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激进浪潮：蔡元培引发的新革命

蔡元培的辞职在北京学术圈内引发了一股怒潮。这股怒潮成为全国不断增长的激进浪潮中的一部分。蔡元培的举动与“不合作主义”(当时的记者套用来形容蔡元培的立场)相合,这产生了一种真切的失落感和一个绝佳的动员问题。此时的蔡元培被北大师生看作是慈母一般。一个北大的学生刊物写道:“我们朝夕所依恋的‘慈母’走了,这是我们何等痛心的事!军阀的走狗彭允彝把我的‘慈母’逼走了,这是我们何等切齿的事!”①北大学生会、评议会以及国立八校校长一致声言要发动“驱彭(允彝)挽蔡(元培)”运动。

1923年1月19日,国立八校的学生们聚集在国会外反对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国会议长吴景濂派出军警残酷地殴打了学生。火上浇油的是,彭允彝当天获得了参议院的通过。媒体间关于这次暴力镇压的报道差异很大。以邵飘萍《京报》为首的北京进步期刊,对政府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由一名在北大教英语的英国人*主持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同样站在学生这边。“当拉着国会议员的汽车、马车和黄包车出现在国会门口时,学生们早已举着‘罢免彭允彝’和‘挽留蔡校长’的旗子等候多时了……很快,军警的人数便与学生的人数差不多了……至少有5名学生都是被10到12名军警团团围住并在20码外用皮带抽打。”另一方面,政府控制的媒体称是学生自己的不轨行为招致了军警的殴打,而蔡元培则是煽动者。学生们对此类报道十分厌恶,于是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记者阐述他们的看法。(22)

到2月初,开封、太原以及江南多地都传来了声援北京学生的宣言。例如浙江学生联合会和东南大学(此时正在崛起的另一所顶尖国立大学)都致电北京有关部门表示支持北京学生。此外,报纸上说,离开北京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顾颉刚和叶圣陶等知识分子再一次产生了将北大南迁的想法,以保护其免受政治的干扰,同时也联合声明不与北京政府合作。(23) 中国的知识界再一次将其目光投向了南方。不过这一次,除了上海之外还有广州。当时的孙中山正着手改组国民党,并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然而,北大既没有南迁也没有发表不合作宣言,而是由北京学术圈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出面鼓励京城师生在同政治与文化的反动势力做斗争时绝不退让。例如,胡适在《努力周报》中写道,人们应尊重蔡元培的个人选择,但不应效仿。胡适说当今的学生堪比东汉末年和两宋时期的太学生,以及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和复社——他们都是在关键时刻“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替他们开口了”。这表明人们对于学生运动的评价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胡适说,尽管他恳请老师们不要再罢教以免耽误学生的学业,但其实由教师参与政治甚至带头反抗腐败政客和军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4)

更加尖锐的要求来自社会主义者,以及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左派。《向导》是中国第一本公开宣扬共产主义的期刊,也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它由同样位于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印行。《甲寅》和《新青年》也是在这里出版的。《向导》呼吁知识分子发动一场更加猛烈的反军阀运动。(25) 蔡元培辞职一周后,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分析蔡元培此举用意的文章。文中他呼吁推翻北京政府。他说蔡元培通过辞职证明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因此相比于那些为北京政府的“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的人来说当然“高明得万倍”,但他还是对蔡元培的做法不能苟同。他写道:“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的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因为社会上领袖人物若取消极的态度,不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并且往往引导群众心理渐渐离开苦战恶斗积极的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东洋民族之所以衰弱不振,正以消极的思想为最大病根……现在北京晨报竟称蔡校长为中国之甘地,竟称不合作主义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真是中国思想界一大厄运!”令陈独秀感到尤其沮丧的是蔡元培似乎认为中国的命运只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他总结说:“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26)

陈独秀在下一期《向导》中仍继续他的抨击:“我们一方面天天骂军阀官僚包办政治败坏国家,一方面却又天天主张我们不干预政治,这种思想是何等矛盾!……我们敢说:中国政治坏到现在这样地步,不是军阀官僚自己要包办政治的罪恶,乃是士、农、工、商都放弃责任而且忍心害理的主张不问政治,甘心让军阀官僚包办的罪恶。”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知识分子“珍惜自己的羽毛”不问政治。“教员学生除了教书读书以外,出来主张教育独立,主张司法独立,主张驱彭,也都是些政治运动了,还说不干预政治,真是掩耳盗铃。亚里斯多德说得好,‘人是政治的动物’,除非不是人,哪能够不问政治!”(27)

北大的学生活动家们很快便将驱彭运动与校外的政治文化斗争结合在了一起。到1923年初,北大出现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共产主义社团。在1920年3月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后的几个月间,李大钊又在北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分支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青年团便成为学校里的一个重要组织。尽管到1921年11月时参与的人数还很少,但李大钊认为此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很可观,故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在北大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而实际上该会已成立一年多了。(28) 这时,那些不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们已经开始遭到了紧锣密鼓的排斥。正如德里克所写的,到了1921年,似乎可以说“出现了一种可以明确区分是否是共产主义者,并不能容忍折中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认同”。1922年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行了《先驱》杂志以澄清主义立场并吸引新成员。在出版了四期之后,迫于北洋政府的压力,《先驱》的总部转移到了上海,但这次镇压并没能削弱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的活动。(29)

相反,1922到1923年间,北大主要的学生社团,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大学学生会等日益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控制。(30) 确实,由于北大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心,李大钊决心不让蔡元培的辞职毁了北大。在蔡元培离开之后,随着驱逐彭允彝的运动声势渐大,李大钊在一次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会议上主张“大学是吾人不能放手”,“非占据大学不可”。(31) 无疑,他对于驱彭运动在其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员的引导之下一变而为革命的群众运动一定感到非常高兴。《北大学生新闻》中可以找到大量有关这一变化的证据。这份新刊物成为了1923年前几个月间复苏的学生运动的喉舌。(www.xing528.com)

《北大学生新闻》出版之后没几周便更名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它不是一份共产主义报纸,但是由一批倾向革命的学生担任编辑,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共产主义者。与《向导》一样,《北大学生新闻》总体上不认可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蔡先生并不是个超人,他不过因为要保存他的人格,所以不愿与这种失了人格的教育当局再生关系。我们不能学蔡先生也飘然而去,我们为保存人格计,不得不拼命的驱逐这个没有人格的下等政客彭允彝!”几天后言辞变得更加犀利了。一篇名为《不合作和革命》的文章在指出蔡元培的甘地式作风的局限性之后,这样煞尾:“群众的后面,一定要有‘直接行动’帮助着!血钟响了!热血的青年们努力着吧!”在1923年1月31日的那一期中,邓中夏劝说北大学生不要再一味纠缠一些枝节问题,比如怎样“挽蔡”和怎样“驱彭”,而如何推翻反动的军阀政府才是应当关注的根本问题。邓中夏有力地表示,学生们需要团结广大的劳动者以推翻军阀政府,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是末节的、“浪漫式”的空话,最终都是“自杀”。(32)

2月,长辛店(位于北京郊区)的铁道工人为争取成立工会的权利而进行了罢工。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邓中夏及其他北大共产主义者也在其中。2月7日,吴佩孚的军队向正在游行的工人们开枪。这一天京汉铁路沿线都发生了类似的血案,造成多人重伤,40多人死亡。《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列出了遇难工友的名单、他们死前的情形,以及家中健在的成员数;对于重伤工友也同样提供了相关的信息。(33) 经历了“二七大屠杀”之后,北京学生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他们同学以及新改组的虎视眈眈的国民党所宣传的那套激进革命话语了。

几个月来《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反复地讲到屠杀、讲到学生与工人相联合的必要。2月14日的一篇名为《论中国不得不革命》的文章便体现了这种紧迫感:

“军阀不打倒”;“国会不解散”;“政府不推翻”,政治是永无澄清之一日;即我国民永无出头之一日!商界乎!工界乎!学界乎!盍大家“努力”“奋斗”:打出一条血路,赶去这群狼,建设一个好政府,开一个新纪元!余于此有无穷之望焉!(34)

北大领导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也在积极地劝说北京市民支持他们的斗争:“我们学生已经站起来去唤醒我们的同胞去攻击那些抢劫我们的人。我们明确说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斗争,而是为了国家的每一个人!北京的国民们!你们已经承受了足够的痛苦,也被压抑了太长时间!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消灭敌人。”他们还寻求与各地团体相联合,并在3月初派代表赴上海参加新的全国学生总会成立会议。与会的大多数学生要么是被国民党或共产党所吸引,要么已经是这两党的成员,总之几乎所有人都投身了革命,并有一套革命纲领。这些人普遍认为以往的学生运动之所以会失败,一是因为学生未能与其他阶级的人民相联合;二是因为他们主张的是改良而非革命。(35) 1923年春夏两季,注入了新能量的学生们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在运动的高潮时期,有来自各行业的数千名群众参加。

尽管如此,面对一个不择手段的军阀政府,革命力量根本无力招架。9月,教育总长彭允彝终于辞职。同月,蒋梦麟在新学年伊始做了公开演说。为了使学生们了解北大在彭氏任内之糟糕,他提到政府拖欠了北大八个月的经费,大学因而只能维持最基本的开支。但他坚持认为还是要克服困难:“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全靠我们大家共同奋斗,方可维持京师的教育,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