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职员联合会：自办教育行动

在五四运动时期,北洋政府的军费开支占到了当年总预算的42%,而教育经费则仅占1%。每年拨给北大的经费仅仅80万元多一点。即便只有这么点钱,段祺瑞政府在1920年初遭遇财政困难之际还是拖欠了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北京国立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薪水。这酿成了一场号召大学经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运动。(1) 这一次,政府在“教育独立”运动坐大之前补发了欠薪。然而,直系军阀在1920年夏将安福系赶下台后,又效其故伎辍发高等学校薪俸。北大原本计划修建一个游泳池和一个滑冰场,如今也只好搁置不论。1920年秋,蔡元培不得不恳请教育部将积欠三个多月的经费“从速拨给”。(2) 与它的前任一样,新政府兑现了承诺,但很快又不发薪了。

到1921年3月中旬,政府已欠薪超过三个月,京城国立各校教员共同推举几位代表向政府请愿,而北大哲学系教授马叙伦便是其中执牛耳者。1921年3月13日,教职员联席会议宣布自14日起“暂时停止职务”举行罢工。果然3月14日北大停课,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以及工业、医学、农业和美术专门学校也都停止了正常运转。(3) 为了给政府施压,学生发起了“读书运动”,疾呼:“失掉山东好比丢掉我们的手足。废掉教育好比剐掉我们的脑髓。手足去或可活,脑髓空没有不死的道理。”(4) 几周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宣称“士可杀,不可辱”,如果政府不允许他们“自办教育”,那他们就全体南下。(5) 前文已经说过,五四游行所招致的政府镇压使得一些学者和教育界领袖曾提议将北大转移到上海或南京。他们出此下策,不过是想给北京政府难堪以促使它早点发还欠薪。这也表明,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的文化与政治领域可以为了政治利益而互相揶揄。

但这一招并没有奏效,直到局势变得更加严重。1921年6月3日,数百名师生游行至总统府求见总统徐世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大群军警。军警上前用枪托殴打游行队伍的领袖,一些人伤势很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虽然那些被打的人身受重创,但他们为学界提供了一把公关利器。教职员联合会将此事电告给各地的报馆和学生团体。随着消息的传开,北京政府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孙中山在其大本营广州对北京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同情师生的报纸则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事件的经过。有些报道还附有马叙伦等重伤师生的照片。他们缠着绷带,血迹斑斑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马叙伦甚至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康复。(6)

虽然有人可能会说,正是学生在五四运动期间采取的暴力反抗政府的行为导致了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暴力决裂,但1921年6月的这次殴打其暴力程度显然远超1919年的那次。一群愤怒的爱国学生在1919年采用“正义的力量”来对付那些他们认为是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政府总长们。而在1921年,尽管使用的武力并不致命,但武装的军警仍然是在无情地殴打一群手无寸铁的师生,起因竟是因为后者在进行合法的请愿活动。社会舆论几乎完全倒向了受伤的师生。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没过几天政府就着手与教职员代表就经费争议展开了谈判。

但是谈判进展得十分缓慢。北大直到10月中旬才复课,大约停课了7个月的时间。此时蔡元培已从海外归来。他明确表示不赞成“为教育所凭藉的经费而逼到罢教”。诚然,他相信军阀政府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并且承诺将为教育经费的独立做出努力,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北大教授牺牲数月的研究时间和学生的课程来进行政治斗争是一场悲剧。他说,就像孔子孟子心无旁骛一样,现代的教育家们也应不受干扰专心办学。教员们的罢教是极端的手段,他希望以后不要再使用了。(7) (www.xing528.com)

尽管教员们在罢教讨薪运动中表现得很团结,但是仍有许多人非常支持蔡元培的上述观点,其中以留美归国的研究生为主(许多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8) 1920年代上半期,中国学人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大学教师在欧美所扮演的角色。从邀请大量外籍学者来华讲学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北大对学术专业化尤为关注。除杜威外,20年代初在北大访问或停留的外国学者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密苏里大学新闻系主任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印度哲学家和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倡导美国计划生育的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和曾演说《大学之职务》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孟禄(Paul Monroe)等等。(9) 同一时期,北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延揽到一大批海归科研人才,使之得以与早已实力雄厚的文科相抗礼。在短短几年之内,北大聘请到几名留欧学者,其中有物理学家丁西林、李书华,化学家李麟玉,地质学家朱家骅、李四光,以及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法学家周鲠生。这些人都成为蔡元培在1921年冬创立的新研究所的中坚。(10) 为了进行工作,他们所需要的是海外关系、阅读外文书刊的便利以及最重要的政局稳定。

罢教导致的6个多月的停课使得许多北大领袖呼吁要重学术而轻政治。1921年12月,为纪念北大成立23周年而出版的《北大生活》纪念册记录了当时校园中一些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很明显,老师们所写的文章意在使北大专注和沉潜于学术。例如,哲学系教授谭熙鸿——先后担任孙中山和蔡元培的机要秘书——写道,人们由于把北大看作是“最高深的学府”和“新文化的创导者”,就自然地以为北大“在学术上似乎已有很美满之价值”。谭希望有朝一日这会成为现实,但他也认为应该老实承认北大的设施和学术气氛还多有不足。(11) 《北大生活》还用其他方式强调学术研究是北大的重心。它讨论的范围不仅包括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学位教育,还涉及图书馆的藏书情况。书中含有大量的照片:图书馆、印刷工厂、各科实验室,以及罗素和杜威等来北大讲学的外国名学者。还有学生课外社团的各种合影,如新潮社、画法研究会、戏剧社和音乐研究会等。

尽管这本纪念册强调了北大的学术使命的重要性,但它也突出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政治运动在界定北大身份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从最后一篇文章《对于北大的希望》中就可以看出。该文虽然也说北大必须专注于学术,但是它说得很清楚,北大作为一所特殊的机关,对于中国人民负有特殊的使命,它必须能够承受任何来自政治的和文化的挑战。这篇文章和卷首的诗歌《文化之钟》(学生活动家黄日葵所作)都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这些文章连同十页表现近期抗议运动的照片组成了另一个关于政治活动的主题。这组照片的内容包括“游街行列在天安门前的光景”“北京东安市场附近的北大学生讲演队”“法科临时监狱的守兵营幕”和1921年6月3日被打后躺在病床上的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兼士(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