学了医学，也发表过相当多科学方面的文章。先生是个有着良好记忆力的人，也因此常常为一些事情而感叹，先生说肠胃好的人，因为暴饮暴食的缘故，反而使得脑的机能减退了，而天生体质孱弱的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便特别留意锻炼培养良好记忆力，我问过先生若是当初选择了医学这条路，对于学科专攻有怎样的计划，先生回答也许会选择如解剖、组织或是生理病理这种基础医学来研究吧，先生放弃医学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比起走向医学之路的人生，先生认为往文学方面的转换，对于今日的中国是更为急迫而紧要的事，当先生某次这样想着而感到烦闷的时候，在仙台的一家小戏院正好观看了一出有关日清战争的幻灯片，顿时热血沸腾，充满了奋发的心情，先生看了幻灯片中同胞被捕掳的画面，马上收拾行李隔天就往东京出发，先生常说直到今日那幻灯的画面还常历历浮现眼前，在日常诊疗中，不管是自己的病情也好，或是小孩的病痛也好，接受治疗时，先生一次都没有问过什么时候能够治好之类的问题，先生只是会问，这个药必须要吃到什么时候，若是病情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先生常常思索对于自身的健康，如何利用平常注意与养生之道使病情痊愈，当我们就中药谈论之时，先生说像是中药的产地、千差万别的制法，必须实际去确认产地，否则不能成为研究材料。例如关于萸茱这个药方，先生也时而提出自己的详细看法，时常令人很佩服，先生常感叹同种同属的中药，随着药商的不同也颇有差异，这一点也让人感到，不管在哪一方面，中国都还是个尚未统一的国家，这个未统一的中国大陆，今后将会成为世界人士的研究场所吧，先生常感叹当今的青年男女，距离理想的境界还有一段距离，九州岛的福冈大学作为日中亲善的活动之一，曾捐赠人体标本给上海医学校，但中国方面却以标本保存所费不赀为理由，任凭标本腐败，最后就把它丢弃了。在提到这件事时，先生感叹得落泪，说今日的中国，教育家不够认真，学生们也不够努力，所以称不上是真正的教育，因此对于自己的小孩生长过程中将会受到怎样的教育，先生常常感到很担忧，久久都说不出话来。制作标本的辛苦，当今中国医学校的教师，别说不能理解，就连活用都做不到，先生嘲弄地说：众所皆知，中国自古传来的国民性是破坏的习性比创造的习性还要擅长，也就是所谓忠于祖先的遗传，这种行为本身一点也不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先生是个深藏不露的真正的书画鉴定家，不过他鉴定的重点，不只是普通鉴定家所注重的文字或绘画的形态、笔力等等，连落款印色的变化，墨色因时日而导致的褪色变化也都留意，也就是经由彩墨当中的成分酸化分解化的程度来辨明时代，先生具有这样确切的鉴赏眼光，尤其关于汞剂，即水银化合物的酸化分解色彩度。我对于先生这化学上的知识与才能感到惊讶，特别是所谓水银性涂料的水分，埋藏在土壤中经过多少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又经过多久时间，温度的差异，也能影响发色的程度等等，我也曾听过先生关于古色灿烂鲜艳程度里，有其自然生成的成分之实验谈，对先生这蕴奥丰富的知识感到敬佩，可以说先生实在是个具有科学精神的鉴赏家啊。

把上文的《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与《作家》中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比较之下，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在于《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附录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并没有附在《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里面。另外，即使把日文与中文在翻译上的差异都计算进去，文章的长度，《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还是比较长。从这两点应该就可以断言，《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并不是《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的日文原稿。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两者内容的异同点。

首先，两者都有提到病痛原因的幼年时代的齿疾，到罹患结核的经过、鲁迅孱弱体质的由来，以及对于自己的病情抱持客观的患者鲁迅态度，虽然时而以批评家的身份提出意见，但是毫无异议地接受治疗。此外，也都提到了虽然预想到自己的死亡，却珍惜仅存的生命时光继续工作的文学家鲁迅之姿态，以及忧虑罹患腺性病体质的儿子海婴的健康与教育问题，那为人父亲的真情一面。上述这些种种的例证与轶事都夹杂着描写，当然文章中的具体描写则是各不相同。

此外，从两篇文章的内容也都能让我们一窥鲁迅一贯的生死观。他所持的生死观，一方面展现出当他在解释自身病状时的观照态度。例如《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在先生逝世之前的一天，和先生谈话中说到先生的身体，若由医生来评论，是筋骨薄弱，并应列举痔核、牙齿全缺、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喘息、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花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砂眼就是特别的地方。”“一天给他拍了胸部X光线照片后，说明了他那病部。我告诉他右胸的病变部很多时，他便说左边损坏不多，还可以做点事情，并不以为意。”像这样鲁迅对于自己病情的反应在《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描写。在看过自己的X光照片后，说道：“即使已被病菌严重侵蚀，先生还是会说，健康的部分也留有不少啊，因而绝对不会表现出消沉或悲观。先生总是说长久使用的器具也会出现脏污或裂痕，身体和病痛就和那一样是自然的程序。”持续的发烧时，因为肉体的活动而使得结核菌也活动起来，因此才会发热。持着这样的态度说道“附随着主体，经常是弱者的习性”，又说“各国的盛衰也是如同这种情况”。使用坐药来去除痔核的疼痛时，则自我调侃“这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定会有的附属品”，所以不期望病灶完全根除。而另一方面，则展现出对于自己死亡的必然性之自然达观的态度。预感到“因为细小的有机物（结核菌）而失去生命或许不是太久远之后的事”，但看到小孩一天天的成长茁壮而对照自己的日渐衰老，却也接受“这是自然原则”的现实。总之，鲁迅一方面享受生之自在，从而导引出其豁达的生死观。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说道“尽量劳动，才不会失去作为人的价值”，因而持续的工作，同时也想要“去散散步、看看电影、享受漫谈的乐趣”。对于这样的鲁迅来说，生和死是同等重要的大事。

这两篇追悼的文章，如实地传达了鲁迅作为一个人，觉悟到自己死期将近，勇敢地正视自己仅存的生命之身影。正如他本人自年轻时一贯主张的不违反进化的程序，忠于自然法则的信条，我们看到了从容面对死亡的鲁迅身影。

下面再看看这两篇文章的不同点。以下是只有在《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里看到的描述。包括鲁迅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从医学转向文学的过程，以及在中国包含医学在内的科学该如何普及的问题，鲁迅所作的科学思考与其科学精神。前者注目的焦点是，作为鲁迅放弃医学走向文学转折点的“幻灯事件”，描写着鲁迅直至晚年都还常提到“直到今日那幻灯的画面还常历历浮现眼前”。如今，此一事件中寄托着的，并被象征性地说是鲁迅对于自民族的省察，也常被认为是鲁迅新的人生之路的原点，从此迈向生涯不变之路。至于后者，则对曾一度学医的鲁迅在其后的人生中展现的科学思考、科学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事例较感兴趣。例如对放弃九州岛福冈大学捐赠标本一事的喟叹，在杭州执教鞭时的经验谈，在指出“身为医生，实地进行解剖训练的地方寥寥无几”的同时，鲁迅那深切期盼中国的教育应根植科学精神的热意也悉数传达出来。还有鲁迅回答须藤的质问，如果选择医学之路，应该会专攻基础医学吧，这背后其实也传达了鲁迅的心意。从科学合理性出发的书画鉴定，“深藏不露的真正书画鉴定家”，也让读者看到了他科学精神的思考的立脚点。

须藤五百三在此处论及的关于鲁迅的回忆，就像他在文章开头所述，多是在治疗的空当与鲁迅的杂谈。而且这是他在鲁迅过世之后马上写成的文章。因为这些事大多是听来的故事，因此记忆不正确的例子却也多少散见。例如，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的争议，归国之后《新生》的发刊与童年时代家屋转让他人等等。虽然如此，这些事如果不是鲁迅本人应该不会提及，如果不是随俟在旁的医生则大概也不会知道吧。此外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从未被发表过的轶事。

关于只在《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当中才见得到的描写，有一件事非提不可。那就是文末附录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身为鲁迅主治医而留下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病状记录，在传记研究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贵重资料。但这上面却也存有些许疑问。正如早已被指出的，将这篇附录与《鲁迅日记》对照来看的话，病状与日常生活的样子都有些许出入。

“三”和“五”这两个数字在写的时候稍微不注意的话，是有混淆的可能。因为这是一篇被译为中文的文章，所以应当别有日文原稿的存在，其原稿应该是清楚立见的。但是也有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误将“五”月写成了“三”月。若是将所有记录成“三”月发生的全部四项的病状纪录换成发生在“五”月，分别也就是，“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八日，“五”月二十九日，将这几个日期和《日记》对照来看的话，刚好正是病情不乐观、有发热的现象并接受了须藤医师诊疗的时期。也是他病情开始恶化的时期。当然，到能下肯定结论为止还有讨论的必要，但至少如果将三月想成五月的话，有所出入的部分就能得到理解也是事实。

《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与“附录”之“鲁迅先生病状经过”，如上所述，在当初须藤五百三应《作家》杂志的要求写下的原文应该是以日文写成的，而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稿则是被翻译成中文的文章。假定三月与五月的讹误是因排错字而来，那究竟是因为须藤五百三的笔迹辨识不易，或是译者解读错误。还是校对时候出的错，就没有办法判明了。只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并非日文的原稿而是中文的译本，这一点有必要先取得了解。如果只有中译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当初须藤五百三是不是就是写三月，这一点是无法做判断的。(www.xing528.com)

总之，《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照料鲁迅的病情，与鲁迅有所接触的须藤五百三，吐露其对鲁迅率直的追悼情怀之文章，须藤五百三以日文写成的追悼文再没有第二份了。这并且是在鲁迅死后隔两天便刊登在夕刊上，应该是在鲁迅死后，对于他的病历、诊疗过程与他交谈的话语、种种回忆没有经过太多时间的整理，就仓促写就的文章吧。但是正因如此，对鲁迅之未经整理的悼念之情，能够原原本本的表露出来。从《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的发表日期，可以知道《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应该是不同的文章，可能是第二篇的追悼文。将这两篇追悼文对照来读，最能感受到须藤五百三对鲁迅生活方式的所寄与同感。

《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刊登在《上海日报》之后，完全没有被当作鲁迅的研究资料收藏，而被埋没了。直到最近，从奈良和夫的《拾遗战前日本的中国新兴版画研究初探》（《中国版画研究4》日中艺术研究会2002.9.30）中，得知这篇文章被简短的摘要在日本的杂志《新青年》1973年1月号（18卷1号）上。其后感谢奈良和夫先生提供刊载《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的《新青年》（国书刊行会复刻版），使得真相大白，《新青年》于大正九年（1920）1月由博文馆发刊，是—本推理小说杂志。《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登于昭和十二年（1937）1月发行的第18卷第1号《新青年》“新年特大号”上，占了该号内容中的“缩刷图书馆”栏的一又三分之一页的篇幅，是《上海日报》所载的须藤五百三《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上、中、下）的三分之一程度的缩小版。一见原文像是摘录的样子，行文的顺序有前后，表达也浅显地改写、补充，为此原意互换之处也散见各方。标题“医者所见之鲁迅”的左下方，记有《上海日报》，插画则使用登于《上海日报》（1936.10.19朝刊）上力群所作的鲁迅木刻版画像。（后述）冒头处，于本文之前则附上像是讽刺诗的一文：“鲁迅说死于敌人的刀锋之前不觉痛苦，但是因若爱人之误，而死于其所投之毒药最感遗憾。”

刊登《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的《上海日报》，在上海是历史悠久的日文报。明治三十六年（1903）三月发刊，昭和十三年（1938）年底废刊。它的前身是明治二十三年发刊的《上海新报》（周刊）。根据昭和二年（1927）底的调查，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有25827（《上海史》1955），昭和十年（1935）十月一日的国势调查则宣称有27299人（《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1942）。《上海日报》的发行数没有详细的数据，但可以认为它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

《上海日报》从昭和十一年（1936）十月十九日的朝刊报导了鲁迅病危的消息开始，接连几天记载了鲁迅死亡的相关记事。以下是相关报导的标题。当时，夕刊晚报的日期与隔天的朝刊早报同一天，为了方便，这里用的是实际的日期。

十九日（朝刊）“鲁迅先生病危　日华文学交流的功臣　心脏性气喘”病发之故，昨晨开始病情严重，中国文坛笼罩一片愁忧之色”（插画使用前述力群所著版画）。/（夕刊）“秋风，文豪寂寥　鲁迅先生因宿疾心脏性气喘逝世（鲁迅逝世当时的照片）”，“鲁迅先生走过的痕迹”，“鲁迅先生的绝笔”（附照：给内山完造的委托须藤医师往诊的便签），“诸位对景仰的鲁迅先生之追想谈：《痛惜斯人》出自内山完造，《完美无缺之道：谈鲁迅其人》出自主治医须藤院长，《痛切惋惜》出自鹿地亘，《文坛的损失》出自崔万秋，《催人落泪的遗孤海婴君》《记录《死》的遗言》收录于本月《中流》杂志”。

二十日（朝刊）“《评论》悼念鲁迅，真正的文豪之死”，“鲁迅逝去之日将藉由银幕传达给全民，收于《明星》的欧阳予倩指挥之影像”（附上与内山元造的合照），“鲁迅告别式二十、二十一两日，葬仪委员已正式决定”，“与鲁迅告别，鹿地亘”，“佐藤春夫谈日本文学界亦受到莫大影响”。/（夕刊）“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上）主治医须藤五百三”，“鲁迅葬仪，缅怀生前道德，今举行盛大告别仪式，音容宛在（附殡仪馆门口照片）”。

二十一日（朝刊）“文豪鲁迅追悼号（菊地勇编辑）《铁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立报》《福尔摩斯》（附鲁迅署名照片）”，“严肃认真的鲁迅之葬礼记”，“五千人瞻仰仪容，鲁迅告别式的盛况”，“生前的鲁迅”（附与蔡元培、萧伯纳的三人合照）。/（夕刊）“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中）主治医须藤五百三”。

二十二日（朝刊）“鲁迅·国民党·蒋介石，一则轶事鹿地亘（附死前十日设于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照片）”，“清贫的鲁迅，葬于豪奢的寝棺之中二十四呎平方的墓地（附奥田杏花所摄石膏遗容面型之照片）”，“《哀辞》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夕刊）“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下）主治医须藤五百三”。

二十三日（朝刊）“批判者的批判—回答鹿地亘氏—菊地勇”，“秋空下低吟的挽歌，鲁迅葬仪结束昨日一万人参列”（附葬仪的照片），“《怀念鲁迅》鹿地亘氏广播　今晚七时播送”。

二十八日（朝刊）“中国文艺家当中兴起‘鲁迅运动’是否会转化为政治动向？”

三十日（夕刊）“因为参加鲁迅葬仪，教师被学校开除”。

三十一日（朝刊）“悼鲁迅先生—献给许夫人—东京　山本初枝”。

整体而言这些记载，都是为了追悼与日本渊源颇深的坦率文学家鲁迅之死，充满了善意的惜别情绪，以及报导从死亡到葬仪等等相继事件的记载。此外，还有鲁迅生前与之交情深厚的日本友人所写的追悼与追忆的文章。书写追悼文的有鹿地亘、须藤五百三等人，另外还有山本初枝写的六首挽歌。

鹿地亘的文章最先发表的是二十日（朝刊）的“与鲁迅告别”，第二次的发表则是为了针对二十一日朝刊的“文豪鲁迅追悼号”里菊池勇讲的“青年时代成为革命家，壮年时代不是革命家，老年时代反革命家的鲁迅”提出反驳，鹿地亘在二十二日的朝刊里指出，中国的“御用新闻”对革命与反革命一事，犯了不懂装懂的人才会犯的错误。

须藤五百三则是分别写下追想谈和追悼文来谈鲁迅。时间上的顺序也许颠倒了，但内容上把追想谈当作追悼文的补充来读也可以。在“《完美无缺之道》谈鲁迅其人”中有这样的片段。“……须藤五百三氏……对来访记者谈及鲁迅的人品时，提出以下的感想：鲁迅因知道自己病弱，就算有些许的发热也不以为意，曾学习医道之故，对于疾病不是外行，我很难治疗他，感到非常困扰。鲁迅从来就认为如果尽了人事的治疗还没有效果的话，那就是天命，没办法了，对于死亡抱持达观的态度，所以对注射等治疗过程也绝不喊痛，只要是合理的治疗都沉默地接受，昨日（十八号）我认为‘病危了’所以要护士在旁待命，他看到了就露出‘我的病已经这么严重了吗’的怀疑表情，我为了让他安心，就告诉他‘只是因为治疗上的需要才让她来的’。因为先生不管做什么都力求完美无缺，最讨厌不诚实的随便态度，对于像他这种人的死，我深感惋惜。”

须藤五百三的追悼文《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也是《上海日报》为了追悼这一位和日本渊源颇深的坦率文学者鲁迅之死而刊载诸文章的其中一文。另一方面，《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则是刊载在《作家》杂志上。这里刊登的多是诸多日本友人为纪念与鲁迅生前的交情而写的文章。《上海日报》是由日本方面编辑的鲁迅追悼，《作家》则是由中国方面编辑的，在这一点虽有相异之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须藤五百三的追悼文，不管在哪一方都刊登了出来，这是因为双方都把他当作是能与鲁迅心意相通的日本友人。

有关须藤五百三的经历，已经在泉彪之助的《须藤五百三——鲁迅最后的主治医——》（《福井县立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10号》，1985）里有过详细的叙述。这篇文章的作者同时也是位医学者，以医学与医学史领域的眼光，基于绵密的调查和医学知识所写成的这篇文章，不只记录了须藤五百三的行医经历，同时也仔细地叙述了他的人格。想了解须藤五百三这个人物，没有比这篇论文更具有论证，更具有说服力的参考文献了。在此就根据泉彪之助的叙述来介绍须藤的经历。

须藤五百三于明治九年（1876）六月十八日，诞生于冈山县下原村（现在的川上郡成羽町）。长大后进入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入学时的名称是第三高等中学校医学部，也是现在的冈山大学医学部）就读，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三十一年，取得医师执照，担任陆军三等军医。之后便一直以军医的身份被分发到中国与台湾的部队中。此外，也曾任职于日本国内的善通寺预备病院、姬路卫戍病院，并以军医的身份曾任朝鲜总督府黄海道（海州）慈惠医院院长及该医院主任医师，最后于大正七年（1918年）离开军队，当时职衔是陆军二等军医正。

他在上海开业的正确时期刚已经不可考，但应该是上述经历之后的事。上海的须藤医院，离共同租界的日本人区域中的鲁迅住所约有2.4公里，诊疗科目包括了内科、小儿科，但实际上外科、妇产科也都接受看诊，可以说接近具备各科的医院。1933年7月，须藤五百三首度为海婴看诊。第二年的1934年4月，鲁迅也开始接受他的诊疗，从此以后到鲁迅死去为止，几乎只有他一个医生以主治医的身份为鲁迅做诊疗。与鲁迅相交甚笃的内山完造和须藤五百三是同乡，出身地也接近。鲁迅所以接受须藤五百三的诊疗，也许就是出自内山完造的介绍吧！

战后，须藤五百三回到故乡，在家乡成羽町开业。从泉彪之助的调查可以知道，须藤在这里也因他热心诚实的医道受到乡亲爱戴。乡民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位行医施德的医生。昭和三十四年（1959）十一月六日，以八十三岁之龄逝世。死去的前一年，成羽町的居民为他开了“须藤老医赞颂会”以表示对他贡献乡里的谢意。

这篇论文当中，关于须藤五百三的结核治疗经验的叙述，非常值得一读。叙述如下：“当时在日本青年层当中结核病发的情形明显很多。因此，征召来的兵士当中罹患结核的病人也不少。一般来说青年女子多是被结核菌入侵，并发了肺结核，而年轻兵士则多以胸膜炎病发的症状较多。因此，曾任军医的须藤想必拥有丰富的胸膜炎治疗经验。并且，为鲁迅治疗的时候，须藤已经是开业十五年的开业医了，这期间的临床经验对治疗而言也是可贵的。”须藤五百三在“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中记录鲁迅的死因是“气胸”（pneumothorax）。

上海时期的须藤五百三，除了开业医的工作外，也担任上海居留民团种种行政工作上的公务。这些在泉彪之助的论文中多少都有提及，虽然重复，但在此还是再重提一次。根据《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年纪念志》（上海居留民团编1942.9.1）里提到的事项，以下简单的介绍。

上海居留民团，在“居留民团法”公布之后（明治三十八年），设立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九月一日。在那之前日本居民的“教育、卫生与其他公共事务处理”则是由“日本人协会”（明治三十八年结成）办理，协会解散后，公务便移交至“上海居留民团”了。当初的业务，包括了防备共同租界安全的上海义勇团日本队（归工部局管辖）的营运，日本人学校（普通小学、高等小学、高等女校、实业学校、商业学校等）的设立与营运，另外还有日本人墓地及火葬场的经营、沪上青年会经手的“从事实业的青年”教育工作、在上海医师会援助下展开的卫生防疫整备，在昭和九年时也成立了民团诊疗所。之后规模慢慢地扩大，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年），机构的规模已扩充到在民团长、助役、会计主任之下分成四部（分别是财务、教育、复兴资金、市民）十课（文书、庶务、主税、会计、调度、学务、社会教育、社会、保健、营缮）与一诊疗所。可说是维持着上海日本人社会的营运。为了维持这些营运的机能，依据课金条例对居留民征收规费，民留民会对组织且负担了一定规费之居留民则给予民留民会议员选举权。上海居留民团是接受居留民会议员与居留民团吏员营运的组织。

上海居留民团设立的隔年，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公布了领事馆令第一号居留民团法施行细则，细则中也规定了居留民会的组织。当初只要在居留民团的地区内居住（或是拥有事务所）六个月以上，并缴纳一定的规费者，全部都拥有居留民会议员的资格。但是，随着议员数目的增加，大正十四年（1925），规定议员的定额是六十名，任期是三年，举行了第一回的选举。其后，到了昭和十五年（1941），又改正了民团法施行规则，民留民会议员定额为五十名，其中半数由总领事任命，半数由选举产生，自隔年起，即由此新办法选拔民会议员。

须藤五百三在第一、二、三回及第六、七回的总选举中，当选为民会议员，总共当了五期十年的民会议员。被任命为民会议员时，是在公布选举制之后到改正期间被任命的。在大正十四年（1925）的第一回、昭和二年（1927）的第二回、昭和四年（1929）的第三回的三回会期中，并没有兼任要职，而在第六、七回的两回会期中，则兼任了其他要职，关于此部分，下文有详细说明。

须藤在昭和十年（1935）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上海居留民会议员第六回总选举中当选，并在任期中的三月二十日获选为会计监察委员，昭和十一年（1936）三月二十五日召开的第二十九回上海居留民会中，则获选为民会副议长，其后，在五月八日上海居留民团昭和十一年度福利增进研究第一回委员会上，互相投票的结果当选委员长。在昭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上海居留民会议员第七回总选举的时候更再度当选。在这关键时刻，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上海居留民会中则当选民会副议长，五月十五日，在昭和十二年度上海居留民团课金调查第一回委员会上当选委员长，六月十六日，当选昭和十二年度上海居留民团课金异议审查委员会委员长，接下来的昭和十三年（1938）四月七日，被委任为四月七日应民团长询问而设立的“上海居留民团货币单位变更相关研究委员会”委员。四月十一日，在关于上海居留民团货币单位变更研究委员会上，从互相推选中，就任委员长。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又在上海居留民团课金调查委员第一回委员会上被选为委员长。七月十一日，昭和十三年度再次当选为上海居留民团课金异议审查委员会委员长。以上是他在民会议员两任四年期间担任的所有职务，此后他便不曾再担任过民会议员了。虽是多余的话，但附带一提的是，民团法施行规则改正后的昭和十六年（1941），由总领事任命的民会议员名单上，出现了内山完造、冈崎嘉平太的名字。

须藤五百三除了担任民会议员外，其他上海居留民团业务也多所协助。昭和十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町内会联合会组织——各路联合会的常任委员，隶属于时局委员会。担任常任委员的须藤在当时则隶属于救护部。昭和十三年四月，上海防疫委员会设立时，上海居留民团也是委员会成员的一部分，而须藤当时则是保健课的八位卫生委员中的一人。

以上是目前所有须藤在上海居留民团期间所知的活动。他在上海日本人当中有着相当的地位与责任，加上医生的本业，每天应该是过着相当忙碌的生活。

最后，想再附带一提的是，根据《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志》，昭和二年（1927）底，上海组织了“在乡军人会”，根据该书翌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导：“上海在乡军人会支那部长委托陆战军队指挥官松元大佐担任，副支部长委托预备役海军中佐麻田种藏及陆战队武田先任参谋担任，顾问则委托陆战队司令官宇川齐少将担任”。虽然传说须藤五百三在上海曾担任过在乡军人会的副会长，但是从这一则报导来判断，一介军医经验者不可能会被任命如此重要的地位。

须藤五百三与鲁迅的相识，原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并非在一开始就因为双方互相倾慕对方的为人或思想而亲近的。但是，读了须藤五百三留下的追悼文后，可以感受到他们已经超越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鸣与联系。时而相对而坐，倾听鲁迅真情的流露，淡淡地自然披沥自己历经波折的人生经历或对体弱幼子将来的担心，时而被意识到自己病情而巧妙地解释自己生死观的机智神采所吸引，进而展开谈话内容。这样一位须藤五百三的形象，仿佛历历在眼前。鲁迅从病重到逝世的数月中，想必曾多次对须藤敞开心胸畅谈吧。即使在重病之中，还是不放弃激烈舌战辩论的鲁迅，在诊疗之中这些毫无戒心的言语往来，或许是安慰其心灵的重要力量也未可知。从两人之间的这份交情来看，可以说这也是因为须藤是一位具有相当包容力的医生之故。而须藤的追悼文，则同样反映着鲁迅的身影。

鲁迅不顾友人的疑虑，到死都不曾更换主治医师的心情，或许可以了解了。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

(1)【译者按】本文系得到日本关西大学北冈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据北冈教授发表在《野草》第71号（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2003.2.1）之该论文及发表在《野草》第72号（2003.8.1）之订正与在这之后的亲笔补正翻译而成，译文由北冈教授亲自校正。

【校者按】特标明本文系文献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