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25周年纪念册的独特体现

上文所提到的那些事件占据了新闻媒体的很大篇幅,让人误以为北大现在是以搞政治斗争为主、高等教育为辅了。其实,正常的大学生活仍在继续,就连那些活跃分子也在强调学术的至关重要。例如李大钊在1922年12月写道:“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37) 《北京大学日刊》在1923年的整个春季照旧刊登各种学者讲座的通知以及大量的学术长文。即使在政治动荡时期,北大音乐传习所仍照常活动,并在3月10日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街头的各种口号,以及报刊上的犀利文辞都没能淹没舒伯特、贝多芬和肖邦的美妙旋律。(38)

然而,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这对中国的自由政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平时的大学生活则变成了一种间接反抗的载体、一种可以向外界表明心声的途径,即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的梦想是不会被一同扑灭的。例如古典音乐会本身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之下,音乐会的举办便具有了政治色彩,因为它象征着北大努力保持学术于不坠的决心。就像蒋梦麟1923年秋在北大开学典礼上所说的,当时北大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如果北大垮掉了,那么反动派将在北方取得完胜。为了防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并维持北大的正常运转,蒋梦麟不得不尽可能地削减大学的开支。(39)

即便如此,1923年12月的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会仍然办得有声有色。这次尤为清楚的是,无论是那些在纪念会上发言的人,还是为北大撰写纪念文章的人都认为北大是愈挫愈勇敢为人先。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北大自我定位为一位“欲挽狂澜”的孤独勇士的历程。正是这“滔天巨浸”给了北大无穷的力量,并使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了最高学府的重要性。换言之,北大越是遭到政府的忽视甚至摧残,它就越能得到中国人的同情。此后,北大给人的印象便固化为:不论政治和社会多么腐败多么无望,它将永远舍我其谁为人前驱。

25周年纪念册的文章体现了独特的“北大精神”是怎样在此时生根发芽的。蒋梦麟在卷首写道,北大“屡经时潮”,却能“巍然独存”正是因为有“北大精神”。这一精神源自“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他说,这些价值观对北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适用那么简单,而是决定着北大自身的调适能力;校内各派“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思想自由精神使北大能容纳各种学说,而非一家一派,因而他们“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40) (www.xing528.com)

其他文章也有类似的说法。有名的激进学生罗敦伟宣称北大的使命是与强大的、阶级性的种族主义思想作斗争,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人道社会。18世纪腐败落后的法国政局所产生的不满情绪直接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以及随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法国当年的情形一样,今日中国的黑暗催生了思想领袖的出现,他们将指引社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罗敦伟认为,北大现在的使命不仅是要培养专家,更是要培养理想崇高、坚毅果敢的国之领袖。(41) 另一位学生领袖朱务善写道,北大的独特精神恰恰是在逆境中显现出来的。学生余维一将作为思想先锋的北大与作为政治领袖的北大之间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本次纪念会至少应将焦点对准如何推动一个基础广泛的运动来保护北大不受政府的摧残,否则便是不值得的。换句话说,纪念会应当是一场新的护校运动的第一阶段。余君解释说,北大作为“国立的最高学府”,凡是中国的国民“个个都是受了本校的成绩的影响的”,因而社会有责任保护北大不受军阀政府有计划的摧残。他说,假如说“政府如国家的头脑”,那么“本校如国家的神经”,“倘若神经失了作用,头脑也会成一个空壳,不能生半点作用”。(42)

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黄日葵写道,任何一国的大学都有为本国发展“文化思想学术”的使命,但是越是在落后国家,大学的使命越是重大。他说,北大诞生于一个糟糕的时代——就像“贫苦的家庭的孤儿”,注定要奋斗。黄日葵将北大与19世纪的莫斯科大学相提并论,称后者是俄国“时代的创造者”,俄罗斯新思想的发源地,并极大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铺平了道路。北大不能满足于既有的成绩,而必须继续奋斗,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属于自己的革命。(43)

黄日葵的北大不能止步于已有成绩的言论,是纪念册中另一个突出的主题。关蔚华写道,不像其他学校的学生只会自吹自擂,北大的学生为了提高自身,并不怕暴露他们的缺点。(44)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批评的精神,丁文安鼓励同学多做健康有益的活动。如果他们继续赌博或嫖娼,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与他的同学苏甲荣一样,丁也提到,为数不少的住在校外公寓的同学,由于受到种种不良诱惑的影响而不能专心学习,令大学蒙羞。苏甲荣还抱怨北大被认为是严进宽出。他说,这是由于只有一小部分同学知道该如何鞭策自己学习。(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