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分子的富足生活及怀旧情怀

随着大众对学术及文学写作兴趣的激增,教授们从印刷媒介和出版商身上赚的钱远比他们的学生多。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上海的大型出版商纷纷向他们求赐书稿,并许以重金。确实,到这个时候,稿费支出已经成了大多数出版商开支的大头。(86) 例如刘复将他的《中国文法通论》的版权以两百元的价格卖给了商务印书馆,仅这一次的收入便约等于他在北大一月的薪水。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考虑到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可以享受到每月两百到三百元不等的高薪待遇,我们完全能够肯定他们此时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他们并不属于北京最有钱的阶级——根据史谦德援引警察局1920年代中期的统计数据,“富商、银行家和高级官员”构成了北京最富有的5%的人口——但是他们属于占北京总人口的22%的中产阶级。教授们享受着远高于大众的生活水平。而大众的47%属于“社会下层”,9%属于“非常贫穷”,17%属于“极度贫穷”。(87)

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北京的贫困率与其总人口数一样在疯狂地上涨,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内战迫使中国北方的失地农民大量涌入京城,而北京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又非常有限。(88) 1910年代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的西德尼·甘博注意到尽管政府禁止乞丐沿街乞讨,但是“人们在北京的胡同里,仍然能听到乞丐……的行乞声。即使是在大街上,乞丐们也敢追着人力车讨要施舍”。北京妓院的兴盛已非一日,这都归因于大量出入此地的富人们。1911年娼妓合法化之后,政府开始对此行业征税,这导致妓院数量的稳定增长。根据甘博的调查,北京在1912年有353家妓院,到了1917年夏便升至406家。(89)

尽管有上述这些统计趋向(可能知识分子还受益于此),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生活得很好。北京低迷的经济保证了物价的低廉,所以即使是不那么富裕的学生也能过得不错。他们可以通过为报刊投稿和做小学老师或家教养活自己。(90) 不少公寓其实是失意京官出租的。内城中,尤其是北大沙滩一带这样的公寓特别多。它们大多很便宜,而当时又盛行与同乡合租,这样每人分摊的租金就更加低廉。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沙滩众多的便宜饭店也是各种风味俱全。(91) 许钦文回忆说:“沙滩有着许多小饭店,十几个铜子——半角来钱可以叫一个菜吃,好点的也不过一角钱左右。人家吃回锅肉,摊黄菜,我照例挑最便宜的老豆腐,炒白菜,伙计也同样好看好待招呼我。”据陶钝讲,如果学生愿意预付一个月的饭费,很多小饭馆还给打折。他在北大一年的花销只要250元,其中山东省教育厅津贴80元,县教育局津贴40元,剩下的钱则由家里提供。不那么富裕的学生也经常去附近的京师图书馆,那里很暖和,还有免费的茶水喝。(92)

与帝国晚期那些四海为家的精英一样,来自江南甚或更南边的北大教授(和学生)对于北京而言当然属于外来者。教授们通常住在四合院里,有自己的拉洋车旗人,并雇有各种厨子和保姆。(93) 留法物理学家李书华1922年开始执教于北大。当时他的薪水为每月280大洋,为最高薪。他注意到,每月用100元便可以租到有房屋20间的四合院,外加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者女仆以及一个人力车的车夫。他还说有的教授甚至“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94) 他们都不会说北京话,这意味着除了文化和社会的差别之外,他们与当地人之间还有着语言的藩篱。当时生活得如此舒适,也难怪他们在关于北京的日记、回忆录和文学随笔中常常会流露出怀旧之情。他们称赞北京饭馆的繁多与精致,并总是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与朋友十几人一桌聚餐的情形。(95) 例如吴虞在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大量有关他与同事们丰富的社交生活。吴虞经常参加朋友的宴会;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受邀者,不过他也常常在他喜欢的餐馆做东(有一次他请了将近12名北大同事吃饭)。此外,许多知识分子都痴迷于听戏。他们常常饭后跑去听戏,买一至两元的票看名角的演出。(96)

但是北京的茶馆,尤其是那些位于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是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很多知识分子在写文章时都喜欢提及“长美轩”、“春明馆”和“来今雨轩”。在一些好的时节,一些北京的精英便会聚在这些地方,吃点心、下棋、品茗、看书和闲聊,享受自然打发时光。吴虞的日记中常常有他去中央公园茶馆的记录。这个地方的茶馆因为周遭环境优美又离大学很近,故颇受师生们的欢迎。(97) 例如许钦文曾回忆那里的轻松气氛:

在公园里,如果你喝一杯茶,或者吸一瓶汽水,坐在藤椅上,会有卖报的人把当天要看的报纸送来,放在你的面前,《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民国日报》等叠起一大堆。翻阅以后只须出一个铜子压在报纸上,不用等到卖报的人来收取,你可以随时走掉。这样,不用多花钱,可以看到许多份报。报纸的利用率高,也是节约纸张的一法。(98)

那些逛公园(许多都是由皇家园林改建的)的人,很少会遭到穷人、疯子或醉汉的骚扰,因为这类人是严禁入内的。(99) 不同的茶馆招待不同的群体。“来今雨轩”(大意是“认识新朋友的好地方”)连同人们家里举行的沙龙是1920年代文学文化的活跃之地,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海归”知识分子的身影。另一方面,不少旧式知识分子则喜欢去“春明馆”。(100)

很多知识分子还记下了他们在琉璃厂买书的有趣经历。鲁迅总共记录了大约500次的琉璃厂之行。还有人称琉璃厂为“文化街”。琉璃厂自18世纪中期便是一个高级文化产业的中心。它被人亲切地称为“文化街”,不仅是因为那里的古旧书市场,也是因为那里卖的墨水、砚台、宣纸、毛笔、古董、书画及其他文房用具之丰富。(101) 下面这段引文反映了琉璃厂的书商也很认同读书人的价值观:

大家无事,即以书店为公共图书馆,书店门面,虽然不宽,而内则曲折纵横,几层书架,及三五间明窗净几之屋,到处皆是,棐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迎,不买亦可,给现钱亦可,记账亦可。虽是买卖中人,而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等,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之人,无形中也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102)

琉璃厂书商们执着地认为,他们与顾客们一样都是学人和君子,重文史而轻利润。在琉璃厂,买书的人可以赊账,年末结清即可。“各书铺跑外的经常送书到门,由你选择,要的就留下。”此外,内城隆福寺,以及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的书肆也是知识分子喜欢逛的地方。他们还常去一些书摊淘书,那里的书大多很便宜,且时有捡漏的可能。(103)

民国时期的散文往往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如叶文心所说——上海的钟楼象征着一种新的企业秩序的出现,而北京与之相比,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城市,在这里时间并不值钱。(104) 说是自负也好说是现实也罢,北京的生活节奏确实比上海慢得多,人们懂得如何放松自己。在《北京的人力车夫》一书中,史谦德生动地记录了北京在1920年代转型时期的特点。他说,北京城是一个“矛盾”的城市,一方面是有轨电车系统、现代工厂和电影院,另一方面则是它的“城墙、内城和城门”,而这恰恰是“共和时期不平衡、未完成的社会转型的隐喻”。他敏锐地观察到,北京的知识分子对这座城市也极为着迷——他们把京城看作是新旧嬗替的象征。(105) 1911年之后,北京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不够均衡但非常迅速。其间,虽然北京在中国城市中的独特性在逐渐丧失,但是知识分子对这座城市的印记——城墙、寺庙、宫殿和园林——所耗费的笔墨,在在显示出他们被京城厚重的历史所深深地触动了。1920年代在北大任教的林语堂对北京有种特别罗曼蒂克的爱慕。他后来写道,北京是一个“宝石城”,到处是宫殿、亭阁、湖池和公园。“每一所的房屋有一个院子,第一个院子中有一个金鱼缸和一颗石榴树。”他说北京“正像一个帝王的梦”。这也提醒我们,共和时期居住在北京的人们,确实是在享受着一个为帝王而建的城市。这里最近才向普通人开放,充满了帝国昔日的回忆。(106)

强调知识分子所享有的种种优待,以及他们与平民之间巨大的社会落差,我并不是想暗示大学教授过着完全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本章讨论中应明确的是,许多教授对他们周围的社会苦难深感悲痛。不仅如此,正如我后面将要讲到的,知识分子的生计在1920年代受到了军阀政府数月欠薪不发的威胁。当然,那些受到欠薪甚至减薪影响的老师并没有沦落到举家食粥的地步,但是北洋政府拒绝按时付薪这件事所造成的经济的不可预期,削弱了他们对自己的优越地位的自信。有鉴于此,北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依赖于他们与上海文化市场之间的联系,这更加淡化了那种不应为市场写作的禁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为自己开创出一个相对官方更加独立的空间,他们与国家间的关系因而也得到了重塑。

(1) 华志坚:《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以上海为视角》,第3章。

(2) 《学生欢迎蔡校长回校之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0日,第2版。

(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43页。

(4) 贾祖麟:《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第326—332页。

(5) 《二十日之大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2日,第1—3版。也可见钱理群编:《走近北大》,第10页。

(6) 《北京大学招考简章》,《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罗敦伟:《五十年回忆录》,台北:中国文化供应社,1952年,第20—21页。

(7) 张谷若,私人访谈。

(8)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1卷第6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第50—61页。川岛:《五四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1页。罗敦伟:《五十年回忆录》,第24—25页。

(9) 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第44页。

(10) 陈公博:《寒风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年,第196—197页。

(11) 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第48、52页。

(12) 北京大学学生会,脱胎于北大救国会。后者在1918年的五月抗议活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5页。

(13) 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第50页。关于北大校旗的含义,参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66—468页。

(14) 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第48—50页。《学生会评议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20日,第2—3版。

(15) 《我们的旨趣》,《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号,1920年1月4日,第1版。

(16) 这一警告刊登于1919年8月28日和9月1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

(17) 陈泰生、陈喜庆等:《北京青年运动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39—40页。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第34—35、42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1册,第69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299—300页。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0页。

(1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84—385页。

(19)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61—362页。

(20) 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晨报》刊登了另一篇攻击章士钊的文章。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109—110页。

(21)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1册,第72页。《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7号,1920年,第15—16版。

(22)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76—182页。

(23) 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第149—150页。

(24) 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第13页。

(25) 缪金源:《第三段的革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7号,第4版。

(26) 流冰:《废止学校一切不良的制度》,《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1号,第8版。

(27) 列悲:《学生解放问题》,《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2号,第6版。也参见1920年5月9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这一号是“教育革命号”。

(28) 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第44页。朱谦之:《自传两种》,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19—20页。

(29) 《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迫于教育部的压力,《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1920年5月底停刊了。

(30)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96—97页。

(31) 罗敦伟,《五十年回忆录》,台北:中国文化供应社,1952年,第24页。

(32) 缪金源:《北京大学的学生生活》,《学生杂志》第9卷第7号(1922年),第1—2页。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第42页。

(33) 马元材:《曦园回忆录》,《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第577期。

(34) 大部分是北大学生,但不全是。

(35) 马元材:《曦园回忆录》。罗章龙:《椿园载记》,第49—56页。

(36) 马元材:《曦园回忆录》。关于《劳动音》,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364页。

(37) 关一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运动:邓中夏研究,1894—1933》,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页。王晓秋:《孙中山与北京大学》,第64页。

(38) 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关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82—302、357—358页。

(39)关于“工读互助团”,参见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61—496页。关于女子组的情况,参见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87页。关于男女参与的情况,参见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70、395和434页。

(40)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第44页。陶希圣:《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47页。

(41)转引自: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第63页。

(42)有误,“存统”为“施存统”,非“陈公培”。——译者注。

(43)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23—439页。

(44) 王政:《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第59—66页(引文来自第22页)。有关这一问题,也见葛淑娴:《“我所知的真相”:新文化运动中民族主义、家庭改良和男性身份,1915—1923》,包苏珊、华志坚编:《中国女性,中国男性:一个读本》,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0—144页。

(45) 李石曾:《李石曾先生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20、22日,第4版。王政:《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第174页。

(46) 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少年世界》第1卷第7期(1920年),第38页。夏晓红:《蔡元培的男女平权思想》,《学人》第7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0—151、156页。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晨报》1920年5月20日,第7版。

(47) 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第38页。夏晓红:《蔡元培的男女平权思想》,第151—152页(邓春兰的信引自夏文)。关于邓春兰本人以及破除北大男女界限的努力,参见王政:《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第77—78、91—92页。

(48) 胡适:《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1919年)。欧阳哲生:《开一代新风的文化前驱——胡适》,第74页。陈衡哲1919年毕业于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1920年硕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www.xing528.com)

(49) 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第184页。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第45页。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第45页。

(50) 茅盾:《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8页。巴金:《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30页。

(51) 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第43—44页。

(52) 铁捷克:《一份中国人的遗嘱:邓惜华自传》,第250页。关于当时对女学生的批评,及她们在男女同校过程中所遭遇的挑战,也见王政:《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第72和82页。

(53) 罗敦伟:《五十年回忆录》,第22页。梁柱:《一代宗师铸名校》,第88—89页。

(54) 《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北京:北京大学总务处,1923年,第47页。杨翠华:《蒋梦麟与北京大学,1930—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1988年12月,第294页。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28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和郭建荣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1册,第103页。马珏:《北大忆旧二题》,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编:《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55) 马珏:《北大忆旧二题》,第37页。关于北大女生收到求爱信的事情,参见王政:《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第88—89页。

(56) 欣俺:《我的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1929年,第163页。

(57) 《本校学生会附设的平民学校》,《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3号,1920年3月28日,第1版。

(58) 有误,应为1920年5月25日。见第17卷10号的《东方杂志》。

(59) 邵飘萍:《教育与社会及政治》,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45页。邵振青(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北京:京报馆,1923年,第68—72页。

(60) 如愚:《穷民的哭声》,《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1号,第4—5版。缪金源:《什么是中国今日的劳动问题》,《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第12—14版。有关《新生活》的文章,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785—788页。守常:《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新生活》第5期(1919年9月21日)。

(61) 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45页。

(62) 关于丁文江的话,参见刘炎生:《林语堂评传》,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关于顾颉刚的话,参见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138页。有关五四精英主义还可见冯丽萍(音译):《民主与精英:五四文学的理想》,《现代中国》第22卷第2期,第170—196页。

(63) 天桥是北京平民游艺场所的聚集地和商品市场。见董玥:《当前的记忆:民国北京的变迁,1911—1937》,博士学位论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1996年。

(64) 铁捷克:《一份中国人的遗嘱:邓惜华自传》,第254页。

(65) 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08页。

(6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304页。

(67)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第203页。

(68) 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组编:《新文学史料》第3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5页。罗家伦:《回忆<新潮>和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81页。茅盾也批评了新文化刊物的浮躁,见王政:《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第62、84页。

(6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第86—90、453—454页。

(70) 关于《评论之评论》,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第404—410、1103—1104页。

(71) 陈顾远:《北京城里底小新闻纸》,《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1号(1920年),第108—114页。周长宪:《北京新闻纸底批评》,《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1号(1920年),第82—94页。

(72) 易君左:《火烧赵家楼》,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第44、56页。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43—44页。《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将成立》,《晨报》1922年2月5日,第3版。

(73) 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第44页。

(74) 鄢祥禔:《出版界之一瞥》,第1卷第1号(1920年),第103—107页。

(75) 叶宋曼瑛:《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74—176页。胡愈之:《我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7—138页。柳和城:《从一份地址看张元济与民国风云人物的交往》,《出版史料》1990年第1期,第39—40页。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反思五四的思想方案》,第39—45、54—55页。

(76) 例如参见:《北京大学出版部广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8日,第1版和1919年2月24日,第1版。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第45页。

(77)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关于这一计划最后实施的情况,参见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3—65页。

(78) 《家庭研究》1920年8月创刊,1922年11月停刊。罗敦伟:《五十年回忆录》,第26—30页。也可见:《新知编译社成立记》,《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日,第2版。有关《家庭研究》的一个有趣的接受问题,参见葛淑娴:《“我所知的真相”:新文化运动中民族主义、家庭改良和男性身份,1915—1923》。

(79) 李欧梵:《上海摩登的文化建构:一些初步看法》,叶文心编:《成为中国的:通往并超越现代性之路》,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61页。叶文心:《导论:解读中国的现代性,1900—1950》,叶文心编:《成为中国的:通往并超越现代性之路》,第4—7页。

(80)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3页。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1876—1937》,博士学位论文,加州大学,1996年,第1章,第367—371、422—423页。

(81) 这里我沿用李欧梵引用罗伯特·达恩顿的话。李欧梵:《上海摩登的文化建构:一些初步看法》,第33—44页。有关女性杂志的利润率,参见王政:《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第84—85页。

(82) 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的发展,1876—1937》,第32、92页。

(83) 叶宋曼瑛:《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第189—190页。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第572—573页。

(84) 柳和城:《从一份地址看张元济与民国风云人物的交往》,第40页。石原皋:《闲话胡适》,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也见周武:《张元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林》1998年第2期,第80页。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的发展,1876—1937》,第414页。

(85) 有关北大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参见:《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78—83页。

(86) 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的发展,1876—1937》,第418—421页。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3—14页。贺麦晓:《文学研究会(1920—1947)与民初的文学界》,《中国季刊》第153期(1998年3月),第49—81页。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0、93页。威廉·米勒:《语丝社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界》,第50—51页。

(87)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88) 北京人口总数在1919年为600,000人,到了1923年已上涨至1,100,000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0页。

(89) 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第245—247,275页。

(90) 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45页。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50页。

(91) 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20—121页。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50—152页。

(92) 许钦文:《忆沙滩》,《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006页。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第139—141页。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第148页。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01—102页。

(93)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第30—31页。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42页。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第229页。

(94) 李书华:《七年北大》,《传记文学》第6卷第2期(1965年),第19页。

(95) 谭其骧:《一草一木总关情》,《读书》1992年第7期,第25—26页。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42页。

(96)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1页。谭其骧:《一草一木总关情》,第26页。

(97)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596—597、601页。

(98) 许钦文:《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五四运动回忆录》,第984页。

(99) 董玥:《当前的记忆:民国北京的变迁,1911—1937》,第158页。关于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园,也见史明正:《从皇家园林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转变》,《现代中国》第24卷第3期,第219—254页。

(100) 林太乙:《林语堂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第46页。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02—103页。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陶亢德编:《北平一顾》,宇宙风社,1938年,第27页。谭其骧:《一草一木总关情》,第27页。

(101) 盖博坚:《四库全书: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第93页。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第54页。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的发展,1876—1937》,第2章。

(102) 转引自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第186页。

(103) 谭其骧:《一草一木总关情》,第27页。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的发展,1876—1937》,第2章。引文来自: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第187页。邓可因主编:《北京文化市场纵横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0—63页。

(104) 叶文心:《资本空间、公共时代:上海中国银行的日常事务》,《美国历史评论》第100卷第1期(1995年),第97—122页。

(105)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第1、7、21—23、33—34页。也见董玥:《当前的记忆:民国北京的变迁,1911—1937》,第334—336页。

(106)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九年)》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09—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