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巩固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高潮

当孙中山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重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巩固了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因而成功地将国民革命推向了高潮。在会中,孙中山表示蔡元培领导的北大对北京的进步力量贡献良多,希望蔡元培“由欧洲回国后仍能到北京去工作”。(46) 虽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强烈地表明了他仍然认为北大有潜力成为北方的行动基地,并在征召新军方面与即将开办的黄埔军校形成呼应。1920年代初孙中山之所以会在上海和广州多次亲切接见北大学生代表也是出于这一考虑。(47)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适逢列宁逝世,广州的与会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悲痛。李大钊等三名(孙中山特别尊敬李大钊,并委任他及其他四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48) )北大教授由于被孙中山邀请作为北京特别区代表前往参会,错过了在北大举行的列宁追悼大会。(49) 不过正是那个与李大钊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生社团组织了这次有超过千人参加的活动。这一数字表明,李大钊在北大辛苦经营起来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一样都获得了成效。他的这一成果,再加上他所起到的弥合两党的重要作用,使得北大成为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在此之前,国民党在北方的力量不足,但到了1924年初,它已成为很受北方学生欢迎的一个政党了。此时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民国日报》在北京学生中拥有很多读者。此外,当被问及“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的大人物是哪几位?”时,有473名北大学生选择了孙中山,而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173票的陈独秀和153票的蔡元培。(50)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加入国民党,确保了京城的革命运动将在左派的领导之下。这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几周里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左倾知识分子开始为恢复中国与莫斯科的革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而进行造势。到了3月份,明显是迫于美日等国的压力,北洋政府迟迟不愿意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这再度引发了将要持续数月之久的全国性反帝反军阀运动。(51) 1924年5月1日,参与统一战线革命运动的几百名师生借师大礼堂召开“劳动纪念会”。根据一份警方的报告,纪念会的组织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北大的在校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学生们在墙上张贴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等的白纸条,并邀请李大钊、高一涵和李石曾就劳动节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发表演说。最后,由组织者解释了国民党“三民主义”背后的革命精神。(52)

这次劳动纪念会确实不同于以往,而是非常公开。5月底,军警被派往北大宿舍区大捕共产党员。(53) 被通缉的李大钊,随即在掩护下前往莫斯科,并在那里逗留了6个月。对于那些在北大参与国民革命运动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未来数年紧张局势的开始;而对于大学的管理者而言,这则是一个充满忧虑的时期。蒋梦麟写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54)

1924年10月底,在冯玉祥与吴佩孚闹翻,转而联合张作霖将曹锟赶下台之后,紧张的局势暂时得到了缓和。在冯玉祥的支持下,段祺瑞成为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虽然他在知识分子中依旧不受欢迎,但知识分子能感觉到现在当权的是相对温和的势力。如果能将全国负责任的政治领袖们都联合起来,那么他们是否能通过谈判解决长期以来的南北纷争呢?对于孙中山而言,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孙中山呼吁召开一个国民会议,以此来“联合,平息以及重建国家”,并准备北上重新统一全国。他在黄埔军校的告别演讲中说:“本党革命二十多年,总是不成功……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于从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个效力才大。”(55)

在1924年最后几个月里的北大,随着两份新刊物的创刊,刮起了一阵新闻风。这两本期刊分别是:《语丝》,主要成员是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钱玄同、顾颉刚、刘复、郁达夫和林语堂;《现代评论》,胡适主办,与《努力周报》非常相似。其他参与《现代评论》的知识分子还有陈源、高一涵、徐志摩、王世杰、周鲠生、蒋廷黻、陶孟和和梁实秋。《语丝》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五四反传统精神的捍卫者,而《现代评论》则在措辞上更加谨慎,坚持以渐进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文学研究会迁到上海之后,北京失去了其引以为傲的文学地位,而许多研究会成员都与大型出版商往来甚密。这一切都令语丝派感到非常失望。他们在《语丝》创刊号的前言中写道:“我们……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56) 对比之下,《现代评论》在前言中强调他们将以促进研究为主,而不尚攻讦。(57)

《语丝》相比《现代评论》既在文化上更加激进,又更支持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就在孙中山抵达北京试图确保其在统一后当选总统之际,两份刊物就政治问题发生了争论。在段祺瑞政府与孙中山协商时,《现代评论》为段祺瑞说话;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都反对胡适接受段祺瑞的邀请出席“善后会议”时,《现代评论》又为胡适辩护,这些都激起了《语丝》的尖锐批评。(58) 语丝社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做官,“现代评论派”则是“适于做官的”。林语堂在解释《语丝》的立场时说:“我们都认为胡适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由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北大学生陶钝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语丝》倾向革命,赞成国共合作;《现代评论》拥护现政府,反对学生运动。青年学生多数对《语丝》是赞同的,有些人就是接受了《语丝》的思想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不少的学生,赞同《现代评论》,又不敢公开表态。”(59)

本来,北大同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已经存在好些年了,但这个时候革命组织的加速发展扩大了这一分歧。1925年3月初孙中山病危之际,偏向国民党右派的师生试图破坏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在北大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而左派分子也使用暴力破坏了右派分子的集会。(60) 这些冲突都说明从属于不同党派的学生之间对于权力和影响力的争夺正在与日俱增。除《语丝》之外,从1915年3月起,左翼知识分子也引《猛进》为同道。《猛进》是一份由北大哲学系教授徐炳昶编辑的周刊。在政治光谱的另一侧,那些反对国民党左派强调阶级分析法的人在《醒狮周报》上找到了知音。这是上海的一份比《现代评论》还“右”的刊物。它迅速在北大生成了外围组织,如学生办的《国魂》等等。(61)

据曾给《现代评论》写过稿的史学系教授陈翰笙说,1920年代中期北大教师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生物系主任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历史系的系主任朱希祖是日法派的,他对我这个从欧美回来的人很不喜欢,想把我排挤走,要他的留日朋友代替我。”(62) 不同的学科由不同留学背景的人所把持。尽管文科多由日法派所掌控,但法科的教授主要是英美德派,而自然科学则较为均衡。因此,鲁迅有一个观察,说《语丝》在北大的流行“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法科是被现代评论派(王世杰、周鲠生、高一涵和陶孟和)所主导的。(63)

鲁迅毫无疑问更喜欢文科,尤其是文学系,不过其中另有原因:该系由他的浙江同乡所把持。史学系主任朱希祖的儿子朱偰在20年代曾就读于北大。他回忆说当时文科是浙江人“三沈两马”——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三兄弟,以及马幼渔和马衡兄弟——的天下。实际上,当时的北大有四分之一的教员都是浙江人。马幼渔、沈尹默和朱希祖可以说是其中最有权势的三位。他们因专横跋扈任人唯亲而饱受非议。(64) (www.xing528.com)

尽管北大内部各种意见歧出,但在外人眼中北大仍是铁板一块。林语堂就曾说过,虽然《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的掐架在坊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但他们间的矛盾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大家私交甚笃。(65) 即使现代评论派在1925年初同情过段祺瑞政府,但当局的反民主行径以及它处理教育事务的方式都使得温和派无法保持对它的信心而倒向了《语丝》。3月,当段祺瑞任命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时,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爆发了。《现代评论》虽然谴责了愤怒的学生以武力恐吓王氏,并呼吁民众有序地进行抗议,但它毫无疑问不赞成段祺瑞的任命。(66) 王九龄在声名狼藉之后(他曾因贩鸦片烟而在上海入狱),被迫下台。新署教育总长章士钊在此时已右倾,他同样受到了《现代评论》的抨击。(67) 1925年春,章士钊禁止学生为5月7日国耻日举行10周年的纪念活动。《现代评论》指责政府剥夺了国民表达爱国之情的权利。(68)

但章士钊的高压政策并未奏效,知识分子仍旧于1925年夏天领导了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反帝游行。6月3日,上海的英国巡捕在5月30日枪杀12名抗议者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有超过10万人上街游行,北大等高校的学生举行了长达3个月的罢课。当年夏天,教师们请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北大的“救国团”也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帝国主义的恶果。北京大学学生军也因在此期间帮助维持游行秩序而声名鹊起。一份报道显示,北大到1920年代中期有一半的学生脱下长衫换上了军装。《京报》对此赞誉有加,并展示了他们是如何与广州黄埔军校的广东学生军的精神气质相联系的。确实,北大学生会(69) 曾致电广东学生军声言:“吾辈之欲革命以建国者,百尺竿头,当更进一步。”(70)

但学生会(71) 代表不了所有北大学生。就像五卅运动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总体上“政治化和两极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一样,它也加速了学生群体的分裂。不同党派均视校园游行活动为一种提高自身影响力的绝佳手段,因而互相争夺着控制权。例如,右派方面是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北大教授顾孟余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与服膺国家主义的青年党(由李璜教授领导)相竞争,而左派方面则主要是实践社在竞争。(72) 当学生会在1925年秋进行改选时,各党派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支持实践社的程厚之回忆说:

我参加实践社不久,北大学生会改选,一个我过去从未见过的政治斗争场面开始了。北大学生会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缩影,为了争取学生会代表的席位和执行委员,各党各派在竞选中展开了争夺战。CP和国民党左派在竞选斗争中紧密联合,和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斗争……不分昼夜地进行活动……由于统一战线有李大钊的领导,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25年下半年以后,北大学生会的领导权便掌握在革命统一战线手中,北京学生总会也由此为革命力量领导起来。(73)

对此陶钝则说:“一个党派的成员在北大学生会当选掌握实权的职位,就要在北京组织学联时争夺全市学生的领导权;如果争得北京学联的领导权,就有资格组织领导全国学联。所以各党派都注意北大学生会的选举。”(74)

各政党对学生会席位的激烈争夺证明了孙中山北上前的观察——谁能影响北京,谁就能影响整个中国。然而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暴风眼正是在五卅运动时期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和广州。(75) 虽然在北方,军阀与统一战线的革命者仍在争夺着北京,但五卅运动表明,社会抗议运动不再像以前以学生为中心了,转而变为一种受政党和工人组织领导的形式。(76) 各政党及工人阶级的运动都不以北京为中心。现如今,为了获得革命党的青睐,北大不得不与其他的高校竞争——主要是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正如陶希圣所说:“当时,上海为广州革命行动的前线,广州为上海革命思想的大本营。各省学生青年有志投黄埔军校者,到上海,进上海大学,再转广州。”(77)

这不是说北大变成了一所普通的大学。直到1926年北京大学与南京的东南大学仍是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20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北大的学生,现在回忆起来仍说当时的北大尚有五四遗风,不仅学术上自由、包容,政治上也十分开放。(78) 但如果说北大没有因五卅运动而失掉全部的思想与政治活力的话,那么到1925年夏,北大的重要性无可辩驳地降低了,而教师内部的分裂也使北大无法发出一个统一的声音。这一内部分裂在教育总长章士钊以学生过度参与左派政治为由宣布关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后显露无遗。(79) 当时,马幼渔、鲁迅和周作人等几位北大教授都在女师大兼课,并同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关系密切。8月18日,他们劝说北大评议会同教育部脱离关系以示北大拒绝接受章士钊的命令。章士钊也以解散北大相威胁。9月初,段祺瑞政府停发了北大的经费。(80)

并非所有的北大人都不赞同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决定,评议会是以7票对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的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提案。《现代评论》批评北大的“浙江派”(反对关闭女师大的主要是马幼渔、鲁迅和周作人等浙江人)不仅包庇女师大学生的不轨行为,还迫使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另一篇文章还斥责北大已发展成为“少数专制的局面”。(81) 随着北大与章士钊和段祺瑞政府的斗争在这个秋天持续发酵,《现代评论》与《语丝》和《猛进》之间又掀起了一场笔战。12月初,章士钊在其寓所被游行的数千市民和学生焚毁后,终于辞去了总长职。(82) 然而这时北京政府与张作霖之间早已是剑拔弩张,眼看就要爆发新一轮的军阀混战了。北大内部也是一如既往地处于分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