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上海媒介与语境分析

铃木将久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

何为研读《子夜》？本文把这一问题作为焦点进行研究。

《子夜》是怎样的一部小说？难以一言以蔽之。假如叙述《子夜》的主人公脉络，那么它就成了一个故事，讲述着1930年上海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辉煌与没落。然而如此的简单化岂不是看不到《子夜》的整体了吗？在《子夜》里包含着许多从主人公脉络“渗透”出来的故事，看上去这些片断性的故事与主人公脉络没有任何关系，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整体。因此，研读《子夜》或许并非要追循主人公脉络，莫如说撷取那些不能汇总成主人公脉络的片断，才是研读《子夜》的行为要点。

在这里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出场人物之多，仅主要登场人物就达50人以上，正是这些众多的登场人物承载起片断性的故事群。但《子夜》没有一个—个非常仔细地进行人物描写，其描写的侧重点毋宁说是在于人物与人物的关系，某一人物和其他人物结成或不结成某种关系。片断性的故事，作为片断性的人际关系的故事而表现着。这种人际关系并非均能圆满相连，确切地说，大部分的人际关系均以擦肩错过而告终。那么，相互错过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种关系究竟是基于什么条件之上的呢？既然研读的程序是采撷片断，而非主人公脉络的归纳整理，那么在研读它的时候，似应当先从这种片断的相错的人际关系来开始。

首先，我们试着看一个为相错的人际关系而苦恼的例子。吴荪甫的妹妹蕙芳从乡下一到上海，对都市的气氛就感到大不协调，与他人的交流全然中断了。她所需求的，是能和别人谈天说地，简而言之则是得到异性朋友。在她看来，都市里的人都很善于与异性喋喋不休地聊天，可她却无法用合适的语言来和异性交谈，于是她失去了自信，封闭在自己的贝壳之中。听一听她的牢骚吧：

她想来会唱的人是有福的；唱也就是说话。有话没处说的时候，唱唱就好象对亲近的人细诉衷肠。（第十二章）^[1]

在某种意义上蕙芳对语言存有绝对的信赖，因为她认为只要有了语言（适合与都市人交流的语言——译者）就能和异性自由自在地相互交流。然而对这种信赖认真思考一下则会明白，它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2]使用语言媒介来细诉衷肠，在她的心灵和语言之间大概还有距离的产生作为前提而存在着。如果距离全然没有的话，那么首先语言这一多余之物不就成为没有必要的了吗？同样，接受者的心灵和蕙芳说出的语言之间也存有距离。问题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语言与心灵不会成为同一之物。因此，所谓使用语言，只能从最初就放弃让语言和自己的心完全一致的希望，不过向对方传达事情而已。但如此作出的传达，又怎能谈得上细诉衷肠？她的心与对方的心不能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心与心之间的准确传达仅靠语言本来就是不可能的。恐怕正因为这样，蕙芳才不能在语言上得心应手，徒生烦恼。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依靠语言能够进行某种传达也是事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传达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语境。语言并非单独存在的事物，通常使用在特定的场合，因而语言的意义要联系特定场合所给予的语境才能予以确定。也就是说，语言的传达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语境并非指通常确定的、无论谁都同样可以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蕙芳的语言，对于说话人蕙芳来说，结合其语境，也能具有确定的意义。但是对方与蕙芳并无共同的语境，用对方的语境来确定蕙芳的语言意义，这就产生了交流的分歧。然而，尽管没有准确的一致，但在对方的语境中可以确定对方所规定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交流行为吧。^[3]因此考虑交流问题时，必须考虑语境问题，以及据此来确定意义的解释问题。

以上问题稍后再作讨论，总之，蕙芳向往着能和异性自由聊天的都市女性，这就是吴荪甫的小姨子林佩珊。蕙芳眼中的林佩珊，是个能和周围的任何人愉快交谈、能和众多男性自由交际的女子。事实上，林佩珊从一出场就成了吸引身边年轻男子目光的耀眼明星。她在恋人面前似乎没有任何烦恼，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在与第一个恋人范博文的交谈中对“你自己的意思怎样呢？你一定要有你自己呀！”（第六章），林佩珊是这样回答的：

“我自己就在这里，坐在你旁边。这好半天和你说话的，就是我自己！——但是说另外还有我自己呢，我就从来不知道，从来也就不想知道。”（第六章）

对她来讲，说话的行为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与对方的交谈、说与对方、听对方说，仅仅靠这些来保持着她的“自我”，好像是语言运作在造就着她一样，假如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她的自身存在。与众多男性交谈的林佩珊，是依赖交谈来保持自身存在的形象。换言之，林佩珊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为人物间语言交织之网所支撑、仅仅浮于其上的存在。佩珊把语言行为与说话内容割裂开来，全然无视谈话内容。语言是否表达心灵，这个问题对于她并不存在。因此，林佩珊从一开始就避开了蕙芳的苦恼。蕙芳所憧憬的、能得心应手自由说话的林佩珊，心目中没有细诉衷肠的交流，仅仅漂浮在言语之网上面。

蕙芳和林佩珊的关系宛若底片和相片。实际上两个人的语言状况相同，一表一里而已。蕙芳一旦中断了与人的交流，便憋闷在先前在乡下天天看的《太上感应篇》里面，“希望借此清心寡欲，减轻一些精神上的矛盾痛苦”。（第十八章）到头来依旧封闭在从前的语言中，拒绝与他人进行交流。作为农村深闺小姐培养出来的蕙芳，没有和别人接触的机会，因此《太上感应篇》的语言，也就是没有可能与他人接触的语言。禁锢在封闭的语言中拒绝与他人交流的态度，可以说从另一方面标示着都市语言状况。都市语言不可避免地强制与别人进行交流，而与他人的交流事与愿违地给她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是说，仅凭语言的接触，要进行心灵的交流是不可能的，相反倒使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明显化。另一方面，林佩珊却坦然面对着行为与内容相割裂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内容没有意义，因为它滥用于同许多异性的交往之中，所以，有意义的仅仅是语言行为本身，而非语言的内容。这种语言由于所用过滥，造成了某种“通货膨胀”，价值跌落。在这里，行为与内容，即符号与概念相分离，最终看不到概念，她们所面对的都市语言，恰恰就是这样的语言。

于是，蕙芳与林佩珊两个人都面临着交流的危机。这里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如何地把握语境、予以解释。譬如范博文对林佩珊的言辞费解、焦躁，便凭借观察说话人的体态、手势、表情等等，尽力领会，费神捕捉其涵义。在前引范博文与林佩珊的谈话之后，小说里还有如下描写：

林佩珊身体不动，也没开口，只用眼光答应了范博文的颇带些热情的呼唤。而这眼光中分明含有一些别的成分，分明是在想着什么别的事，并且和目前这情境相距很远。范博文却也并没觉得。（第六章）

濒临语言的交流危机时，探寻目光就成了了解对方意思的方法。范博文就是通过探寻林佩珊的目光，从而推测林对他持有好感的，连刚才的话也变成了很中听的回答，并解释为对他的好感的表达。目光被用作补充语言传情达意的重要工具。可是，正如此处所描写的那样，目光也不一定传达确定的意义。它和语言一样，或者比语言含有更复杂的多义性。

说起来，不能自如使用语言的蕙芳，也曾用目光向他人表达意思。跟哥哥吴荪甫说想要回到乡下去时，蕙芳“尖利地看着她哥哥，她这眼光也就有几分很像吴荪甫下了决心时的眼光那么威棱四射”。（第十七章）利用目光来谋求可靠的交流，这在《子夜》里是颇为普遍的。因此，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利用视线的交流问题。

最为积极地使用目光进行交流的，是吴荪甫。他“运用他的尖利的眼光观察各人的神色”（第三章）吴荪甫经常运用眼光给对手下判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目光被形容为“尖利”的。这一形容含有敏锐、洞察肺腑的意味。的确，“尖利”的眼光可使判断更为准确。对吴荪甫来说，所谓准确的判断，乃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判断对方有用还是无用，简而言之，就是看对方是否具有货币价值。可以说这是极为利己的、功利性的眼光。这种“尖利”的眼光，与温和的交流以及被称作同情心或友情的多愁善感无缘，它将多愁善感一刀斩断，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地还原为货币价值，实属利己的眼光。

我们联想到，蕙芳的目光也被形容为“尖利”的，蕙芳也具有“尖利”的目光，即利己的、功利性的、而与心灵的交流无缘的目光。可以说，她的目光同不能与异性交流的悲哀互为表里。吴荪甫的“尖利”目光，在同异性关系上面，与蕙芳同样，是无法交流的。他的妻子林佩瑶留恋着旧日的情人雷鸣，总是呆呆地把雷鸣赠送的那朵干透了的白玫瑰和作为纪念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抱在胸前，然而吴荪甫作为丈夫竟然没有察觉。《子夜》的结尾处是这样的，吴荪甫轻轻走进自己的房间，夫人便坐在窗前的沙发上看书。

“佩瑶！赶快叫他们收拾，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上轮船出码头。避暑去！”少奶奶猛一怔，霍地站了起来，她那膝头的书就掉在地上，书中间又飞出一朵干枯的白玫瑰。这书，这枯花，吴荪甫今回是第三次看见了，但和上两次一样，今回又是万事牵心，滑过了注意。少奶奶红着脸，朝地下瞥了一眼，惘然回答：

“那不是太局促了么？可是，也由你。”^[4]

《少年维特之烦恼》虽然进入了吴荪甫的视野，但目光却没对此加以确认，相对地，倒是描写了林佩瑶的目光呆呆地在地上扫寻。他的“尖利”的目光，实在迟钝，看不到夫人的内心。总之吴荪甫“尖利”的目光一旦与异性交流，就显不出尖锐来，以至于没有了作用，把重要的事情都给放过了。同时也不可忘记，妻子林佩瑶的目光在对待她丈夫的时候也是极为迟钝的。

视线的锐与钝，实际上并不矛盾。吴荪甫眼光之锐，如前所述，乃是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观点出发去判断对方的，因此对那些尽管近在眼前却于自己没有价值的事物，眼光就变得迟钝了。这里重要的是，其利己的“尖利”眼光无论是怎样地没有注意，那个对于他没有价值的、无益的东西还是进入了他的视野。虽然吴荪甫没有注意到书和玫瑰花，但他确实是看到它们了。这眼光能够进行利己式的选择，同时也带有无益的东西进入视野的危险性。

吴荪甫似乎害怕他的目光捕捉到无益的东西。妖艳的寡妇刘玉英作为奸细来谄媚于他时，他和平素不同，锐利的目光不再逼视，或者说是在躲避刘玉英的目光。^[5]他为何不把视线转向刘玉英呢？恐怕在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吴荪甫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吧。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察到了，某种富有魅力的东西就在眼前，一旦注视，目光就会被牢牢吸引住。这难以抗拒并且有害的魅力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刘玉英作为武器的肉体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韵。从女性肉体产生的风韵是富有魅力的，难以遏制的，也是不规矩的，它蕴藏着危险性，一旦受其吸引，准确的“尖利”判断便会土崩瓦解。吴荪甫为了保住自己的目光的敏锐，为了保住冷静透彻的利己目光，他是不能去看无益的女子风韵的。

但是，在吴荪甫看来是无益的、应该躲避的女子风韵，对其他出场人物来说，却是值得大看而特看的对象。比方在吴老太爷葬礼上，前来参加仪式的资本家们三五成群地闲聊着。这些人所注意的，是战争新闻和公债新闻，以及交际花徐曼丽的出场。关于战争和公债以后再谈，那么女性出场又是怎样地集中了全体人员的目光呢？请看这个场面：

“全体起立欢迎！交际花徐曼丽女士！”

男人们都愕然转过身去，还没准备好他们欢迎漂亮女子常用的那种笑脸，可是那位徐曼丽女士却已经扭着腰，用小手帕掩着嘴唇，吃吃地笑个不住。（第二章）

男人们注视美女时必须准备特有的笑脸，不用说这要有“尖利”的目光。为获得女子就必须用有效的笑脸，所谓获取女子，就是和围着林佩珊四周转的那些后生们一样，说到底就是想得到感官上的快活。当然，这与蕙芳谋求的那种细诉衷肠般的交流明显不同，这是一种在混乱语言状态中但求欢乐的态度。从这里所获取的快乐，简直和吴荪甫的货币价值别无二致，带来的都是个人利益。在这里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女子——的快乐。就是说注视美女这种价值追求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其意义与吴荪甫“尖利”的眼光一样，全属于利己的价值追求。

同时也应注意，寻求感官快乐的“注视者”并不仅限于男子。受人瞩目的徐曼丽本人，也在一边扭动着腰肢笑着，一边看着男人们，也就是说，她在一边作出意在获取男子的姿势，一边注视着男人们，恰似青年们心中的明星林佩珊那样，自发地不住地向青年们打着招呼。因而这里表现出来的，并非单方面的快乐获取，看——被看，这是一种互相获得快乐的男女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以目光为媒介的相互快乐的关系。利用目光的交流，也就是相互追求各自的利己价值的交流。

话虽如此，但即使是相互的关系，也不能忘记这是一种与交流危机相适应的不稳定关系。感官上的快乐，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对象上，而是见异思迁地寻求着一个又一个对象，就好像符号与概念失去了稳定的关系那样，快乐也不可能稳定地系于某一对象，只要追求快乐，就不能形成稳定的男女关系。如果说不稳定，那么吴荪甫所追求的货币价值也是不稳定的，它和寻求快乐一样，不能停留在一个对象之上，而是游荡地追求着一个又一个产生价值的对象。可以说通过目光获取的利己的价值，无论是货币价值，还是感官快乐，无不妨碍着稳定关系的形成。

在符号与概念分离、应有的交流濒临危机时，能够实现语言表意功能的是目光。人们以目光为基础所做出的解释，得以确认语言的意义，可是，这里所得到的确认不是使符号与概念再度结合，而是在解释的行为里，规定了利己的意义，甚至还不如说是在妨碍着确定关系的形成，总之不是解决交流危机的根本性手段，仅仅是进行了利己的解释而已。说解释是利己的行为，每个人又各不相同，均有各自的利害关系作为前提。尽管个人在追求单纯的私利，但解释这一行为暂且让意义确认下来。在这个意义上，目光的交流，就与前面所说的使个人之间的差异显在化的语言不矛盾了，甚至以此为前提构筑起交流的栈道。

利己的交流经常包含着能够看得出来的不确定，既然追求个人利益，这就是必然的，由于个人之间的利害不同，自然解释也就不一样。前面说过，利己的标准也是可以使交流变得不稳定，交流常有可能成为仅限于这种场合的东西。目光即使按照利己的标准也有些不理想，即像方才所见的吴荪甫的例子那样，含有见到无益事物的危险性。如果看了无益之物，就连姑且可以确认的利己性交流都要受到威胁。吴荪甫是那么地不喜欢交流的不稳定，他像追求货币价值那样，渴望着更稳定的交流。与蕙芳一样，吴荪甫渴求着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矛盾的交流。他开始尝试着使用新媒介。

利用新媒介的交流，在吴荪甫和屠维岳之间交互往复着。屠维岳是吴荪甫的工厂的职员，他经受住了吴荪甫的“尖利”眼光，所以被视为有用之材，并被授予“有什么事，你随时来和我商量”！（第五章）的特权。吴荪甫虽然说了“来”，但并没有让他本人前来的意思，屠维岳多用电话进行汇报。电话，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正在普及的新媒介，因为它可使交流更为稳妥。吴荪甫曾限制刘玉英使用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到处找我”（第十二章），可以想象，他只允许能够信赖的部下用电话与自己交流，那么就让我们试着找寻一下依靠新媒介的交流特点吧。

电话的特点，可举出如下等等：能使身处不同地点的两个人在瞬间取得联系，用一对一的双向往来形式，通过声音复制互相接触。^[6]身在工厂的屠维岳于瞬间内向身居宅邸的吴荪甫汇报情况并接受指示，从信息效率方面考虑，是有价值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电话使两个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化为乌有，令身处异地的二人感到对方就在眼前，而且电话媒介是一对一的交流，尽管二人不在同一空间，但却脱离了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两个人独自的世界。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官能一体化关系，也难怪吴荪甫禁止刘玉英给他打电话，他害怕她的官能魅力。

要知道，这种相互接触依凭的是声音接触，通过当面交流从目光上得到的语境已不存在，只能通过声音进行交流，因而信息量会明显减少。信息量减少又使回避无益之物成为可能。对收听者来说，排除了不必要的东西，还可减少动摇利己解释的可能性，从而吴荪甫可以逃避他所痛恶的交流的不稳定。不过信息量的减少也有使交流产生危机的危险性。在用目光进行交流的情况下，通过对大量信息进行利己性选择取舍构成了语境，可是在电话交流的情况下，这些便做不到了。因而电话交流使逃避不稳定成为可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使初始的交流自身成为不可能的危机。请看下面的场面。

他觉得屠维岳这个人本来就不容易驾驭……他总得用自己的眼睛，不能用耳朵。（第十四章）

这时的吴荪甫，听了对屠维岳怀有敌意的亲戚吴为成的谗言，已对屠维岳产生了怀疑。所谓不能用耳朵，在这里有不要单单听信吴为成的谗言的意思。本来吴荪甫和屠维岳的关系是官能性一体化的关系，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信任的。吴荪甫对屠维岳感到不信任时，暗示着对用耳朵得到情报的拒绝。就是说对屠维岳的不信任，除去对从他那儿听来的情报不信任之外，包括对吴为成的不信任也在内，都是与对新媒介交流的不信任联系在一起的。

且不说交流自身有着危机，使用电话交流还有如下的特点：置身于不同空间的两个人用独立的声音作为媒介，脱离周围环境营造二人世界。把这些归结起来，电话产生出和当面交流全然不同的交流形态，形成了一个与物理空间迥异的、可称之为电话空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从身处的实地环境的拘束中解脱出来，只有声音成为现实的源泉，可以感觉到仅通过电话构成的空间。这个空间所达到的宽广范围，远远超过了当面交流构成的物理空间，只要有电话，就有一个无限扩展的空间，它是在电信技术的支持之下浮现出来的。

除了电话之外，吴荪甫还使用另一种电信媒介——电报。由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他用电报同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的唐云山保持着联络。电报虽不能说完全具备电话交流的长处，但它可以运用电信技术把不通电话的地域连接起来，可以认为它是电话的补充。需要注意的是，电话与电报的空间不是作为均质的平面、而是作为电话线的集合而构成的，首先是把各个大都市连接起来，然后以各大都市为中心将其周边连结为多层面的线路网。譬如同香港的电报联系，上海可以直达，而中小城市则不能，须通过上海中转。^[7]因此，吴荪甫之所以获得广阔的空间，正是因为他身处上海这一中心城市才成其为可能。

电话线的线路网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国的电信事业最初是由外国企业负责承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国民政府交通部成为通信事业的中心，整顿配备了以交通要道为中心的线路网。这种通讯手段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可达到的距离、范围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通讯手段。电信事业发挥着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情报在全国各地流通的作用。情报在全国流通，乃是作为国家机能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国民政府在推行着电信事业，总之电信事业是国家建设事业的一个环节。到了《子夜》舞台拉开序幕的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好容易才在电信线路网的建设上初见端倪，因而也只有上海这样的中心都市可以进行电信交流。尽管如此，电话的普及还是极为有限的。

这一时期尽管对电信交流的可行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但其实现为时尚早。在《子夜》里也清晰地刻划了国家负责建设电信交流的可能性的侧面，以及普及电信交流受到限制的过渡时期的状况。

通过使用电话成功地排除了交流的不稳定因素，吴荪甫追求着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价值，请听听他的苦恼：

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第二章）

他认为追求资本价值时，国家和政府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说法的背景是，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中国，中国的第一输出产业制丝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8]自己的工厂将来势必被卷入世界经济中去，为了得以残存，需要国家和政府的保护。另外，1930年还是大规模内战的年份，吴荪甫的话与国家和政府没有充分发挥功能也有关系。总之，对吴荪甫来讲，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他需要一个安定的国家、安定的政府。

那么吴荪甫为了建设安定的国家具体又做了什么？前面所说的，他与唐云山的电报联络即是。唐云山在香港活动的内容虽无详述，但从他成为汪精卫派系的政客上可以想见，他的活动是为了颠覆蒋介石政权、建立汪精卫政权。吴荪甫不惜通力协助唐云山的活动，是因为他相信只有汪精卫政权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民族的前途。也就是说，吴荪甫出于自身的需要对汪精卫政权怀有厚望。在这里充分利用电报进行联络的方法是引人注意的。为了建立政权，就必须在同蒋介石进行的全国规模的战争中取胜，把全国置于本派系的统治之下。为了赢得战争胜利，有必要在全国有效地连结起情报网络，使情报的传递空间与国家范围一致起来，电信技术正是其得力手段。不仅是香港，包括邻近中国的外邦，都是用情报连结全国的据点。^[9]不用说，吴荪甫与唐云山通过电报所进行的联络，清楚地显示着电信交流对于汪精卫政权建立的重要性。

此外，吴荪甫还把电信交流用作别途。在某种意义上，《子夜》里的战争，即使是吴荪甫与赵伯韬之战、屠维岳与工人之战，也都有情报战的意味。及时准确地把情报弄到手里，加以有效的利用，并进一步操作使之对自己的方面有利，就是赢得战争，电信交流在这种战争中成了有效的武器。两个战争的当事人吴荪甫力图充分利用电信特权，取得战争胜利。请看如下场面：

“……我是刚刚和你打过电话后就接了黄奋的电话，他也刚得到的消息。……”(www.xing528.com)

“那么外边还没有人晓得，还有法子挽救。”（第十章）

这就是通过电话比别人提前获得情报并加以利用之，因为能利用电话交流的人还是有限的。一方面利用电报推进国家建设，而另一方面又利用电话特权意在克敌制胜，这种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矛盾着的。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希望电信空间覆盖整个国家，而另一方面又希望继续把电信交流作为特权来利用。不过这个矛盾与其说是吴荪甫个人的矛盾，还不如看作是当时中国的过渡期状况的表现，即前面所说的电信交流的过渡状况的表现，而且这种矛盾，是与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建设安定国家的过渡期相重合的。

上面论述了新媒介的交流与国家建设的课题相结合的问题。不过实际上国家建设这一课题，在资本家之间即使不使用新媒介，也不是不能做的。前边曾说过参加吴老太爷葬礼的资本家们，注意力集中在战争新闻和公债新闻上，这些新闻都是随着人们一到场就谈论起来的。蒋介石军队的参谋雷鸣谈着战争新闻，交易所的经纪人韩孟翔谈着公债新闻。由于战争新闻左右着公债行情，故而人们十分关注，因此可以说把两种新闻密切结合起来就产出了价值。他们关注的新闻价值是什么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货币价值。公债作为投机对象，为追求货币价值的资本家们所注意，因为他们要在公债上投机来获取货币。更为重要的是，希图藉公债来得到货币的资本家，必然会对战争新闻持有兴趣，因而在公债上进行投机活动的资本家们无论希望与否，无不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成为战争焦点的国家建设方向。那个人们传递消息的场所，即吴荪甫的宅邸具有复杂的特性。它是私人的家舍，是不折不扣的个人空间，但同时又成为资本家们交换情报的公共空间。这或许是举行吴老太爷葬礼仪式所带有的双义性的连锁反应吧。葬礼是围绕着逝者举行的惯例活动，但又发挥着社交场所的机能。在这个社交场上徐曼丽跳着“死的跳舞”。（第三章）提起社交场所和跳舞使人想到了跳舞厅。 ^[10]上海的舞厅最初只有外国人可以使用，是具有排他性的社交场所，但进入30年代后各处大大小小的舞厅林立，已是中国青年竞相聚集的娱乐场所了。这里看到的吴荪甫的宅邸，不仅是把通俗的社交场所舞厅移入私人家庭，而且还恢复了当初享有特权的社交场的特点，总而言之，是把吴荪甫的家这一私人空间当做了公共空间，把跳舞厅这一公共空间当作了有特权的私人空间。

这个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杂于一的场所特征，不正与电话交流的特征相似吗？即这个场所和日常空间不同，形成着一种极为亲密的空间，在这里可以获得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广泛的情报，并且在这个场所里的人可以用任何形式关心着国家建设的方向。反过来也可以说，当时上海的电话交流形成着一种私人性与公共性相混杂的空间，于是乎，能进入这个特权场所的人们所做的消息传递活动，与吴荪甫的电信交流起着同样的作用，也是一种新的媒介。

战争新闻实际上起着完全别样的、巨大的作用，它与1930年所发生的战争密切相关。从读者看来，《子夜》所描写的战争，不是单纯的小说里的事件，而是现实中爆发的战争。那些情报不是虚构的，可作为真实看待。根据真实而虚构的《子夜》，具有真实的因素。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那并非单纯的真实。

张桂联合军突然打进了长沙！那正是旧端节后二天，阳历六月四日。……

接着又来一个恐怖的消息：共产党红军彭德怀部占领了岳州！（第十章）

证实一下事实就可知道，张桂联军进攻长沙是在六月五日，彭德怀的部队占领岳州是在七月三日。 ^[11]关于张桂联军的情报可以认为是误差，但彭德怀部队占领岳州的记述则明显是为了提高危机感在小说中的效果，故意改变了历史真实。两起事件均为真实发生的事件，但把时间间隔本来远离的两起事件放在接近位置，这就不是单纯的真实，而是使小说具有虚构中的真实性因素的机能。 ^[12]

总之，《子夜》虽然含有许多真实因素，但它们始终是虚构中引用的情报，可以说把现实性给了虚构的《子夜》。换言之，《子夜》的战争新闻所起到的作用，是把1930年历史事件，也可以说是作品本文之外的情况卷入小说《子夜》中去，读者在阅读虚构的《子夜》时，可有一种观看现实中的上海的感觉。

如前所述，建立在新媒介上的交流，蕴含着交流自身的危机。那么在对新媒介交流怀有不信任感时，怎样办才好呢？在前节所见到的吴荪甫后来又有如下表现：

他自己关在书房里了，把这两天来屠维岳的态度，说话，对吴为成他们的批评，都细细重新咀嚼。（第十四章）

吴荪甫手中已经没有新的情报，靠眼光得到的情报招致交流的不稳妥，靠声音得到的情报又带来对交流的不信任感，他没有了取得情报的手段。重新咀嚼手头的那些情报，是吴荪甫所能采取的最后手段。不用说，他手头的这些情报也都是通过目光和声音得到的，所以也无法成为安心交流的基础。吴荪甫那安心的交流，这里已然清楚地表明没有可能性了，如第三节所说，吴荪甫直到故事的最后，始终面对着的，是交流的阻断。

不过，就象反复说过的那样，即使包含着怎样的不可能性，现实中的交流通过解释行为还是可以进行的。在这里，吴荪甫也是在通过“解释”屠维岳来恢复与他的交流，吴荪甫只能使用过去用过的情报，此外别无他途。现在所用的情报，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回忆，这种情形呈现着一种可能性：情报已经和当初获得时不同、正在发生着质变，即是说吴荪甫的想象力改变了情报，也可以说他在这里所用的情报不是从外面获得的，而是由自己的想象力创造的。在这里，语境已经不是接受来的，而是变为用想象力去想象——创造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是利己性交流的终极状态，大概可以完全形成安心的交流了吧。虽然不消说就其根柢而言这样做也有其困境，但为了争取实现理想的、安心的交流的最后一点点可能性，接收者的想象力登台亮相了。

因看问题立场不同，读者在阅读小说《子夜》时的寻求，也是根据想象力创造意义的行为。诚如第一节所述，《子夜》的人际关系是片断性的，不容易找出可称为概括整体的主人公脉络，请再稍许看一看它的结构。

小说的主要人物大体有五十人以上，根据和吴荪甫的关系在小说里出场。小说先通过与吴荪甫的关系介绍人物，然后叙述人物故事，叙述也并非单纯地进行，基本上使用第三人称叙述，有时与第一人称的视点交叉。对此普实克有详细的研究。“对事实的客观描写、对同一事实根据小说人物视线的描写，以及进一步的人物内心独白，往来于这几者之间的特征，在《子夜》的开头就已经很好地显露出来。” ^[13]接着又以吴老太爷的插话为例，说明了三个视点没有任何间隔连续不断地出现。在看上去好象是明显的、客观描写的第三人称的作品里，混入人物的主观视点，也许会破坏客观性。实际上，在《子夜》里，可能是有意放弃神的视点——绝对的客观视点，不过也不能说是主观性的描写，作品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作者的主观描写，作品中只有出场人物的主观。因此，《子夜》出现的主观可以说只是出场人物的主观，由于并列了许多人的主观，就作品整体而言，就抹消了特定的主观性，而让人感到一种客观性。

这样一来，读者就难以移情于特定的出场人物。一般地讲，人物介绍的中心角色是吴荪甫，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男主角应成为移情的对象，可是想要移情于吴荪甫的读者大部分都失败了，有人对此表示不满。 ^[14]说吴荪甫是中心人物，至多也就是人物介绍里的中心罢了，他成不了集读者关心于一身的男主角式的中心。而在其他人物那里，移情益发困难。就是说《子夜》的结构是很奇妙的，小说同时设立了诸多出场人物的主观，因而拒绝了向特定主观的移情。

那么读者该怎么做才好呢？于是，解释就成了必要。所谓解释，如前所述，就是用构筑语境来确认本文意义的行为。《子夜》的读者怎样才能构筑起语境呢？再重复一遍，《子夜》本文并置了诸多出场人物的主观，让人物处于片断性的关系之中。文学上没有明示给出语境的信息，因而需要采用本文明示之外的信息，产生这种信息的只能是依靠读者想象力做出的创造行为。读者在以往的各种经验的基础上，调动想象力创造的信息，构筑能使《子夜》意义得以确认的语境。同时代的《子夜》评论中，有如下一段富于特色的文字：

你要研究中国经济首先要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我第一步教你看两本描写实生活的书，目的不仅在使你对于中国经济生活的探讨，发生浓厚的兴趣，顶重要的是在使你把你自身实际生活的经验渗透到两本书描写的生活过程里去，同时把你自身的经验重新加以组织，使它扩大和丰富起来。 ^[15]

文中奉劝有志于中国经济研究的人去读《子夜》。这里清楚明了地表现出《子夜》的阅读特点：把读者的实际生活经验渗透到小说所描写的生活过程里去，就是把读者“想象——创造的经验”这一信息投射到小说本文中去。这也具有新的意义，给读者的经验里加入新的信息，从而丰富了读者的经验。这种运用想象力的创造行为，难道不是和吴荪甫运用想象力的交流颇为相似吗？

《子夜》不存在独一无二的解释。小说的意义是读者根据各自的解释构筑的，因而《子夜》的意义依据读者人数也是各式各样地存在着的。毫无疑问，读者构筑意义，也并非仅仅适于《子夜》，只要是小说就或多或少地适用，这便是读者构筑意义的特点吧。这其中《子夜》的特点使人想到的是围绕构筑意义的十分曲折的关系。正如所说过的那样，《子夜》的人际关系，常常受到交流阻断的威胁，但又依靠追求利己标准才使交流得以达成。立场虽不相同，但同样是运用出自想象力的创造来构筑确定的意义，在这样的《子夜》阅读行为中，读者常常陷入把握不住意义的困境，但又依靠经验的调动，勉勉强强把意义构筑起来。总之，意义的难以把握，和虽然如此但力求把握的尝试，在《子夜》的人际关系和阅读行为里循环往复着。这样想来，则《子夜》不是别的，而是一部关于意义构筑的戏剧。自然，但凡小说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性质，而《子夜》尤为突出。让读者直面主题选择意义构架，上演着意义构筑的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的曲折戏剧，这就是《子夜》。

联想到《子夜》那个时代，比如在世界流行的现代主义的小说里面，也有彻底追求意义构筑之不可能性的。相比之下看得出，《子夜》的本文最终还是让意义构筑得以达成，在某种意义上容易理解，回避着现代主义的那种彻底追求。不过这与其说是《子夜》的高明之处，不如认为是正确地适应当时中国语言状况的结果。与其说《子夜》的本文领先于时代，莫如说是对同时代的正确的适应。

20年代，是五四运动成果遍及全国，接着又进入国民革命的时期，是一个出版物流通量也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期。与国民革命准备期、国民革命有连锁反应的报纸，发行数量在增多着。 ^[16]关于这个变化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另稿再作讨论，这里谈一谈有关报纸发行的概念，它具有从同人报纸向商业报纸变化的意义。

五四时期以前的出版物，把能够见到面的读者为对象，仿佛伙伴间谈天似的把意见传给人们。从这里又诞生出基于商业观点的出版形式，以没有特定的多数读者为对象，以尽可能多的出售份数为目的。变化比较明显的是《申报》《新闻报》，缩小了社论的版面，大量刊载读者关注的地方报道和杂谈；在经营方面，则变为依赖广告收入。广告收入的增加，比向不特定的多数读者出售报纸更易实现，同时，如果依赖广告收入，发行数量就必须增加。总之广告比例的增加——商业观点的重要性增加，和以不特定的多数读者为目标的发行数量的增加连在一起，意味着出版形式的革命性变化。

新局面下的读者，是以没有共同的语境为前提的。同人报纸还是以某种共有的语境作为前提，而不特定的多数读者不可能共有语境。因此当时的读者面对着从语境中割离的仅只浮游着铅字的出版物，开始进行日常的使用想象力的创造性解释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子夜》所上演的围绕意义构筑的戏剧，恰恰与当时的媒介状况相适应。

使人想到的是，《子夜》含有非虚构的因素，使读者感到有一种现实性，还有，《子夜》的本文要求读者予以积极的解释，因而使读者带着亲身经验参与进去。《子夜》的本文特点是：本文之外的现实被卷入本文之内的故事，二者浑然一体。因而这里叙述的当时的媒介状况，也并非构成《子夜》背景的情况，莫不如说是在读书行为中被卷入《子夜》本文，能够根据读者的意义构筑而成为《子夜》的意义的事物。于是，往复于《子夜》的人际关系和读书行为间的意义构筑的戏剧，同当时的媒介状况也在相互往复着。在此可以看清，当时的媒介状况即所谓的本文外的现象，与《子夜》的人际关系即所谓的本文的内在故事，以及构筑《子夜》意义的读书行为，这立场通常全然不同的三者，相互地往复、缠绕般的错综情况。

拙文考察了《子夜》作为媒介小说的侧面，当然这不过是《子夜》多彩的阅读方式中的一种，就像前边说过的那样，对《子夜》不存在独一无二的解释，小说存在多少种意义是根据读者人数而定的，因而把《子夜》作为媒介小说研读，也可以说是来自于笔者的一个意义构筑。不过拙文所要做的，是探讨这意义构筑的条件，是把焦点集中在怎样才能做到“多彩的阅读”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做不到等问题上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拙文也可以主张“多彩的阅读”就是开放的阅读吧。根据这种尝试看到的《子夜》，恰恰是一部把关于“多彩的阅读”的戏剧，在复杂的相互反复的情况中不断上演的小说。

注释

[1]《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1951年24版）。以下引用《子夜》均据此版本。

[2]以下围绕交流的研究，所受启发最大的是《总特集德里达：语言行为和交流”收入的论证研究》（“言语行为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现代思想》五月临时增刊，第十六卷第六号，1988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法国哲学家——译者]

[3]关于解释问题，受到斯坦利·菲肖《这一等级中有原文么？》（小林昌夫日译、みすず书房、1992年）等启发。

[4]这一场面，简直使人觉得是电影的结尾。电影，在当时的上海作为新兴艺术曾迅速普及。《子夜》重视视线，有可能是受到电影摄影机镜头的影响。

[5]在《子夜》第十二章里有如下描写。“吴荪甫那一脸不介意的微笑渐渐隐退了，转变为沉思，俄而他的脸上的紫疱有几个轻轻地颤动，他额角上细汗珠渐渐地加多。他避开刘玉英的眼光，泛起眼白望着窗。”

[6]以下围绕电话交流的研究，受到吉见俊哉、若林干夫、水越伸《作为媒介的电话》（弘文堂，1992年）的很大启发。

[7]上海、香港之间的电报线1871年由丹麦的大北公司、1884年由英国的大东公司敷设。以下关于中国的电信事业，主要参照赵曾珏《中国之电信事业》（商务印书馆、1943年）、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中华书局，1928年）、上海通志馆编《上海市年鉴·民国二十五年》。

[8]参照岛一郎《中国民族工业的开展》（ミネルヴァ书房，1978年）等。在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是纺织业，当世界经济危机的初期中国却十分景气，纺织业成绩上升。最大的输出产业制丝业因失去海外的销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9]顺便提一下，1930年内战时期，汪精卫也亲自在香港坐镇指挥。

[10]关于舞厅，主要参照了林明敏《几番沉浮话舞场》（汤武康主编《上海万象》，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

[11]参照《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大安影印，1966年）、《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申报》等大报没有清楚刊登长沙陷落的新闻，或许小说中情报的误差原因就在于此。利用大报隐蔽长沙陷落的消息和尽管如此市民已然知道长沙陷落的事实，提供出一个权力控制信息与控制下的信息传播的事例，意味深长。关于这个问题希望于别的机会进行讨论。

[12]渡边—民曾言及，在《围绕上海》（《文学》1985、9—10）里接触过“北方扩大会议”的日期等。并将其视为“想要构筑与现实相抗衡的、独立话语空间的小说家意志的展现”。另外，檬田一士也在《茅盾<子夜>——20世纪的十大小说》（《新潮》1986—9—10）中指出：“在《子夜》里，让两种语言即小说语言和非虚构语言模糊地共存，不，是让它们混杂，这就是以20世纪的整体小说为目的的实验小说。”

[13]普实克著《茅盾与郁达夫》，见李欧梵编《抒情与史诗》、1980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4]陈述不满的代表性评论，在同时的中国有侍桁的《<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现代》4卷1期、1933年），另外还有日本评论者高田昭二《关于茅盾<子夜>》（《东京支那学报》2，1956年）、山田富夫《关于<子夜>》（《中国文学报》9，1958年）、中野美代子《<子夜>论》（《北大人文科学论集》10，1973年）、小林二男《关于<子夜>》（《人文学报》112、1976年）等，也都指出小说人物描写的弱点。

[15]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1936年写作（《钱俊瑞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所说的两本描写现实生活的书即《子夜》和《中国农村描写》，《中国农村描写》是描写农村生活的报告文学集。

[16]关于当时的媒介状况，笔者在硕士论文《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小说》中论述过。除却报纸，其他媒介的流通量虽然多少有些差别，但大体上还是一样地增加着。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