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源自地位：政治空气净化，罗文干抗议引发知识界请愿

1922年1月似乎是几年来北大最有希望的时候。蔡元培等人将北大建设成世界级大学的理想终于可以开始付诸实施了。大学领导层一致提倡职业精神和冷静沉着,图书馆在得到迅速改善、研究所即将开办、经费问题也得到了了结。(13) 此外,曾在1920年夏联手推翻段祺瑞安福系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1921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此次战争带来了新的希望——仿佛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即将出现。正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所说,那场战争“起到了净化政治空气的作用,似乎为共和国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14) 直系军阀作为胜利方承诺将恢复《临时约法》() 和旧国会,并煞有介事地结好孙中山的政权。

自由派知识分子受到这些进展的鼓舞,便开始为将国家拉回到宪政的轨道上而努力。胡适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22年5月与丁文江、高一涵和陶孟和共同创办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努力周报》。胡适在发刊词中坚称果敢的好人们应当出面阻止腐败和武力,因为除了他们就没人能这么做了。他号召朋友们一起“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15) 其中充满了再次发起运动的意味,而这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刊登的著名政改文献——《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便更加明显了。此文呼吁建立一个所谓的“好政府”:“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以及“裁兵”。(16) 文末有16个人署名,其中有11位是北大的专任或兼任教授: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梁漱溟、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和徐宝璜。

1922年9月,三位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人被邀请加入了政府。王宠惠被任命为内阁总理。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在柏林接受过法学教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罗文干被任命为财政总长。他是哈佛大学毕业,与同王宠惠一样在北大教书。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前校长汤尔和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他是一位日本培养的医学家。由于他们三位的加入,这一届内阁也被称为“好人内阁”。这也证明,学术志业与服务政府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可逾越的。国庆节那天,天安门前有大批的民众示威支持裁兵,这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新的价值观将会取代旧的而在北京盛行起来。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人们聚集在这里,呼吁停止用于血腥内战的军费,而将钱用在社会民生方面。“北大学生军”的建立进一步显示了民众的决心以及政治生活的渐趋军事化。学生军很快便招收到大约两百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憧憬着以健壮的身体成为新国家的栋梁。(17) (www.xing528.com)

然而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当罗文干被诬陷叛国和受贿而入狱时,“好人内阁”几乎立刻便崩塌了。可以预见,对罗文干的不实指控引发了北京知识界一连串的抗议和请愿。1922年11月底,“好人内阁”总辞职。(18) 蔡元培接连遭遇北大学生反对其征收少许讲义费的计划,以及拜彭允彝(汤尔和辞职后,他被任命为代教育总长)所赐,罗文干身陷囹圄这两件事,他感到已忍无可忍,于是在1923年1月19日再一次提出辞职。(19) 在解释原因时,蔡元培引用了《易传》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20)

实际上这一次辞职标志着蔡元培的北大生涯的终结。尽管直到1927年夏他仍是名义上的北大校长,而蒋梦麟为代校长,但是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欧洲度过,并没有参与多少北大的事务。他也承认这一点:“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21) 蔡元培本打算将北大建成一所可以与欧洲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学相比肩的高等学府。当然,在他1927年正式卸任之时,北大还远没有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