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中共思明工委在中越边境板乐村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崇善县游击区，并从板乐村干训班中选拔精干力量，组建中共崇善县特别支部。1948年12月，中共崇善县特别支部宣告正式成立[30]，由中共思明工委委员郭钦纲兼任特别支部书记，李德才任组织委员，黄友徳任宣传委员。崇善县特别支部成立后，中共思明工委还从板乐村集中整训队员中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崇善县武工队，由特别支部成员郭钦钢、李德才率领，从中越边境根据地向崇善县挺进。1949年1月上旬，郭钦纲率领特别支部成员和武工队员到思乐县与崇善县交界的偏僻小村——吞岩屯农达才家落脚，然后在崇善县那贞乡福厚村渌瑞屯开辟游击新区一个中心点。就这样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开展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在江州乡新模村建立第二个中心点。崇善县特别支部以这些中心点作为活动基地，在周边乡村开展串联和发动工作。
1949年3月上旬，中共思明工委先后增派周煜坚（女）、古梅（女）、黄倬、项有杰等武工队员进入崇善县新区，原特别支部组织委员李德才任县特别支部副书记，周煜坚接任组织委员。崇善县特别支部与武工队成员由8人增至12人，革命力量得到初步加强。周煜坚来到崇善县后，起初在江州乡板崇村开展工作，后转移到那贞乡渌瑞屯卢俊家。周煜坚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主动开展反“三征”活动，并为组建“兰友会”而进行串联活动。3月下旬，崇善县特别支部在渌瑞屯召开第一次支委会议，分析了崇善县的社会各阶层状况，并根据中共思明工委关于开辟崇善县游击新区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迅速发展农会组织”等四项决议。会议结束后，崇善县特别支部与武工队以反“三征”为口号，以“兰友会”为组织形式，秘密开展农会组建工作。
“兰友会”原是崇善县农村一种封建落后的群众性民间组织，但在革命还处在秘密活动的特殊时期，崇善县特别支部通过“兰友会”形式来组织农会，不仅立竿见影，而且事半功倍，很容易避开国民党当局的眼线。崇善县特别支部以“兰友会”的形式对农民群众开展宣传和教育，使当地农民群众逐渐觉醒，纷纷加入农会，共同反抗国民党统治与压迫。1949年5月，崇善县第一个以贫苦农民为骨干、以反“三征”为斗争目的、以“兰友会”为组织形式的农会组织在渌瑞屯建立起来，会员达100多人。崇善县特别支部、武工队根据渌瑞屯的经验，逐渐在全乡乃至全县开展农会组织建设，在那贞乡、江州乡、太平镇等乡村发展了卢俊、黄泽善、黄集梅、梁有文、黄兴权、甘桂馨、梁臣栋、黄金山等20多名进步人士加入革命队伍，并以这些人为革命骨干，深入村屯宣传革命思想，以广大农民群众遭受“三征”残酷迫害的事实，揭露国民党统治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压迫制度，使“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革命主张深入人心，江州乡马胎等7个村屯先后建立起农会组织。随着反“三征”斗争的深入，到1949年夏季，全县有7乡1镇80多个村屯建立了农会，会员达1700多人。农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崇善县农民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下，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政权宣告覆灭。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正式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歼击国民党各地残敌。中共左江县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的“在大军未到之前，必须将农村完全解放”的紧急指示，抓住地方革命武装已经攻破养利县城有利时机，决定开辟左县革命游击新区。是时，中共左江县工委委员、人民解放军黔桂滇纵队第三团政委甘苦先派本团战士黄细乡进入左县南同乡开展活动，秘密宣传反“三征”政策，宣扬共产党政治主张和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等。经过两个月艰苦工作，他们成功串联20多个知识青年和农民骨干，为开辟左县革命游击新区奠定了群众基础。至此，建立中共左县特别支部的条件也臻于成熟。1949年6月27日，中共左江县工委书记梁游宣布中共左县特别支部正式成立[31]，丘冰任支部书记，赵振权任组织委员，黄雪任宣传委员，李贵才任民运委员（因于1949年6月的八万桥之战中牺牲，未到任），左县特别支部由中共左江工委领导。7月2日，左县特别支部成员进入左县，首先在南同乡谭峒村建立游击根据地，随即着手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斗争。
左县是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以来，县、乡（镇）反动统治势力和地方土匪、地痞互相勾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当地人民群众虽然有强烈的反统治、反剥削和要求翻身解放愿望，但对中国共产党主张和政策缺乏了解，因此，左县特别支部要在左县开辟游击区存在一定难度，但也有几个方面优势。一是左县虽然是国民党统治区，但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邻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影响和推动了左县的革命运动，左县部分上层人物思想倾向进步，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左县的反动统治地位；二是左县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国民党的“三征”暴政；三是左县知识分子思想倾向共产党，同情和支持革命。新成立的左县特别支部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采用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开展革命活动。
1949年7月，左县特别支部成员带领已经组建并拥有16人枪的武工队进入左县后，立即在西安乡渠那、渠仁等村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经调查，丘冰获悉国民党左县联防主任苏发明拥有十几支步枪，苏发明与国民党“国大代表”、省立养利县师范学校校长苏浥是密友，便派组织委员赵振权以苏浥的名义动员苏发明拿出枪支、支持革命，并很快达成目的。为了方便活动，苏发明还主动邀请赵振权到他位于立村的家落脚。开辟革命游击新区工作打开局面后，左县特别支部成员做了具体分工：书记丘冰负责中东乡黄村一带，兼管左县全面革命斗争工作；组织委员赵振权负责西安乡中干街一带；宣传委员黄雪负责南同乡那马村一带。
左县特别支部、武工队在左县站稳脚跟后，按照开辟革命游击新区的工作部署，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首先是组建农会。在西安乡立村渠仁屯，赵振权通过农民积极分子何华昌的发动和串联，在屯里召开该屯贫苦农民会议，向农民群众阐明解放革命斗争形势和共产党领导人民搞革命闹翻身的目的，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反“三征”暴政，拿起武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经过宣传和鼓动，与会农民纷纷表示要团结起来跟共产党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会后，与会者当即举旗成立左县第一个农会组织——渠仁村农会，何华昌为该会负责人。
左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黄雪进入南同乡后，在黄全宝家中落脚，并依靠黄全宝、黄细乡等人积极串联当地农民，很快就把覃月宝、莫献玫等7名倾向革命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然后通过他们去广泛开展宣传活动。随后，黄雪依靠贫苦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按照《农会章程》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以自然屯为单位，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南同乡各村屯农会组织建立工作。7月中旬，为了尽快打开南同乡农运工作局面，黄雪在那马村黄全宝家召开武工队员、农民骨干会议，研究南同乡农会组建工作。经讨论分析，与会者一致认为谭峒、那马、岑豆、渠并、大桥等村群众基础比较好，条件比较成熟。首先，在这些村屯建立农会组织有利于向周边村屯发展，特别是谭峒村，青年人数多，邻里团结，村里骨干热心于革命，枪支也多。其次，该村四面石山环抱，进村只有3条通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最后，村南面与扶南县渠旧驮迓村近邻，开展革命活动时容易与上级党组织十万山地委等取得联系：东临左江，经驮思乘船直达驮卢镇，西可经那马村至西安乡北可经逐盎村往中东乡各村。黄雪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在这些村屯建立农会组织。7月下旬，在左县特别支部委员黄雪、武工队指导员黄全宝、地下政工员莫献玫3人策划下，农民骨干何珍琪、黄子贤、何绍禄3人共同串联和发动，建立起谭峒村农会组织，会长为何绍禄，会员有12人。紧接着，那马村农会组织也建立起来，会员有20多人，张文明担任会长。这时，农会组建工作已从秘密开展开始转入半公开。
谭峒、那马两村农会建立后，左县特别支部便以谭峒、那马为中心，从4条线向周边村屯发展：南面向陌俭、叫城，直至扶南县渠旧乡（今属扶绥县）一带发展，由黄南原负责；东北面向岑豆、渠并、垌埠、大桥、逐盎、那陶、中兴、渠立直至驮卢镇一带发展，由叶燕负责；西北面向西安乡垄堡、摸广、何村、岜侣、渠西一带发展，由韦幕东和郭彬二人负责。县特别支部成员重点抓好游击根据地南同乡的巩固和发展工作。
西安乡是左县四乡镇中开展农民运动难度较大的一个乡。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黔桂滇纵队第三团在养利县八万桥歼灭国民党养利县民团副司令冯夷惠部300多人。左县与养利县比邻，养利县当局为维护其反动统治，极其迫切地在西安乡等地加强反共联防措施，加紧反共宣传，给该乡全面组建农会工作带来极大困难。9月，地下政工员李培琦进入该乡陇模村，协助韦幕东、郭彬开展组建农会工作。他们白天隐蔽在村外山林里，夜晚才到村里开展工作。经过秘密串联和发动，终于在陇模、排汝两个村成功建立农会组织。随后，西安乡农会组织组建工作渐渐打开了局面。
1949年7月中旬，中共左江工委书记梁游派邓汉理进入同正县开展革命活动，并明确指示在中共同正县特别支部成立之前，同正县的革命活动由中共万承县特别支部领导。邓汉理进入同正县西部边境养利县偶村和同正县那隆乡上羌村（今属大新县）一段时间后，因工作难以展开，便向万承县特别支部书记陈玉汇报，提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开展工作。
其间，万承县游击队员覃平波受中共左江工委书记梁游指派，和万承县特别支部的共产党员农西一起到中华村开展革命活动。农西、覃平波进入中华村后，很快打开局面，组建起了有黄政等12人参加的同正县第一个农会。然而，由于该村农会骨干大多为避难逃丁的外乡人，与附近村屯群众来往甚少，农会组织一时难以向外扩展。同时，由于该村距离国民党昌平乡公所仅有10公里，时常受到敌人骚扰和威胁；并且，中华村与万承县革命游击区屏维乡（今屏山乡）距离有七八十公里，路途遥远，不便联系。农西、覃平波二人决定离开中华村。
万承县特别支部书记陈玉先后听取了邓汉理、农西的工作汇报后，认为二人的想法符合实际，同意他们转移的要求，并决定新据点为同正县发明村。接受任务后，农西、覃平波通过各种关系顺利进入发明村秾投屯，邓汉理也经由八洞进入秾投屯，与农西、覃平波会合。
农西进入发明村后在村民李明森家落脚，并以结拜“十兄弟”[32]的形式开展农会组建工作。农西首先从当地“十兄弟”组织中发展和培养发明村秾投屯的李叶兴、黄玉韬、韦昭球、李明森，汝尧屯的周西南等人为骨干；然后，通过他们在发明村各屯开展宣传和串联活动，把农民群众团结起来组建农会，以达到反抗国民党“三征”暴政，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剥削，建立人民政权的目的。接着，农西、覃平波又进入发明村附近的拾义村渌翁屯，在该村农民覃贵德协助下建立了渌翁屯农会。至此，开辟同正县游击新区的工作打开了局面。8月上旬，中共左江工委又先后从养利、龙州、凭祥、雷平、万承等老游击区调来张一鸣、农生、陆光等10多名党员干部，协助开辟同正县游击新区的工作，发展壮大同正县革命队伍。8月18日，农西受中共左江工委的委托，在发明村召集邓汉理、张一鸣、农生等人开会，宣布中共左江县工委关于建立中共同正县特别支部的决定[33]：任命农西为特别支部书记，邓汉理为组织委员，张一鸣为宣传委员，农生为军事委员（8月下旬农生调离，陆光接任）。同正县特别支部成立后，立即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等一系列工作。
（二）培养骨干，发展壮大革命队伍
随着形势的发展，提高革命队伍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培养大批革命骨干成为首要任务。培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县特别支部开班自己培训，二是选送骨干到上级党组织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培训。
1949年6月和9月，崇善县特别支部根据武装斗争和人民政权建立的需要，先后分两批（次）选送革命骨干到越南解放区参加中共思明工委举办的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第一批选送的是龙州师范学校毕业的黄金山、岑仕能、刘永良等8人，第二批选送的是黄泽善、黄集梅、黄兴权、罗军、甘桂馨等34人。崇善县两次培训的骨干，除个别后来变节投敌外，大多数人都担任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或县、乡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崇善县特别支部在进行组建农会、开展武装斗争、选送骨干培训的同时，加强党组织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革命活动中心那贞乡渌瑞屯的革命骨干卢俊是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在组建农会组织、反抗国民党“三征”暴政、开展统战工作和发展游击队员等一系列革命斗争中，他表现积极，成绩显著，对党忠诚，个人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1949年6月，根据卢俊的要求和申请，县特别支部召开那贞、江州、罗白3乡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会议时，一致同意接收他为共产党员。他是县特别支部在崇善县发展的第一名党员[34]。随后，革命骨干朱秀春、旦贯通，武工队员项有杰也相继被吸收入党。黄泽善、甘桂馨等人在6月底参加三乡革命武装起义和罗白遭遇战中作战勇敢。在国民党反动军警对江南游击区进行的大“扫荡”中，国民党崇善县反动政府多次派人对他们进行劝导诱降，均未得逞，继而悬赏17000斤稻谷通告缉拿。崇善县特别支部根据黄泽善、甘桂馨二人的工作表现，将他们列为培养对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后，于当年10月正式吸收他们入党。崇善县城解放前夕，县特别支部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在游击大队先后发展古梅、罗军、黄金山、刘威等10多人为共产党员。至此，中共崇善县特别支部党员由12名发展到31名，增强了党在崇善县游击区的核心领导力量。同时，以黄友德为负责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崇善县支部也宣告成立，并迅速发展壮大，吸收了冯宗衡等多名进步青年加入团组织。随着党组织的壮大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崇善县支部的建立，崇善县游击新区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根本性好转，为崇善县下一步全面开展解放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左县革命游击新区起步晚，为了适应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左县革命斗争的需要，1949年7月至8月，左县特别支部先后3次选送革命积极分子分别参加中共左江工委举办的青干班和农干班培训学习。同年12月，为了加强妇女运动工作，左县特别支部又选送甘华丽等8人到养利县参加妇干培训班学习。培训回来以后，左县党组织根据各人能力和工作需要，委以他们担任农运、妇运干部和武装队伍军事干部，让他们在解放斗争中接受血与火的锻炼与考验。这些革命骨干大多数人都能坚持革命到底，为左县解放斗争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左县还存在开辟革命新区缓迟和党员人数少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尽快适应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左县特别支部在进入左县开展革命活动后，及时在革命武装队伍、农会组织中发展新党员，壮大党员队伍，以便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开展武装斗争。
左县特别支部书记丘冰在南同乡活动中了解到，南同乡那马村村民李木生性格忠厚且刚强，是一个可培养的革命好苗子，便经常与之接触，反复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他提高阶级觉悟，动员他参加革命。李木生参加游击队后，积极工作，斗争勇敢，对党、对革命一片赤诚。1949年8月，左县特别支部批准李木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左县特别支部在左县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35]。
黄细乡是个初中毕业的小知识分子，曾当过小学教师和国民党南同乡乡长。但他为官清廉，敢于抵制黑暗势力，因而被左县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强行关押入狱。出狱后，他不辞艰辛，长途跋涉，找到驻龙州的人民解放军黔桂滇边纵队，并在纵队主力三团入伍当上一名战士。1949年4月，中共左江工委派他以武工队队员身份到左县开辟游击新区工作。从此，黄细乡便在南同乡一带参加开辟游击新区，表现出色，成绩突出。1949年9月初，左县特别支部吸收他为共产党员。1949年9月至12月，左县特别支部又在武工队、农会组织中发展了叶燕、郭彬、韦幕东、黄一光、黄全宝、黄南原、覃月宝、蒙启达、赵才、甘华丽等14名新党员。至此，左县特别支部党员由4名增加到21名。此外，在左县特别支部主持下，以黄南原为负责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左县支部建立，随后，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一批新团员，为党的组织建设培养后备力量。
1949年8月下旬，中共同正县特别支部第二次支委会，着重讨论研究有关培训革命骨干和发展党团员等问题。8月底，同正县特别支部在发明村伏桃屯举办了为期5天的革命骨干培训班。参加培训班学习的有李明森、周西南等10人。9月，同正县特别支部先后分两批选送8名革命骨干到越南高平省下琅县参加中共左江工委举办的青干班学习。在培训青年干部期间，同正县特别支部还特别注意在培训人员中培养入党和入团对象，以壮大党团组织。1949年10月，同正县特别支部经过培养和考验，吸收了革命骨干周更新为共产党员。周更新是同正县特别支部建立后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随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正县支部发展了李明森、黄炳日、韦建廉等人加入团组织。
（三）组建和发展壮大武装队伍
1949年上半年，左江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大为好转，各县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公开活动。
1949年6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三团独立营两个连在团长施芝华和中共十万山地委组织部长林中的率领下由思乐县进入崇善县[36]，随时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作战。与此同时，中共崇善县特别支部、武工队也在着手组建和发展武装队伍。6月下旬的一天，崇善县特别支部在那贞乡召开支委会议，贯彻中共广西工委“一切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总方针，建立革命武装队伍，进行武装起义。与会成员结合县内县外的革命形势，对开展武装斗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后，决定建立一支由崇善县特别支部领导和指挥的革命武装队伍。
会议结束后，崇善县特别支部成员全力投入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组建工作。一方面，要做好那贞乡卸任乡长黄丹、江州乡副乡长林春启等人的思想工作，然后让他们分别游说和动员那些对现实不满又掌握有武装人员的旧职员及村甲长，把手上所掌握的武装人员拉出来组成革命武装队伍。另一方面，二十三团团长施芝华、十万山地委林中部长也积极指导崇善县组建革命武装队伍工作，他们让武装骨干人员组成武工队，分别深入各乡镇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再通过农会秘密动员优秀青壮年会员参加革命武装队伍。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展开后，全县共有160多人参加革命武装队伍，崇善县特别支部把这支队伍命名为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37]，隶属于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三团独立营，大队下设江州、那贞、罗白3个中队。1949年6月29日，在主力连作为后盾之下，江南游击大队成功发动那贞、江州、罗白3乡起义，队伍发展到200多人枪。1949年7月下旬至11月，在反动当局先后发动3次对游击新区展开疯狂大“扫荡”和严密封锁之下，游击大队里的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队员害怕了，有的不听指挥，有的擅自离队，有的叛变投敌，游击大队仅剩下100多人。1949年9月，崇善县特别支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召开支委会决定对江南游击大队进行第二次整编，至9月底队伍又扩大到160多人枪。
在左县，原武装人员由8人组成的武工队，是中共左江工委于1949年7月从青干班和各县武装队伍中抽调并分批派遣进入左县的。随后，左县特别支部通过吸收培养左县本地革命骨干，组建成立左县第一支武工队，全队共16人。武工队成建后，在南同乡谭峒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学习、训练期间，队员白天参加学习训练，晚上进入谭峒村进行宣传和串联活动，半夜再回山洞住宿。第一支武工队大部分队员是由左江各县武装部队抽调上来的，他们有武装斗争经验，在左县游击新区的开辟和发展壮大，以及建立左县武装队伍等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但他们都是外地人，对左县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和阶级关系等情况不熟悉，这给他们在左县实际革命斗争活动带来许多困难和阻力。8月下旬，为了尽快把武工队组建成一支适应左县各种复杂环境的武装队伍，左县特别支部又在南同乡组建第二支武工队。队员由原来第一支武工队的骨干，在南同乡开展革命活动的地下政工人员，南同乡谭峒、那马、岑豆三个村农会中出身贫苦且革命意志坚定的骨干组成。第二支武工队达30多人枪，队长、指导员和副队长分别由本乡的革命骨干分子担任。左县两支武工队共有50多人，由左县特别支部直接领导和指挥。队伍成建后，两支武工队在南同乡、渠旧乡一带开展游击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消灭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的有生力量，推动了当地解放斗争形势的好转。
1949年10月上旬，左县特别支部成员和武工队员加强对农会会员和广大农民群众革命鼓动工作，号召人民群众为早日获得翻身解放，加入革命武装队伍，两支武工队很快就扩大到80多人枪。为了利于统一指挥，增强队伍战斗力，以便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左县特别支部把两支武工队合并组建为左县主力队[38]，随后又改名为左县主力大队，左县特别支部书记赵振权（9月原特别支部书记丘冰调离，赵振权接任）兼任大队政委，农益任大队长。县主力大队组建后，左县武装斗争开始转入向国民党左县反动势力进攻的阶段。
11月，新组建的左县主力大队大显军威，公开处决了国民党退伍尉级军官、南同乡那马村反动村长李月贵，袭击驮柏乡公所、截断驮柏电信站电话通信网，并收缴南同乡乡长邓琨19支步枪、手枪，弹药若干。此后，左县特别支部又率领主力大队深入南同乡未建农会的各村屯，公开发动农民组建农会组织；然后依靠农会组织，在农会内部借用枪支，在农会外部收缴收藏在村民家中以及解体了的乡自卫队手上枪支。这些枪支弹药，除用于充实县主力大队武器装备外，余下部分送给游击根据地谭峒、那马等村的农会会员、民兵等使用。至此，左县革命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民群众为之欢欣鼓舞，国民党反动当局则胆战心惊。
同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兵临桂西边境。为了适应战事需要，左县特别支部遵照中共左江工委指示，将左县主力大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左县第十五独立营[39]（简称左县独立营），经整编和扩充，全营共有120人，营长为农益，副营长为黄子贤，左县特别支部书记赵振权兼任政委，黄南原任教导员。左县独立营设3个连，连以下编有排班，形成一个指挥系统。至此，左县革命武装队伍归属人民解放军建制。
与此同时，左县特别支部还根据中共滇桂边工委有关组建武装民兵的指示精神，采用两种形式来组建民兵组织。一是以建立有农会组织的自然屯为单位进行组建；二是打着国民党招牌，以合法组织的身份公开活动，组建为革命斗争所用的“白皮红心”武装队伍。1949年10月至12月，南同、驮卢、西安3个乡镇民兵已拥有400多人枪。为利于统一指挥解放左县全境的战斗，左县特别支部以南同乡民兵队伍为基础，把南同、西安、驮卢3个乡镇民兵组建成为左县武装民兵大队，由何珍琪担任大队长，民兵大队直属左县特别支部领导。
左县“白皮红心”民兵武装队伍为黄村民兵组织[40]。左县中东乡黄村是个拥有200多户1000多人130余支长短枪的自然村。其民众拥有枪支数量之多，为左县四乡镇各村屯之冠。同时，黄村民众素来团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该村的黄色祥等30多人就参加过左县县长、左江第一路游击大队副司令莫俊峰领导的农民运动，建立了黄村农会，曾抗击新桂系军阀部队。根据这些有利条件，左县特别支部决定率先在黄村开展民兵队伍组建工作。1949年7月初，左县特别支部书记丘冰到黄村拜访黄村村长吴典谟，并顺利做通了其思想工作。随后，吴典谟以反“三征”暴政为口号，积极配合丘冰进行秘密串联活动，发动黄村、通天两村屯80多位中青年村民参加民兵组织。接着，丘冰通过吴典谟了解到时任左县县长宁瑚迫切需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指挥的武装队伍以便随时保护自己，便将计就计，利用县长宁瑚的官方身份和政府枪支组建了一支“白皮红心”的革命武装。7月24日，名义上为“左县联防自卫队”（简称自卫队）、实为左县特别支部掌握的黄村民兵组织宣告成立，有80多人枪。自卫队打着国民党左县武装的旗号，在左县各村屯公开维护村民利益，并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引起了国民党广西省当局对宁瑚的怀疑和不满。8月，省政府以“通共”罪名撤销了宁瑚的县长职务，并从扶南县调来莫深仁取而代之。莫深仁上任后，认为自卫队已经“赤化”，宣布解散令并责成自卫队队长将宁瑚所发放的枪支弹药如数上交，否则以“通共”罪论处。在左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与支持下，自卫队不但不交出枪支弹药，反而购买更多武器弹药，扩编到130人枪，誓与左县反动政府武装抗争到底。10月上旬，莫深仁率领左县县警到南同乡那马村、谭垌村进行“清乡”，自卫队第三中队数十人奔赴县城南高岭对县警进行鸣枪警告，莫深仁“清乡”队见状退回县城。至此，自卫队成为左县反动当局又怕又恨的一支农民武装。
同正县的革命武装组建工作相当困难，原因是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黔桂滇纵队第三团在养利县八万桥之战中，一举歼灭国民党五县联防主任冯夷惠部300多人，致使敌人露出穷凶极恶的面目。为了对抗和镇压革命武装，同正县反动当局成立同正县驻那隆乡防共办事处，任命那隆乡反动乡长陈惠培为办事处主任，还强征该乡年轻村民100多人组建了一支自卫队，覃雄权为队长。同时，同正县各乡镇也分别成立反共联防组织，所有村屯实行三户、五户、七户联保。只要村屯农户有一人“通共”“容共”（或“济共”），全联保户都受株连，轻则坐牢，重则诛杀。同时，同正县反动势力大肆造谣诬蔑，蓄意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共产党，并悬赏通缉韦昭球、李明森等十几名革命骨干，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9月上旬，同正县特别支部书记农西在伏桃屯主持召开县特别支部委员第三次会议，着重研究和部署成立武装队伍、筹集武器装备和统战工作等问题。会议结束后，县特别支部成员及革命骨干奔赴各村屯进行收缴和借用枪支活动。拾义、发明、维新、维旧村一带地属边远山区，为防盗匪，大多数农民用牛换取枪支。同正县特别支部抓住这个有利条件，紧紧依靠当地农会组织，一方面动员有枪支青壮年农会会员带枪参加游击队，另一方面收缴（或借用）当地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当局职员的枪支；对坚持反动立场不予借用枪支的（如维旧村副村长伦登清）则用武力强行收缴其枪支。9月下旬，特别支部书记农西在维旧村立岸屯宣布同正县康山武工队成立[41]，覃平波任队长，黄宏谋任指导员。全队共有37人，编为3个班。康山武工队成立后，根据那隆山区的特点，武工队经常以10人为作战单位，灵活机动地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同时，全县28个农会组织还有武装民兵130余人，也积极配合武工队打击同正县反动势力。
（四）党组织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活动
1949年6月下旬，崇善县特别支部决定以江南游击大队的那贞、江州、罗白3个乡武装中队为主体，在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三团独立营两个主力连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定于6月29日在那贞、江州、罗白3乡发动武装起义[42]，摧毁这3乡的国民党反动政权。
6月29日，国民党那贞乡乡长陆侯印早已闻风而逃，副乡长刘景良顺应潮流、弃暗投明，把乡公所3支步枪、1支短枪和1部电话机交给游击队，并加入起义队伍。
那贞乡成功起义当天，主力连开拔到板利乡多禄村六卜屯。该屯位于那贞、江州、罗白3个乡中间，坡陡地势高，主力连屯兵于此，能有效地控制邕龙公路（南宁至龙州），可随时接应江州乡和罗白乡的游击部队。主力连进入那贞乡后，国民党江州乡乡长陈青及乡政府反动职员早已溜之大吉，乡公所只有几名乡警驻守，白天龟缩不出，天黑就紧闭大门。是日凌晨，游击中队迅速进入江州街把乡公所包围起来，并封锁各通衢要道，然后破门冲进乡公所，乡警束手就擒。此战，游击队俘乡警数人，缴获步枪7支、短枪2支，江州乡就此解放。
同时，罗白乡武装起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起义由崇善县特别支部副书记李德才部署，黄泽善率领罗白中队52名游击队员于6月28日晚进入罗白乡楠罗屯潜伏。中队分为突击和后援两个行动组，后援组40人在派章岭埋伏，负责阻击县城方向敌军增援部队；突击组12人于夜间潜入罗白街梁达臣家中埋伏。6月29日早上，突击组战士化装成赶圩的村民，上街侦探敌情，得知乡公所只有副乡长黄彰才与数名乡警乡职员，于是黄泽善率突击组队员由后门迅速冲进乡公所，直捣楼上，迅速缴获乡警和伪职员枪支，击毙企图持枪反抗的罗白小学校长周朝启，生俘副乡长黄彰才及乡警乡职员数名，缴获步枪9支。国民党崇善县自卫队一个排闻讯赶来增援，途中遭到后援组的有力阻击，丢盔弃甲，仓皇逃遁。此战，俘敌3人，缴获步枪3支。罗白乡反动政权宣告灭亡。
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在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三团独立营两个主力连的配合下，一天之内摧毁那贞、江州、罗白3个乡的反动政权，歼灭三乡的反动武装，令国民党崇善县政府当局十分惊恐。为挽回败局，6月30日，崇善县县长黄韵谐派县自卫总队队长黄连辉带领县乡自卫队400多人对江州进行疯狂反扑，企图消灭江州游击中队。主力连和江州乡游击中队300多人在施芝华和林中的指挥下，将敌军击退。江州反击战结束后，甘桂馨带领多渌村游击队员随主力连转移到罗白乡罗白街进行休整。7月1日上午，队伍进入罗白街时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当场就有数十名群众报名参加游击队。临近中午，经过连日作战和行军的游击队员在罗白街休息。此时，国民党驻龙州的广西全边对汛督办署汛警营的两个排的警员正乘车从南宁返回龙州，路过板利乡时，乡长施秀扬趁机将情报透露给汛警营。汛警营立即奔袭罗白街。游击队仓促应战，以正面炮轰、中跑阻击、分兵包抄等部署进行反击，毙敌4人，伤敌3人，最后将敌出退。但游击队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崇善县特别支部副书记李德才和二连连长利贞厚在战斗中中弹负伤，不久相继牺牲。
之后，江南游击大队和主力连离开罗白街，进入据点，边休整连寻机歼敌。7月，组织袭击了罗白乡炮楼后，又在岜等山伏击了国民党罗白县自卫队。两次战斗中，我方牺牲一名班长，毙敌4名，缴获步枪4支。游击队的袭击行动让反动统治当局惴惴不安。
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推翻罗白、江州、那贞3个国民党乡级政权，切断邕龙公路，扼住国民党军政反动势力的交通咽喉，沉重打击了崇善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然而，江南游击区刚建立，武装力量还很薄弱，而敌人却很强大。崇善县保安六团、县乡自卫队和林东股匪等几股反革命势力加起来达2000人，且武器精良。江南游击大队在罗白整编休整仅有200多人，装备简陋，敌我力量悬殊。同时，江南游击大队驻扎地点为渠宁、渠阳两个村，地处邕龙公路交通要道，与敌交战时反革命武装能够随时增援。崇善县特别支部根据思明工委的指示，暂时不与反革命武装正面交锋，而是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村屯去发动群众，积蓄力量，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同时，为提高游击队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崇善县特别支部选拔了30多名游击队员到中越边境革命根据地参加培训，提高素质，增强战力，待机向反动统治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其时，国民党崇善县当局为了控制邕龙公路这条重要交通线路，趁主力连撤离崇善县之前，分别于1949年7月、9月、11月先后出动大量反动武装对游击区进行三次大“扫荡”。
第一次大“扫荡”于1949年7月下旬进行。国民党崇善县当局组织县乡自卫队共800多人反动武装，疯狂地对六卜、楠罗、岜等、渠吝、岜阳、蓝怀、新模、谋备（板备）、那贞、谭渌等近20个村屯进行持续四五天的大“扫荡”。反动武装在进犯谋备村时，遭到该村何志能等70多名村民的顽强阻击。阻击战历时半日，反动武装始终不能向村里推进一步。其他村屯被占领后遭到疯狂洗劫，但反动武装几乎手段用尽，仍没有得到半点游击队的消息。
1949年9月中旬，崇善县国民党反动政府纠集县保安六团和县乡自卫队920多人，对江南游击区十几个村屯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敌人烧毁房屋110多间，抢走耕牛250多头，那贞乡福厚村村民卢克良，谭渌村村民卢洪珠、卢熙臣等9人惨遭杀害。
1949年11月5日，崇善县国民党反动当局又出动保安六团、县乡自卫队1000多人，对游击区发动第三次大“扫荡”。这次，敌人对渠宁、渠阳两个村9个屯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和烧抢，杀害了黄嘉奇等8名无辜村民。
在对江南游击区进行三次疯狂大“扫荡”期间，崇善县反革命武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分散在游击区各村屯坚持游击斗争的游击队员带来极大困难和严峻挑战。
崇善县建立游击区和开展游击斗争期间，给养主要由当地农会提供。反动武装对游击区展开大“扫荡”之后，农会组织也由公开转入秘密活动，稍一走漏风声便会招来敌人的疯狂杀戮，因此不能按时为游击大队提供给养。隐藏在山洞密林中的江南游击大队缺衣少食，生存成了大问题，然而游击队仍坚持斗争。在这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日子里，崇善县当地农民群众在游击队实际斗争行动的鼓舞下，思想觉悟也日益提高。面对凶狠的敌人，游击区里不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加入反“扫荡”斗争。有的村民挺身而出保护党组织，掩护革命者，护理伤员；有的村民冒着被砍头和坐牢的危险千方百计为游击队筹粮送物。那贞乡布仁村村民李家模、韦华为崇善县特别支部成员郭钦纲、周煜坚等人送饭、送水、送情报，支持县特别支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反“扫荡”行动，顺利摆脱敌人的“围剿”和搜捕。
浪沙淘尽始见金。在崇善县国民党发动当局对江南游击区第二次大“扫荡”期间，崇善县游击区遭到极大摧残，革命武装力量遭受巨大损失。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游击队伍中有少数队员害怕了、屈服了，最后脱离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变节投敌。江州中队队长林春启带领江州中队大部分游击队员偷偷脱离江南游击大队跑回家；那贞中队队长黄丹带领一些队员叛变革命，跑到国民党驻龙州的广西全边对汛督办署自首，其中有的队员更助纣为虐，向反动武装透露江南游击大队活动情况和规律，企图让反动势力消灭江南游击大队。至此，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下属的江州、那贞两个中队已名存实亡，只有罗白中队经受住了考验，加上由崇善县特别支部组织委员周煜坚和那贞乡革命骨干卢俊直接掌握的崇善县武工队在内，整个革命武装队伍仅有100余人。斗争形势急剧转入低潮，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濒临解体。
为了巩固和保卫崇善县江南游击区，夺取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崇善县特别支部根据江南游击大队面临的困难和危机，认真执行了第三次支委会议精神，于1949年9月在那贞乡对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和改编工作。整编后，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政委仍由特别支部书记郭钦纲兼任，马崇德任大队副政委，黄泽善任游击大队大队长，何秀兴任副大队长，陶业权任文化教员。游击大队下设3个中队9个排。游击大队重新整编后，为提高指挥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培养人民政权建设所需的革命干部，由特别支部书记郭钦纲和大队副政委马崇德带领3名中队长、8名排长赴中越边境的卜马村参加集训，只留下游击大队第一排排长黄维汉率领33名游击队员配合县武工队坚持反“扫荡”斗争。为了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准备发动更大的打击行动，迎接广西全境解放，县特别支部和武工队在游击区掀起了发动当地群众参加游击队的高潮。通过发动，游击区各村屯中许多年轻村民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战斗人员很快增加到160人。
队伍整编整训完成后，立即开展清除叛徒和镇压反动村长的行动。原崇善县武工队员黄志南、刘臣二人参加革命动机不纯，常常打着崇善县特别支部和武工队的旗号，蛊惑一些落后群众多次在邕龙公路上抢劫过往商人，败坏了武工队的声誉。为了消除黄志南、刘臣之流拦路抢劫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周煜坚代表崇善县特别支部对二人作出严重警告处分，责令二人交出赃物。黄志南、刘臣受到处分后，不但不痛改前非，反而怀恨在心，企图勾结反动军警暗杀周煜坚。1949年10月，周煜坚和武工队员卢俊等人掌握了叛徒确凿证据后，在弄暗山就地处决了黄志南，随后击毙了刘臣。11月，那贞游击中队将欺压百姓、甘愿为反动当局做走狗的崇善县那贞乡那鹿村村长马选贤抓起来，并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公布其罪状后即刻枪决。崇善县特别支部与革命武装力量惩治叛徒和镇压反动村长行动振奋人心，鼓舞了群众，革命形势日趋好转。
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人民解放挥师西南、势如破竹，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军步步退缩，并加紧动员地方反动势力，企图作垂死挣扎。1949年11月5日，崇善县国民党保安六团副团长韦鹤政纠集大批人马对游击区罗白乡渠阳村一带进行第三次大“扫荡”。当时，留守游击区的游击大队第一排30多名队员被几路敌军重重包围在渠座村。他们在排长黄维汉指挥下，对围军展开顽强阻击。但因敌众我寡，几次突围都不成功，只好且战且退，最后转移到距离岜等村100多米外的岜等山岩洞中。黄维汉等30余人进入大岩洞，另外4名队员进入小岩洞，尾随而来的敌军把岩洞团团包围起来。当晚，适逢天降大雨，躲在小岩洞里4名队员乘夜雨之机安全突出重围，而在大岩洞里的黄维汉等30余人只能固守待援。
游击队员们借助洞中村民存放的物资以及洞口的地形优势，坚守岩洞，与保六团展开了34个昼夜生死较量。其间，游击队员有20多人牺牲，但也成功击毙敌方头目韦鹤政。1949年12月4日，南宁市解放，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所向披靡，乘胜向镇南关（今友谊关）挺进。崇善县工委抓住时机率领江南游击大队和民众300余人向岜等村进军。12月8日，敌军见大势已去，慌忙撤退逃走，游击队员和群众一道，把在岩洞里坚持战斗34个昼夜的10名队员全部营救出来。这10名游击队员是黄维汉、黄瑞英、黄永良、黄加积、黄文显、黄永伦、陶孟禄、蓝色光、李枝材、蒙绍林。这就是有名的岜等岩战斗。
崇善县反动武装对江南游击区进行三次疯狂大“扫荡”期间，江南游击大队经受了最严峻的斗争考验。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游击队员对革命斗争前途失去信心而擅自离队回家，甚至有极少数人叛变投敌，但大多数游击队员没有被艰苦异常的斗争环境和反革命武装血腥镇压所征服、所吓倒。在崇善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下，他们牢固树立革命必胜信心、坚定信念，抓住有利战机，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消灭反动势力，一直坚持到崇善县解放。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四兵团挥师南下，共同发起解放广西全境的战役，在粤桂边境对国民党白崇禧残部进行大围歼，广西全境的解放已指日可待，迎接广西解放、做好接收政权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准备工作迫在眉睫。为了适应革命解放斗争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崇善县工委书记郭钦纲根据中共思明工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在那贞乡布仁村福洞山岩洞里主持召开第四次中共崇善县工委会议。会议通过了筹集军粮支援人民解放军、迎接全县解放和建立乡村人民政权等决议。
12月，驻扎在南宁市的国民党黄杰残部溃败南逃，企图取道凭祥镇南关逃往越南，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乘胜追击。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九军从龙州县、雷平县急行军到新和乡郡造村渡口，在渡过黑水河时得到了当地大部分乡干部、乡游击中队队员及村民的大力协助。众人纷纷把所有能找到的木材、竹子等材料运到河边，乡村干部调集当地30名木工带上各种工具赶到黑水河岸，为人民解放军铺木搭桥。当地村民300余人闻讯前来协助搭桥，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浮桥搭成了，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河追剿国民党残敌。
为了落实中共思明工委的指示和中共崇善县工委第四次会议的决议，中共崇善县工委主要领导决定由负责那贞乡一带工作的县工委组织委员周煜坚、那贞乡人民政府乡长黄金山和板利乡人民政府乡长甘桂馨分别负责抓好本乡筹粮支前工作。在党组织和武工队广泛开展的解放斗争形势宣传和教育下，当地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翻身解放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从而积极响应县工委发出的号召，户户献粮，家家支前，形成了筹集军粮支援前线、家家户户积极参与的热情高涨的局面。仅半个月时间，那贞、板利两个乡共筹集了大米数万斤，食用油、猪肉、蔬菜、柴火、燃料等物资各数千斤，很好地解决了解放大军的给养问题。板利乡人民政府还组织本乡青壮人员组成担挑运送大队，徒步肩挑，将部分支前物资运送到正在思乐县海渊街（今宁明县海渊镇）的解放大军营地。各地群众积极踊跃支援前线的行动对人民解放军迅速歼灭残敌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保障作用。
早在1949年夏秋期间，左县武工队就已经建立，各乡镇也组建了农会和民兵组织，极大地动摇了左县政府及其辖下乡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南同乡乡长邓琨因受革命形势所震慑，将乡公所大部分枪支、弹药转移到自己老家收藏起来。8月，左县第一武工队指导员黄全宝遵照县特别支部指示，规劝邓琨弃暗投明，交枪易帜。邓琨没有作正面答复，只表示不会妨碍武工队活动，却不愿交出枪支弹药。随后，县特别支部又指派与邓琨有亲戚关系的第二武工队政治教员覃月宝找邓琨继续做工作。8月和9月，覃月宝带着自己的父亲两次上门规劝邓琨，皆不成功。11月，武工队镇压了那马村反动村长李月贵后，覃月宝父子第三次上门。这次，邓琨迫于形势，乖乖地交出17支步枪、2支短枪、子弹若干。武工队有了这些武器弹药，战力大大提高。
崇善县濑湍乡濑湍街大地主钱文饶是崇善县的“国大代表”，担任崇善县参议会议员和濑湍乡乡长，手上有一支反动武装，长期横行乡里。鉴于濑湍乡与同正县渠旧乡毗邻，钱文饶所掌握的反动武装对左县武工队在南同乡和渠旧乡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将构成极大威胁。于是，县特别支部派谴武工队骨干韦慕东到濑湍乡先行对钱文饶进行规劝和警告。钱文饶不但不愿解散反动武装，拒绝交出枪支，还从各村征调和强迫村民在街头巷尾筑墙砌垒，企图负隅顽抗，反动气焰极其嚣张。
对于钱文饶的嚣张气焰，必须予以打击。县特别支部指示独立大队教导员黄南原制订行动方案。10月的一个夜晚，黄南原率领30名战士悄悄潜入濑湍街，并封锁街上各要道，然后带领邓决南、赵才等5名战士直闯钱文饶家，再次向钱文饶申明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正告其认清形势，即刻解散反动武装，交出枪支弹药。钱文饶迫于情势，不得不解散了反动武装，交出了枪支弹药。
左县南同乡农会组织和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推动了左县反“三征”斗争的开展，新上任的县长莫深仁为此既怕又恨，叫嚣要把革命武装力量斩尽杀绝。1949年10月，莫深仁带领县警60多人到南同乡进行“清乡”。在该乡乡长邓琨、那马村村长李月贵的配合下，县警包围了那马、谭垌两个村，企图捉拿武工队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武工队采取化整为零的斗争策略，分散潜入村屯进行革命活动，躲过“清乡”县警的搜捕。县警在村子里挨家逐户搜捕武工队员未果，就把村民集中一起进行训话，最后还抓了几名村民，关押在县监狱里。
1949年9月，左县独立大队获悉敌军用一艘拖轮押运两万斤食盐（当时1斤盐可换取100斤稻谷）从渠旧乡渠旧街河段经过，独立大队教导员黄南原便率领队员在渠旧街河段沿岸设伏，消灭了押运食盐的敌人，缴获了全部食盐。随后，独立大队用这批食盐换取枪支弹药等物资，并发动当地群众将几百担食盐运送到养利县恩城乡，上交左江工委。
南同乡乡长邓琨虽然被迫交出部分武器弹药，但南同乡反动政权还存在，乡联防自卫队尚未解散，邓琨与少数反动职员还暗中推行国民党“三征”暴政和欺压百姓。如不彻底摧毁南同乡反动政权和全部没收反动势力的武器装备，农运工作就难以全面展开，革命游击根据地就不能巩固。为此，1949年11月，左县独立营获悉乡公所只有乡联防自卫队少数人看守后，决定立即行动，由邓决南率领主力三连奔袭乡公所驻地驮柏街，捣毁乡公所，并击退从崇善县城前来增援的自卫队。随后，为增强自身力量，左县革命武装队伍乘势大力开展武器装备收缴和借用活动。特别支部成员、主力大队队员利用党的统战政策，灵活运用革命斗争策略，对国民党南同乡职员林大安、何凤谋、黄业祯等人进行革命形势宣传和教育工作，顺利地收缴南同乡自卫队全部武器弹药，加上向农会会员、村民借用的长短枪共200多支、弹药一批，大大地提升了县主力大队、各村民兵组织的武器装备。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左县特别支部作出“解放左县首先要解放驮卢镇”的战略部署。当时，驮卢镇盘踞着三股国民党反动势力：第一股是左县参议长梁兆深，掌握有20多名武装人员；第二股是驮卢镇商会会长张元辉统领的一大帮地痞流氓，他们与国民党驮卢镇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控制驮卢镇的经济贸易，欺压商店业主和街道百姓；第三股是由驮卢镇商家掌握的30多人枪的护商队，这支护商队是驮卢镇众商家为保护自身生命财产而集资招募的，虽然不受左县反动当局控制，但也不公开拥护革命。
为了维护驮卢镇正常经济贸易秩序以及工商业界的合法利益，左县特别支部决定不用武力，争取和平解放驮卢镇。1949年10月，左县特别支部委派黄细乡、叶燕等4人进入驮卢镇开展秘密活动。他们利用亲戚、朋友的关系，分别会晤镇里上层人物，向他们讲清解放战争形势，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保护私人工商业者的政策，并积极宣传和平解放驮卢的重大意义。
驮卢商会旧址（陆华勇 摄）
通过接触和交换意见，工商界代表基本上赞同和平解放驮卢的主张，但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保留护商队这支武装；二是叶燕只是个十八九岁年轻人，不能代表中共左县组织作重大决策，要求派更高级别的领导人来商谈。左县特别支部书记赵振权听取汇报后，立即召开支委会议，对谈判初步结果作出两种判断：一是镇商会会长张元辉等少数人错误估计革命形势，对谈判没有诚意，借谈判之机搞缓兵之计；二是驮卢商家为维护自身利益，会积极拥护和平解放驮卢的主张，谈判成功与否，取决于左县特别支部能否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以赢得众商家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左县特别支部决定答应驮卢商家首次谈判所提的要求，并作出相应决定：再次派遣特别支部委员黄雪率领黄细乡、叶燕等人进入驮卢，代表特别支部与驮卢工商界代表正式谈判。同时，由特别支部书记赵振权率领独立营战士和民兵300多人到驮卢镇附近的驮懒村集结待命，给驮卢反动势力施加军事压力。
12月14日，左县特别支部代表和驮卢工商界代表的谈判顺利进行，多数工商界代表表示赞同和接受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主张，但心怀鬼胎的商会会长张元辉事前已把莫深仁留在驮卢的部分武器弹药私藏起来，不愿交出，使谈判陷入僵局。为此，特别支部书记赵振权带领武装人员准备进入驮卢镇，张元辉派遣的城边守卡人员鸣枪阻拦。赵振权便以左县特别支部和左县独立营的名义向张元辉发出最后通牒：第一，限令张元辉在当天下午4时前交出莫深仁留在驮卢镇所有的枪支弹药；第二，撤去守卡武装人员，让左县独立营进入镇圩并接管驮卢镇，否则，将采用武力解决。
张元辉坚持抵抗，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镇上数十名商家获知后，自发组织起来闯进驮卢商会，要求张元辉交出枪支弹药。在内外压力下，张元辉只好乖乖交出枪支和弹药，同意由左县特别支部派员接管驮卢镇。12月15日，左县特别支部派遣的武装部队和地下政工人员开进驮卢镇，驮卢宣告和平解放。
在崇善县，1949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第三四九团和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准备攻打县城。国民党崇善县政府内部也人心惶惶，县长张鹏翔、县参议长罗福珖和县自卫总队队长黄连辉吓得下四里逃窜。几天后，张鹏翔与其秘书李沛霖等20多名县政府职员携带一批枪支弹药逃回左县老家。左县特别支部获悉情况后，即派郭彬带领南同乡岜筐村民兵10余人在庚柏峺附近设伏，俘获2敌、衣物一批。张鹏翔、李沛霖侥幸逃脱，后四处串通县内各股反动势力，伺机再与革命武装力量抗衡。
1949年12月中旬，左县特别支部指派独立营教导员黄南原率领独立营三连80余人向西安乡挺进，西安乡乡长蒙栽富与乡政府职员闻风而逃，乡公所内空无一人。独立营三连顺利进入乡公所驻地岜侣街，解放了西安乡。之后，独立营三连从岜侣街向东，进入绿桐、塘顶、新兴、西门等村搜捕国民党左县反动军政人员，并在果柏村收缴崇善县政府秘书李沛霖所有的10余支长短枪和他控制下的果怕村的民众的枪支100多支。之后，独立营三连返回岜侣街驻防。1950年1月11日，盘踞在中干街的匪首周维寿纠集300多个匪徒突然袭击岜侣街。当时，独立营三连只有80名战士，加上岜侣街武装民兵也只有100余人。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周维寿仗着人多势众，一次又一次向岜侣街发动进攻。革命武装力量凭借岜侣街周围的险要地势与匪徒展开激烈枪战，打退敌匪一波又一波进攻。激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次日，周维寿偷袭失败后只得下令撤退。独立营三连指战员乘胜追击，将匪徒赶回中干街。
1949年12月中旬，左县特别支部为了和平解放左县，派人敦促县长张绍南和张鹏翔弃暗投明，缴械投降。张鹏翔为求生路，决定缴械，连夜召开县城东、南、西、北四街绅士的会议，商讨缴械有关事宜。次日他们派人通知左县特别支部到县城进行谈判。左县特别支部指派叶燕为谈判代表，带领几名武装人员到县城与之谈判。经谈判，张绍南即日便交出莫深仁留下的武器，并同意由左县特别支部接管县城；而张鹏翔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假装同意和平解放左县，仅交出两支手枪，以拖待变。
其时，国民党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逃离广西前，以国民党广西省当局的名义任命张鹏翔为龙州公署专员。张鹏翔自以为大权在握，妄想用武装对抗革命。谈判没过几天，张鹏翔极力阻挠和平解放左县，并成立了左县县城特编队，委任原左县警长林青为县特编队队长，将县城四条街的武装人员编为街编队，还强迫街民修城墙，挖战壕，筑碉堡，安排县特编队和街编队持枪设卡守城；同时，张鹏翔加紧了与县外顽固分子的勾结，企图孤注一掷，抵抗革命武装。
12月下旬，左县特别支部再派黄雪、叶燕等人进入县城，与张绍南、张鹏翔等人进行第二轮谈判。左县特别支部根据张鹏翔在第一轮谈判中的表现，为促进谈判，从西安乡调来独立营某连，并通过中共左江工委派来了养利县独立营。两路革命武装力量共200多人联合包围县城，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对左县反动当局施加军事压力。谈判桌上，当左县特别支部代表严正要求张鹏翔交出全部武器弹药时，后者彻底露出反动嘴脸，拒绝交出枪支弹药，并指使手下警兵鸣枪威胁。至此，第二轮谈判彻底破裂，和平解放左县县城的计划没有实现。鉴于张鹏翔做好了孤注一掷的抵抗准备，革命武装部队缺乏攻击城墙的重型枪炮，强攻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左县特别支部书记赵振权决定暂时撤兵，养利县独立营退回其县，左县独立营三连则撤回西安乡驻防。
随着解放斗争形势的发展，黄村武装民兵组织越来越壮大，以“白皮红心”联防自卫队的形式公开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有力打击和牵制了左县反动势力，给左县反动政权造成很大威胁。在左县独立营三连驻防西安乡期间，黄村武装民兵按照县特别支部战略部署，日夜设卡布防，封锁交通要道，控制驮左公路，以配合独立营三连展开各种军事活动。国民党左县反动当局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黄村民兵武装，由崇善县城逃回左县老家的张鹏翔与左县反动当局勾结起来，制订了“征服黄村，收复驮卢，清剿南同，班师左州”的反动计划。尤其是和平解放县城谈判失败后，张鹏翔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他纠集西安乡中干街的周维寿、那隆乡的黎民强和养利县榄圩街的黎美芝等3股土匪数百之众，企图对左县解放区进行大反扑。面对来势汹汹的反动武装，左县特别支部制订了粉碎敌人大反扑的军事方案，以革命武装力量反击左县反动势力和匪徒。1949年12月下旬，左县特别支部决定把黄村联防自卫队更名为黄村民兵大队，吴典谟任大队长，下设4个中队；另设民兵妇女队。两个大队共计200多人枪，在通天屯举行了誓师大会。
1950年1月11日，在中干街周维寿股匪袭击西安乡乡公所岜侣街时，张鹏翔纠集那隆乡黎民强、养利县榄圩街黎美芝二匪共800多人向黄村突然发动进攻。黄村民兵武装兵分三路在村头、村南、村北筑起防线，全力阻击来犯之敌。激战持续一个白天，匪徒依然攻不下黄村，只得暂停攻击。民兵大队趁机集合各中队长，召开战地会议，分析敌我态势，调整作战方案，决定改固守为诱敌深入。当天晚上，守在三面的武装民兵假装退却，向村中心撤退，埋伏在村里的武装民兵和村民手握武器，严阵以待。同时，派出3名民兵偷越重围，奔赴驮卢向左县特别支部要求派兵增援。左县特别支部让黄雪、农益等率独立营一连赶来增援，途中与岜模村民兵中队会合，决定在天亮之前向匪徒开火，用夹击方法展开激战，让敌匪首尾不能相顾，进而达到解围的目的。
12日拂晓，独立营一连和岜模村民兵中队迂回至敌匪后方发起猛烈攻击。守在村里的民兵听到激烈枪声后，知道援兵已到，勇气大增。独立营一连、岜模村民兵中队和村中民兵各中队密切配合，左右夹击，冲杀敌匪包围圈。敌匪中队长刘琪被击伤，另外两个土匪中弹毙命，其余匪徒招架不住，急忙自顾逃遁。黄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黄村保卫战是左县开展游击斗争以来首次以少胜多的战例。此战彻底粉碎了张鹏翔企图聚歼左县革命武装的狂妄计划。
黄村村民自发举行黄村保卫战胜利68周年纪念活动（闭中安 摄）
中共同正县特别支部领导的康山武工队镇压了维旧村副村长伦登清后，极大震惊了国民党同正县当局。但同正县县长魏迅鹏仍不改其反动立场，立刻对同正县游击区发动血腥大“扫荡”。10月中旬，同正县驻那隆乡防共办事处派出联防自卫队40多人突然窜到发明村秾投屯，企图搜捕武工队员，却扑了空。10月20日，魏迅鹏、陈惠培、黄乾宪等同正县反动头目纠集地方反动武装600多人，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同正县游击区。当时，邓汉理率领李叶兴、黄绍威等10来名武工队员按照中共左江工委指示，到扶南县龙头区旧庄村侦察敌情，得知该村反动头目严卓然去南宁押运军火情况未回来。留守在发明村的只有中共左江工委派来的龙州武装基干队，人数少，装备差，同时又缺乏与敌人大部队作战的经验。鉴于敌众我寡，同正县特别支部书记农西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战术，迅速组织队员和当地群众撤退到万承县上孟村。不久，敌人进入根据地，“扫荡”三天，却找不到武工队，便到处烧杀抢掳；接着，疯狂进犯那卜、枯梅等村咽喉地带，直逼秾投屯。
敌人“扫荡”第三天，农西在上孟村主持召开同正县特别支部第六次会议，研究如何采取有力行动粉碎魏迅鹏“扫荡”斗争问题。会议决定调动武工队、本地民兵组成3个伏击小组，由邓汉理、陆光、韦大3人分别带队，在通往秾投屯的枯梅、那琴、汝尧3处设伏，消灭进犯之敌。翌日，敌人大队人马在进犯秾投屯的途中经过那琴村，落入韦大埋伏小组包围圈。敌人举枪抵抗10分钟后便仓皇逃遁，来不及逃跑者均被俘虏。同时，进犯维新、维旧的两股敌人也遭到武工队伏兵的狠狠打击，敌军有的窜回县城，有的自动脱队溜回家，魏迅鹏“扫荡”革命根据地的企图被彻底粉碎。这次历时5天的反“扫荡”斗争，保卫了同正县革命活动中心点秾投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促进了那隆地区以至同正县解放斗争形势发展。
（五）统战工作广泛开展
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局势的变化和中共中央有关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争取与团结各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及中间力量（包括地方实力派）”。“只要他是不满意独裁政权和拥护政协决议的，就应该很好地与之联合，认真去争取与团结他们，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共同奋斗。”[43]
中共崇善县特别支部在领导江南游击大队、崇善县广大人民群众开展解放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的过程中，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紧紧抓住革命斗争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积极对国民党内各阶层人士，开展政治局势宣传教育、团结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他们动员上述对象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划清界限，站到人民群众立场上来，结成民主统一战线，共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1949年，崇善县特别支部第一次会议结束后，通过卢俊、朱秀春、旦贯通等当地革命骨干对国民党各乡（特别是对那贞、罗白、江州三乡掌权和在野的正副乡长及职员）进行全面摸底，发现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地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存在不满。崇善县特别支部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对罗白乡乡长黄泽善、乡职员黄集梅进行革命教育，引导他们与反动政府决裂，参加人民解放斗争。经过一系列教育引导工作，黄泽善、黄集梅对时局有了清醒认识，思想觉悟有了提高，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后来，党组织根据他们的出色表现，分别委派他们担任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的正、副大队长。
罗白乡渠座村黄文荣曾先后担任国民党罗白乡乡长、副乡长、职员等职，由于不愿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他多次被贬，最后被革职回家。1949年7月，经县特别支部副书记李德才的教育与引导，黄文荣提高了思想觉悟，看到了革命光明前途，也投身革命斗争事业。崇善县太平镇开明人士关学廪，曾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退伍回家后先后担任广西省立龙州师范学校教员、崇善县农民运动讲习班教员、国民党崇善县党部书记长等职务，为人忠厚耿直，富有正义感，属国民党左派人物，崇善县特别支部把他列为重要的统战对象。1949年11月，县工委书记郭钦纲根据中共思明工委会议精神，给关学廪写了亲笔信，并委派黄友德和岑仕能负责做其思想工作。经过黄友德、岑仕能二人的细致工作，关学廪决定大力支持革命斗争。在崇善县城解放前夕，关学廪组织县政府部分职员和街上居民成立迎接解放崇善县联盟会（简称迎解会），公开宣布迎接解放大军进城，并规劝城内国民党残余部队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www.xing528.com)
团结社会进步力量是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首要一环。中共左县特别支部在开展游击斗争期间，为了加快解放斗争进程，团结、争取国民党内部和社会各界的进步人士、进步力量，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南同乡大桥村的莫献璠原任国民党养利县财粮科科长，1949年初夏，在国民党养利县各级政权纷纷瓦解、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形势下，他深感前途暗淡而离职回家。居家期间，胞弟莫献玫参加革命斗争的壮举对他触动很大。8月上旬，县特别支部书记丘冰获悉莫献璠情况后，便通过潘献玫牵线与莫献璠见面，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反复说明党的统战政策，希望他站到革命阵营里来。经过教育动员后，莫献璠加入游击队，并对如何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提出有益建议。此后，在莫献璠大力协助下，大桥村一带农会组建工作得到顺利发展。随后，左县特别支部利用左县政府正在物色财粮科长的机会，指派莫献璠寻机出任左县财粮科长，并利用职务之便，为游击队提供枪支、粮食和情报等。
西安乡岜侣街的梁成才当时任国民党左县政府教育训练所教育长。在左县当局的官员中，梁成才思想比较开明，对共产党没有过激言行。莫献璠成功打入国民党左县政府以后，向左县特别支部汇报了梁成才的有关情况。特别支部掌握情况后，决定努力争取和团结梁成才，促使他转到革命阵营中来。1949年7月，丘冰在叫城村大地主蒙大深家会晤梁成才，并向其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规劝梁成才尽快弃暗投明。经特别支部领导多次规劝和教育，梁成才于1949年8月参加革命队伍。
左县西安乡何村的知识分子黄宝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入广西桂林地方建设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扶南县政府任技佐。日军侵占扶南县城时，黄宝业与政府诸员一同溃散，离职回家务农。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使黄宝业科学救国的愿望又成了泡影。在抑郁苦闷中徘徊，时局让他清醒地看到，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只有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因此，左县特别支部在左县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他主动接近党组织与革命武装人员。1949年7月上旬，左县特别支部接收黄宝业加入革命队伍，并在他家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指定黄宝业负责联络站的联络工作。
蒙大深是左县屈指可数的大财主，6个儿子均有大出息，其次子在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任职。在左县，蒙大深社交面广，与上至官府军政要员，下至乡村土豪劣绅和社会上三教九流均有来往，势力极大。左县革命根据地南同乡谭峝村与叫城村毗邻，一切活动都在蒙大深势力范围之内。如果蒙大深与国民党左县反动势力相勾结，左县革命游击斗争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南同乡革命游击斗争深入开展，中共左县特别支部决定从蒙大深的两个儿子入手。1949年夏天，蒙大深的四子蒙方治于广西大学毕业后回乡度假，县特别支部书记丘冰借机对他进行国内政治和形势教育，从思想上争取他支持革命、加入革命队伍。蒙方治表示愿意参加武工队，但担心会因此造成父兄不睦的影响，要求到别的游击区去工作。中共左县特别支部考虑了蒙方治的实际情况，把他介绍到中共左江工委机关去工作。接着，县特别支部书记丘冰又分别与蒙大深的三子蒙方力接触。蒙方力原是梧州日报社的记者，国民党南京政府覆灭后便离职回家。经过左县特别支部书记丘冰的开导和教育，加上其弟蒙方治的劝告，蒙方力憣然悔悟，毅然加入左县武工队。
蒙大深两个儿子都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参加革命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左县各个乡镇村屯，在左县人民群众中尤其是在叫城村一带产生极大的积极影响，消除了当地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畏惧心理，扫除了左县特别支部在左县发展农会组织和组建民兵武装队伍的障碍。
同正县特别支部开辟新区时，第一个需要统战的对象是国民党同正县当局派往十义、发明村一带山区探听农会组织消息的麻书。此人是同正县田粮处职员。维旧村的群众受到他的控制与威吓，产生畏惧心理，同正县特别支部在维旧村开展工作阻力很大。在当地比较有威望的韦锦山的配合下，同正县特别支部书记农西、康山武工队队长覃平波几番周折做通了麻书的工作，维旧村的工作才打开局面。维新村的当权者李光祖、韦体祯一开始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经过同正县特别支部的耐心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也被教育争取过来，韦体祯还主动交出一支七九步枪，并利用“两面政权”对付国民党当局，暗地里给同正县特别支部送情报[44]。1949年10月30日，国民党同正县警“扫荡”维新村时，韦体祯打入敌人内部，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同正县特别支部通报。敌人问他游击队在这一带有多少人、用什么武器，他故意夸大其词，敌人听后信以为真，心生惧意，“扫荡”草草收场。发明村分成两派，被群众称为“土皇帝”的大地主黄天球为一派，乡公所副乡长林培杰、村长林培育为另一派。这两派头目为了各自利益在村里各蒙蔽一部分群众互相对抗，甚至互相残杀。同正县特别支部了解情况后，首先做好受双方蒙蔽群众的思想工作，指出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劝大家不要受骗上当，被敌人利用，而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群众思想转变后，同正县特别支部成员分别找两派头目谈话，指出他们的罪行，教育他们认清形势、改邪归正，跟共产党走。结果林培杰、林培育两兄弟首先转变过来，表示不再为非作歹，并主动献出两支手枪、两支长枪。黄天球看到形势不妙，几天后也主动向同正县特别支部投诚自新。发明村群众两派敌对斗争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同正县游击新区的开展工作。
（六）县（工）委、县乡政权建立与县城的解放
随着解放斗争形势的深入发展，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对敌斗争形势的加剧以及群众发动工作深度与广度的不断拓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各县地方党组织，以适应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新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同时，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人民解放军的挥师西南推动和促进下，江州区三县（崇善县、左县、同正县）县城的解放先后到来。
1949年12月上旬，驻守南宁的国民党黄杰兵团残部两个连180余人遭到人民解放军的追击，逃窜到崇善县城，企图取道龙州，逃入越南。当残敌逃进崇善县城时，南下解放大军已经解放我国南疆的重要关卡——镇南关，切断残敌退路。残敌穷途末路，只好龟缩在城内。此时，县城内的局势也发生急剧变化，原驻守县城和包围岜等岩的县保安六团独立营300余人获悉南宁市已解放的消息，仓皇逃往龙州。
其时，虽然崇善县下属的绝大部分乡村已经获得解放，各乡镇人民政权已经建立，乡村包围城镇的态势已形成，最后摧毁国民党崇善县当局、解放崇善县城指日可待，但拥有210人枪的江南游击大队，其中第一中队40多人枪已进驻板利、那忙等地，开展迎接人民解放军、支援前线的工作，我方在兵力上并无优势。为了保证顺利解放崇善县，江南游击大队在解放大军未到来之前，只在城外监视敌人动向，围而不战。
崇善县革命委员会会旧址（资料图片）
崇善县城内居民人心惶惶，一怕土匪乘机入城抢劫，二怕国民党残军路过掳掠。城里居民日夜盼望解放大军早日到来。在此情形下，早已被县工委教育转化的国民党崇善县党部书记长关学廪、县商会会长黄史民组织城内部分居民成立迎接解放联合会，一边动员和组织广大居民积极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一边规劝潜藏在城内的两个连的国民党残兵和太平镇自卫队员弃暗投明，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主动配合保护县城工商业和文物。守城残敌自知已到穷途末路，不得不接受迎接解放联合会的忠告，老老实实待在城内，没有胡作非为；但他们仍抱着看时局变化如何再作打算的态度，派一个连驻守壶关，另一个连驻守城内。1949年12月17日，人民解放军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一个营从思乐县直插崇善县那贞乡。该乡乡长黄金山即刻向人民解放军汇报崇善县城的守敌人数、装备及兵力部署情况，并给人民解放军画了一张县城简略图。人民解放军了解情况后，立即进军江州乡。12月19日下午，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江南游击大队分三路进击崇善县，守敌身陷重围，走投无路，最后在迎接解放联合会规劝下，放下武器，自动列队，等候人民解放军进城。攻城部队一弹不发，胜利解放崇善县[45]。
此战，共俘国民党军八十七师两个连180多人、国民党太平镇自卫队30多人，缴获轻机枪8挺、迫击炮6门、步枪210支、冲锋枪9支、手枪15支及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即日，崇善县全境宣告解放。
1950年1月12日，张鹏翔纠集黎民强、黎美芝等两股土匪袭击黄村，失败后退回左县县城死守不出，并凭借周围四面修筑的城墙、碉堡和战壕，作困兽犹斗。左县独立营没有攻坚装备，难以强攻，便将县城团团围住，等候解放大军到来将其全部歼灭。
1950年1月13日，左县特别支部获悉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二师四五六团一营在同正县清剿地方土匪，立即派黄雪率领几名战士奔赴同正县城，向该部队首长汇报，请求支援。当晚，四五六团副团长胡应臣、营长徐大文率领一营700名战士赶到左县黄村后，就地召开连级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制订解放县城战斗方案。1月14日拂晓，大雾蒙蒙，指挥部抓住有利战机，立即发出全面攻城的号令。机炮连众将士在田埂上架起重机枪、六〇炮，一起向县城工事扫射和轰击。炮击后，人民解放军3个步兵连从四面八方攻入县城。城内守敌丢枪弃甲，举手投降。张鹏翔则趁乱带着几名心腹随从于北门地下水沟爬出城外后逃窜，余敌四散溃逃。人民解放军和左县独立营指战员占领县城，宣告左县县城解放[46]。
1949年11月下旬，中共同正县工委在发明村秾投屯召开工委会议，按照上级指示，决定以中共左江工委原先派来的14名武装基干队员为骨干，以康山武工队为基础，成立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同正县独立营（简称独立营）。独立营下设一个连三个排，工委副书记农西兼任营教导员，营长陆光，全营武装人员共120人。独立营的组建，壮大了同正县革命武装力量，为同正县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12月上旬，广西南宁解放后，同正县反动县长魏迅鹏深感大势已去，于是偷偷带领50多名县警弃城往越南方向逃窜。此时，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独立大队同正县中队队长农圃克率领本队战士在陇问村设伏。12月6日上午，魏迅鹏及县警等敌匪进入伏击圈，埋伏的队员们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敌人猛烈开火，高喊“缴枪不杀”。走投无路的县警大部分举枪投降，唯有魏迅鹏仍带7个顽敌窜到一块大石头后面负隅顽抗。游击队员集中火力将残敌打得抬不起头，最后活捉了魏迅鹏及7个反动县警，随后押往布练村，公审后当场枪决。国民党同正县驻那隆乡防共办事处自卫队队员获悉魏迅鹏等县警全部被歼后，仓皇弃乡逃遁。
12月12日，同正县工委在下岭屯召开工委会议，决定乘反“扫荡”斗争胜利的有利时机向县城进军，解放同正县城。据情报提供，县城当时还有自卫队70多人驻守，且配有轻机枪3挺。陇问村伏击战后，敌人加强了同正县城防守。独立营开到离县城约6公里的坛关屯后，先行驻扎下来，然后派邓汉理率领14名战士潜入县城侦察敌情，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13日，邕宁县坛洛乡匪首李祥星带领200多名土匪突然围攻同正县城，劫掠群众财物。在县城侦察情况的邓汉理等人灵活机变，立即组织县城军民数百人投入县城保卫战，连续打退土匪的几波进攻，一直鏖战到中午11时许，击毙土匪1人，缴获步枪1支、子弹数十发。土匪无法攻克县城，便放火烧毁新街和古恒村几间民房，劫走仍丰村数头耕牛后，退回坛洛。这次抗击土匪保卫县城的战斗，既保护了城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提高了革命武装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在李祥星攻打同正县城当天，扶南县旧庄匪首严卓然纠集100多名土匪也准备攻打同正县城。严卓然是白崇禧逃离广西前秘密部署潜伏下来伺机组织武装暴动的反动头目。听到同正县城枪声大作，他不敢贸然进攻县城，临时改变计划，派手下阮俊冒充独立营领导带领数名土匪潜入县城，秘密联系康山乡乡长谢作栋。抗击土匪李祥星的战斗结束后，谢作栋、阮俊秘密召开乡公所军政人员会议，中途邀请邓汉理参加，企图打探独立营的计划。邓汉理将计就计，与数名骨干赴会。会上，阮俊、谢作栋等人果然向邓汉理发难，试图了解独立营的下一步行动，并提出非分要求等。邓汉理严词拒绝。随后，邓汉理等人回到驻地并立即开会研究部署接管县城和敦促县自卫队员交枪等事宜。会后，独立营立即进入县城开展收缴自卫队枪支的行动。但因同正县民团副司令杨强和县自卫队总队长的阻挠，收缴自卫队枪支的计划没有成功。鉴于城内守敌已与外埠土匪串通一气，敌我双方武装力量悬殊，若开战并无取胜的可能；邓汉理当机立断率领独立营战士转移，返回驻地新安村，并汇报上述情况。同正县工委领导听取汇报后，决定等待县工委召开全委会议制订周密计划后，再行调动全部兵力进城，逼迫县自卫队缴械。
1949年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独立大队同正县中队队长农圃克率队进入同正县城，县自卫队没有武装反抗。同正县中队张贴布告，宣告同正县解放[47]。
1949年10月，中共思明地区工委在中越边境的卜马村召开会议。会议根据中共十万山地委的指示精神，将中共崇善县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崇善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崇善县工委）[48]，有工委成员3人，有党员31人，郭钦纲任书记，周煜坚、黄友德任委员。中共崇善县工委隶属中共十万山地委、中共思明地区工委。会议同时宣布建立崇善县人民政府[49]，任命郭钦纲为崇善县人民政府县长。同年11月，中共崇善县工委决定建立太平、新和、通康、古坡、江州、那贞、罗白、板利8个乡（镇）的人民政府，任命岑仕能为太平镇镇长，卢俊为新和乡乡长，罗军为通康乡乡长，冯炯昭为古坡乡乡长，朱秀春为江州乡乡长，黄金山为那贞乡乡长，旦贯通为罗白乡乡长，甘桂馨为板利乡乡长。1950年2月，经中共广西省委批准，中共崇善县工委改为中共崇善县委员会[50]，郭钦纲为书记，郭钦纲、周煜坚、黄友德为委员。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左江地委决定建立左县人民政府[51]，隶属龙州行政专员公署，任命黄雪为左县人民政府县长。1949年12月中旬，驮卢镇和平解放后，驮卢镇被设为左县人民政府临时驻地。1950年1月14日，左县县城解放，县政府机关迁入县城中东镇（今属扶绥）左州街。同期，左县人民政府建立驮卢、中东、南同、西安4个乡（镇）人民政府，并任命4个乡镇的正、副乡（镇）长。
左县人民政府旧址（资料图片）
1950年1月14日，左县全境解放后，左县特别支部由驮卢镇迁至左县县城中东乡左州街。2月，中共广西省委决定将中共左县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左县委员会[52]，隶属中共龙州地委。张放任县委书记，赵振权任县委副书记。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左江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同正县特别支部委员会改为中共同正县工作委员会[53]，并成立同正县人民政府，委任潘古（潘大瑄）为县工委书记兼县长，农西为副书记兼副县长，邓汉理为组织部部长，陆光为军事部部长。同正县工委隶属中共左江工委。11月，县长潘古在同正县游击区下灵屯宣布同正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54]，12月14日，同正县城中东镇解放，同正县人民政府机关迁入县城，隶属龙州行政公署。同正县城解放后，中共同正县工委与冀东抚宁县南下工作团、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扶南独立大队同正县中队先后进入县城。这3支革命队伍在进入同正县城前各自均已有一套同正县领导班子，并且隶属于不同的上级组织，但他们之间能够互相尊重、搞好团结，组织问题由上级党组织统一安排[55]。1950年1月，中共广西省委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把中共同正县工委改为中共同正县委员会[56]，隶属中共龙州地委，任命潘古为县委书记，县委工作机构设立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陈庆鹏（于风）任秘书，刘志光任宣传部部长兼组织部部长。
广大干部群众在崇左市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先烈（蒙新良 摄）
【注释】
[1]江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崇善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2]江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崇善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3]江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崇善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5]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6]中共崇左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崇左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7]中共崇左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崇左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8]中共崇左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崇左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9]中共崇左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崇左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10]中共崇左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崇左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11]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2]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13]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14]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15]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6]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17]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18]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9]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20]崇左县志编纂委员会：《崇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21]崇左县志编纂委员会：《崇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22]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23]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24]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25]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26]中共崇左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崇左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页。
[27]即征兵、征粮、征税。
[28]中共崇左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崇左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29]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30]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1]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32]属那隆乡民间交友结盟的一种形式，凡参加者都遵循“团结协作、有难相帮、有福共享、死不背叛”的结盟誓言。
[33]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34]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35]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36]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37]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38]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39]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40]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41]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42]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43]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44]中共扶绥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扶绥历史·第一卷（1928—2007）》，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45]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46]崇左县志编纂委员会：《崇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8页。
[47]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48]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49]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50]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51]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52]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53]中共崇左县委组织部、中共崇左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崇左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崇左县组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54]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55]中共扶绥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扶绥历史（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56]中共崇左市江州区委党史研究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江州区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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