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等国立九校合并为北平大学，朱家骅争夺领袖地位

回想起来,正是张作霖军阀势力的破坏终结了北大的“光辉岁月”。20年代末,北大失去了大部分的活力,上海也已超过北京(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被叫做“北平”)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但北大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一些学生还在努力使之恢复到1927年以前的状态,以确保它继续以富有文化与政治双重意义的身份出现。最早是在1927到1928年之间的那个冬天,数百名北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组织了一次复校运动。当国民党于1928年6月控制北京之后,这些地下工作者认为是时候将地下的活动转移到地上来了。于是他们迅即起草了一份《北大复校宣言》:“我们北京大学受军阀恶势力的摧残已经整整一年了。……但是我们时时刻刻忘不了恢复我们的北京大学。北大固有的精神仍然卓然存在,”由于“北伐的成功”,北大终于“复活了”。(107)

然而,国民党并没有想要恢复北京大学,而是希望对国立高校进行改组和整顿。因此,国民政府出台了由蔡元培领衔的“大学院”计划。新的制度规定北大等国立九校将合并为“北平大学”,由李石曾任校长,总理“北平大学区”内一切教育事务。许多北大学生推测国民党之所以要废除北大,是因为他们对北大自五四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抗议传统心怀畏惧。国民党的“大学区”计划、强硬的反共立场,以及向学生灌输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举措,都使得许多北大师生感到心灰意冷。(108) 据陶钝回忆,当时蒋介石曾来北大演讲。虽然一开始这座千人大礼堂座无虚席,但在蒋介石诋毁了共产党之后,许多学生开始退席。听众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前头拥护他的百余人”还在听着蒋介石声色俱厉的演说。(109)

很快,一场准备充分的复校运动悄然登场了。1928年底,激进的学生成立了诸如“救校敢死队”和“武力护校团”这样的组织;11月,大约500名学生举着北京大学的校旗,游行至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在发现空无一人之后,他们砸碎了办事处的窗户。国民党当局试图恐吓学生,甚至一度派出数百名武装军警,但是学生们并未退让。实际上,他们不久便派代表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1929年初,在蔡元培的居中调停之下,这场运动终于有了些许成效。1929年8月,虽然距离尘埃落定尚有几个月的时间,但被持续的骚乱搞得焦头烂额的国民党当局已决定恢复北京大学。(110)

可以想见,北大31周年纪念会一定是场盛会。保卫北大的胜利使他们确信,北大是不可动摇的,是注定要在中国开出一片天地来的。纪念册的文章中流露出一种高度乐观的情绪,同时也能从中看出他们刻意淡化了北大内部的分裂。不仅如此,其中还反映了许多学生的一个强烈愿望——夺回北大“应有的”全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这种情感基调下,法科学生王镜铭写道:“北大的胜利就是革命的胜利,北大的失败就是革命的失败。”(111) 为了支持这一论断,许多作者都不遗余力地罗列北大在20年代领导的各种国民运动。正如其中一位所说:“我们在这复活后的生日纪念的当儿觉得我们的责任较前更加重大……继续已往的精神,创造她未来的新生命。”(112)

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言过其实了。实际上他们的大学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独特性。现在中国的首都是南京,国民政府也已在那里以及武昌和广州都建立了国立大学。这些大学吸引了南方那些原本属于北大的生源。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朱家骅就明确表示要与“北京大学分庭抗礼,争夺知识界的领袖地位”。(113) 北大也不再是唯一一所可以标榜自己是敢为天下先的大学了。除它之外,北平、上海和南京等地的高校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运动技巧和民族主义导向。而北大作为这方面的开创者,现在却不得不与它的兄弟院校在该领域一争高下。(114)

国民党所建立的高校除了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之外,还有着重视实用学科(科学与技术)看轻人文学科的特点。建设国家成了当务之急,大专院校将成为“训练基地,培养在技术上有能力且在意识形态上正确的学生”。(115) 在“南京十年”北大当然也备受压力,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大从未被国民党完全征服。北京大学远不像20年代那么活跃,而且即使在北平它也受到来自清华大学在学术和政治运动上的双重竞争压力。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大落在了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之后。这两所学校得益于与美国的关系而从国民政府那里获得了比北大更多的自由。(116) 尽管如此,北大对自己历史的铭记及其回顾历史的方式,都使之继续作为一个可以自由思考的圣地,与千篇一律强调实用学科的其他高校迥然不同。(117)

(1) 叶嘉炽:《军阀统治与教育经费,1916—1927》,傅佛果、罗威廉编:《透视变化中的中国》,科罗拉多州:西景出版社,1979年,第187页。

(2)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1册,第78—79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20页。《京学界教育经费独立之运动》,《教育杂志》第13卷第4号,1921年4月20日。

(3) 《教育经费独立之大运动》,《晨报》1921年3月13日,第2版。

(4) 《八校学生昨在新华门请愿》,《晨报》1921年4月13日,第2版。

(5) 寿墨卿:《马叙伦先生事略》,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6) 《挨打后教职员学生之文告》,《晨报》1921年6月5日。《教育界创痛中之呼号声》,《晨报》1921年6月6日。相关照片见《晨报》1921年6月7日号。

(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77—80页。

(8) 蒋梦麟、胡适和教育系的朱经农都是任教于北大的哥大毕业生。关于北大与哥大的关系,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三辑。

(9) 完整的北大外籍教师名单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30—231页。孟禄的演讲参见:《大学之职务》,《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27日,第1—4版。

(10) 北京大学研究所始建于1917年。1921年12月14日,评议会通过了“新定本校研究所组织大纲案”,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校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17日,第1—3版。

(11) 北大生活编辑部:《北大生活》,1921年,第1—3页。

(12)有误,查该报此时总主笔为柯乐文,是一名美国人而非英国人。——译者注。

(13)《发刊词》,《北大学生新闻》1923年1月22日,第1版。

(14) 黎安友:《北京政治:1918—1923》,第176页。

()* *查原文,疑原书误将“Provisional Constitution”(临时约法)写成了“Provincial Constitution”(省宪法)。——译者注。

(15)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359页。石原皋:《闲话胡适》,第129—130页。

(16)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346—348页。

(17) 学生军是由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军事家蒋百里指导的。李昌仁:《我过去学生军生活及今后所希望于本军同人者》,《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80页。《学生军第一学期课程表》,《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7日,第3版。

(18) 有关“罗文干案”,参见黎安友:《北京政治:1918—1923》,第193—200页。

(19) 有关“讲义费风潮”,参见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214—218页。

(20)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11—313页。

(21) 转引自马征:《教育之梦——蔡元培传》,第341页。

(22) 引文参见《游行被驱散、军警殴打学生致重伤》,《北京导报》1923年1月20日。关于学生召开的记者会,参见《昨日学生联合会招待新闻记者情形》,《北大学生新闻》1923年1月25日,第2版。

(23) 《我们对于北京国立学校南迁的主张》,《晨报》1923年2月5日。《北京导报》1923年2月1日至2日,第1页和第8页。

(24) 胡适:《蔡元培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梁柱、王世儒编:《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236—243页。

(25) 陈独秀和蔡和森于1922年在上海创办了《向导》,然而该杂志的通讯地址却是北京大学。有关作为《向导》出版商的亚东图书馆,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79—80页。

(26) 陈独秀:《评蔡校长宣言》,《向导周报》第1集第17期(1923年),第134—135页。

(27) 陈独秀:《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向导周报》第1集第18期(1923年)。

(28) 在1922年,北京的20名共产党员中有17名来自北大。到了1926年则有将近一半来自北大。参见王效挺、黄文一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13页。

(29) 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第244页。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82—284、377—378页。陈泰生、陈喜庆等:《北京青年运动史》,第44—47页。

(30)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第77页。

(31)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52—153页。

(32) 《我们和彭允彝》,《北大学生新闻》1923年1月25日,第4版。《不合作和革命》,《北大学生新闻》1923年1月29日,第4版。邓仲澥(中夏):《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北大学生新闻》1923年1月31日,第1—2版。此时,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参见关一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运动:邓中夏研究,1894—1933》,第28—35页。

(33) 《“二七”惨事伤亡表》,《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3年3月26日,第1—2版和1923年3月27日,第2—3版。

(34) 《论中国不得不革命》,《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3年2月14日,第1—2版。

(35)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此次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的希望》,《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3年2月27日,第1—2版。

(36) 曲士培:《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第58—59页。

(37)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43页。也可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31页。

(38) 《本校附设音乐传习所第四次演奏会豫告》,《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3月7日,第3版。

(39) 曲士培:《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第59页。

(40) 蒋梦麟:《北大之精神》,《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1—2页。

(41) 罗敦伟:《北京大学今后的使命》,《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53—58页。

(42) 朱务善:《北大精神》,《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9—17页。余维一:《纪念一运动》,《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3—9页。

(43)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43—53页。

(44) 关蔚华:《北京大学诞生的背景和他应有的使命及精神》,《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30—33页。

(45)丁文安:《我对于北大将来的希望》,《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34—37页。苏甲荣:《因本校纪念而引起我的感想和希望》,《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第61—64页。

(46)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47)王晓秋:《孙中山与北京大学》,第61—63页。

(4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5页。——译者注。

(49)北大的另外两位代表是谭熙鸿和石瑛。参见李书华:《七年北大》,第20页。

(50)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63—165页。陈泰生、陈喜庆等:《北京青年运动史》,第58—60页。王晓秋:《孙中山与北京大学》,第58页。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222页。

(51)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67页。

(52) 《载德报告北京各校纪念五一活动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运运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11—612页。

(53)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67页。

(54) 曲士培:《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第61页。

(55) 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3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64页。

(56) 这篇发刊词是周作人写的。(www.xing528.com)

(57) 《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第2页。

(58) 石原皋:《闲话胡适》,第137页。有关“善后会议”的争论,参见陈泰生、陈喜庆等:《北京青年运动史》,第66—71页。

(59) 刘炎生:《林语堂评传》,第30—31页。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37页。

(60)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第82—83页。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26页。

(61)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20页。

(62)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8—29页。也见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23页。

(63) 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1983年,第173、176页。

(64) 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第171页。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第30、33页。也见周作人:《北大感旧录》,第419—424页。荛公(谢兴尧):《红楼一角》,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453—459页。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第418—422页。

(65) 林太乙:《林语堂传》,第48、64页。也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第3页。

(66) 《又是教育风潮》,《现代评论》第1卷第15期,第2页。

(67) 关于章士钊的保守主义,参见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

(68) 《“五四”和“五七”纪念》,《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第2页。《五七事件感言》,《现代评论》第1卷第23期,第3—5页。在章士钊禁止纪念国耻日之后,数千名学生要求章氏下台。他于5月份辞职并避居天津。然而在7月份他又官复原职了。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70页。

(69)此处有误,电报落款为“北京大学学生军全体”,非“北京大学学生会”,见《北大学生军致广东学生军电》,《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7月9日,第1版。下段句首之“学生会”亦为“北大学生军”之误。——译者注。

(70)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70—175页。张荣福:《北大学生军》,《京报副刊》1925年7月22日和29日,均为第1版。黎令勤:《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4—1949》,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

(71)应为“学生军”。——译者注。

(72)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第244页。范体仁:《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若干团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第77—78页。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20—129页。黄宝实:《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7—30页。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262—263页。

(73) 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第263页。

(74) 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33页。

(75) 叶文心:《外省行人:文化、空间和中国共产主义起源》,第214—218页。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51—52页。

(76) 华志坚:《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以上海为视角》,第117—124页。

(77) 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见闻记》,第488页。

(78) 例如,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12、131、136页。荛公(谢兴尧):《红楼一角》,第459页。

(79) 章士钊计划筹建一所新的女子师范学校,并自任校长。

(80)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77页。

(81) 《政府与北京大学》,《现代评论》第2卷第40期,第5页。《闲话》,《现代评论》第2卷第40期,第14—16页。《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9月21日,第1—3版。也见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第242页。白吉庵:《胡适传》,第226页。

(82) 沈松侨:《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第244页。

(83) 《本校廿七周年纪念经过纪略》,《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12月26日,第1版。

(84)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第187、193和201页。

(85) 张经辰:《我们今天这个纪念日意义》,陈启修:《北京大学在国民革命时代的任务》,周作人:《这一年》,《北大学生会周刊》1925年,分别为第2—3、4—6和7—8页。

(86) 周鲠生:《北大的使命》,《北大学生会周刊》1925年,第6—7页。

(87) 顾孟余:《本校二十七周年纪念》,《北大学生会周刊》1925年,第2—3页。陈启修:《北京大学在国民革命时代的任务》,《北大学生会周刊》1925年,第4—6页。

(88) 王德崇:《北大此时此地应负的责任》,《北大学生会周刊》1925年,第13—15页。邓文辉:《我们为什么要举行二十七周年纪念》,《北大学生会周刊》1925年,第15—16页。明仲祺:《北大在历史上负的两大使命》,《北大学生会周刊》1925年,第23—24页。

(89) 鲁迅:《我观北大》,《北大学生会周刊》1925年,第8—9页。

(90) 参见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4章。

(91)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180—186页。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4章。陈泰生、陈喜庆等:《北京青年运动史》,第118页。

(92) 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59—160页。

(93) 川岛:《五四杂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第969页。

(94) 老敢:《不死不活之北京大学》,《国闻周报》第3卷第42期(1926年)。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23页。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第139页。

(95)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36—237页。

(96)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35—238页。徐宝璜:《北大三十一周年纪念日之感想及历年毕业生之统计》,《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第22—23页。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50—151页。

(97) 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第109—110页。陈福康:《郑振铎传》,第90—91页。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的发展,1876—1937》,第424页。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反思五四的思想方案》,第53页。

(98) 《商务书馆编译所来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5月26日,第1版。

(99) 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见闻记》,第489—490页。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43—44页。当时层级比较低的编辑所做的事,“不过是主要将以前的文言课本改为白话而已”。见陈福康:《郑振铎传》,第84页。

(100) 杨东平:《城市季风》,第93页。

(101)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20—122页。有关知识分子在南京政府十年之中所遭遇的疏远,参见该书第7章。

(102) 关于“党化教育”和朱家骅在其中的作用,参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15—120页。

(103) 叶文心:《导论:解读中国的现代性,1900—1950》,第7页。也见李欧梵:《上海摩登的文化建构:一些初步看法》和高家龙:《中国的药品营销与广告梦,1900—1950》,叶文心编:《成为中国的:通往并超越现代性之路》,第62—97页。

(104) 贺麦晓:《文学研究会(1920—1947)与民初的文学界》,第21页。威廉·米勒:《语丝社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界》,第56—59页。西谛:《杂谭》,《文学旬刊》1922年第40期,第3页。

(105)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第49页。

(106) 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13页。陈福康:《郑振铎传》,第89—90页。

(107)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40—241页。

(108)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43、247页。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97—198页。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12—113页。戴维翰:《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大学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87—89页。

(109) 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96—197页。

(110)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63—71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245—250页。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202—204页。陈明銶、阿里夫·德里克:《学校农场工厂化: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1927—1932》,北卡罗莱那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7—230页。

(111)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3册,第180页。

(112) 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3册,第146页。

(113) 有关这一点以及北大学生的生源地统计数据,参见吴相湘、刘绍唐主编:《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3册,第42—62页。引文转引自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78页。

(114) 易社强:《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1927—1937》,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华志坚:《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以上海为视角》。

(115)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79页。

(116) 这是因为燕京大学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而清华大学则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关于“一二·九”运动,参见易社强:《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1927—1937》,第5章。

(117) 另一个独立思考的中心是上海的国立劳动大学。它是由国民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于1927年创办的。其办学宗旨是“通过创造一种新型知识分子——劳动知识分子,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差别”。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并不看好这所大学。劳动大学最终在1932年被迫关闭。参见陈明銶、阿里夫·德里克:《学校农场工厂化: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1927—1932》。引文见该书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