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的弄潮儿们对云集于上海的中国图书出版业也颇多不满。从他们的批评中可以嗅到一丝老套的精英论气息——迎合市场便等于投机牟利,是为君子所不齿。有时,对于牟利的责难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郑振铎在他的那篇批评学生浪费太多时间阅读杂志的文章中,指责报馆只顾兜售那些“谈鬼神,论‘先知术’”和有关“黑幕”一类的书,却不愿意出版与新文化相关的有教育意义的书。他还斥责投机商贩竞相出版那些大同小异的畅销书。他认为,这种投机心理和牟利冲动已经危害到中国的文化,出版商因担心滞销而不愿冒险出版严肃的作品。(73) 类似地,北大学生鄢祥禔在给《评论之评论》的一篇文章中称出版商是在迎合文学市场的低级趣味。他说,上海的书店卖得最多的是通俗读物,这些对于中国社会毫无帮助。对于有人说“上海是中国舆论底中心”,他回应说读者只要扫一眼上海书肆充斥的庸俗读物,就知道“新文化运动底障碍”还有不少了。最后鄢祥禔呼吁“那做新文化底人……对于出版界底罪恶者,进一步诚恳的忠告,让他们早点忏悔”。(74)
换句话说,懒惰的、想吸引他人注意的知识分子是够坏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想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那还是有必要看看那些生产文学垃圾的商人是如何只顾赚钱不顾公益的。其中最大的出版商——商务印书馆便成为了众矢之的,尽管它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与北大建立了联系。分别代表老师和学生的陈独秀与罗家伦都认为商务印书馆虽然影响巨大,但非常守旧落后。为了寻求他们的新文化霸权,陈、罗等人攻击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还在用文言文登些愚昧无知的旧东西。然而,正如李欧梵所注意到的,吊诡的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期刊往往是自命不凡、甚少容忍的”,相比那些兼收并蓄的“平庸”刊物比如《东方杂志》而言,它们则又是短命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平庸刊物对中国的传统更加同情,不愿意全盘抛弃它而采用本身就有问题的西方现代性。(75)
新文化知识分子相信文字不应被市场的恶劣需求所玷污,学者们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应洁身自好。启蒙不是做生意,而是正直的学者与出版商一起出力。甚至在五四之前,北大的一些新文化倡导者就试图将这些理念熔铸到实践当中。他们建立了一个“编译处”,专门出版国外的专著。“编译处”的主办人中就有包括胡适、陈独秀、高一涵、陶孟和和刘文典在内的大人物。实际的出版工作则由学校的出版部负责。该部当时还开始印行北大著名教授的讲义集。《北京大学日刊》的头版通常会刊登这些讲义集的广告。郑振铎在他那篇关于出版业的文章中将这套“北京大学丛书”归为启蒙出版业的典范。(76)
学生领袖们也急忙加入到出版学术著作的大军之中。例如,傅斯年在他那篇指摘大多数新文化刊物不成熟的文章中,列出了新潮社的计划:出版一系列关于“人事学科”“思想潮流”和“文艺”的丛书。1920年2月,“新潮丛书”出版了头两部: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和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77) 几乎与此同时,成舍我、罗敦伟和易君左等人建立了“新知编译社”。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拥有自己的印刷间,但是目前只能与那些愿意冒险的出版商订立合同以出版他们的翻译作品。上海泰东图书局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出版了倡导家庭改良和妇女解放的杂志《家庭研究》,还出版了该杂志的灵魂人物易君左和罗敦伟的合著《中国家庭问题》。该书凡四版,各地都有销售。(78) (www.xing528.com)
显然,一些上海的出版商意识到了出版新文化书籍与盈利之间并非决然对立。确实,虽然有知识分子批评出版业,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盈利与启蒙逐渐可以兼得,并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形成了一种李欧梵所谓的上海“现代性想象”(imaginary of modernity)。而这一“现代性想象”影响的范围并不限于上海一地。正如叶文心所说:“现代性的开端是关乎商业的而非政治的。”(79) 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常常是那些小书商为了打入市场,而甘愿冒风险出版一些政治性的读物。就像曾出版《甲寅》和《新青年》的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后来回忆的:“那些大出版家不免畏首畏尾,我们胆子就比较大些。”由于受到旧式文人的那种鄙视商人的道德观的影响,这些小出版商的心理其实也比较矛盾:一方面他们是以贩售文化商品牟利,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将之视为一种“产品”;但是为了良心上过得去,他们只好安慰自己说,他们的营生是进步的、是有利于国家的。(80)
虽然进步知识分子对大型出版商的批评是非常刺耳的,但是小书商凭借新文化作品而获得的商业成功可能恰恰向书商们证明了“启蒙运动的生意”是可以多么赚钱。(81) 如果他们想从新文化市场中分一杯羹,便需要与北京的知识界搞好关系。不过鉴于大多数书商都乐于附庸风雅,这点事对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82) 例如,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张元济同意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发行《北京大学月刊》。张元济还约定出版讲义和研究论丛。通过这一方式出版的北大教授的专著有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和徐宝璜的《社会与教育》等。
1921年,商务印书馆为了巩固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而开出每月三百大洋的薪金聘请陈独秀担任名誉编辑,每月一千大洋的高薪聘请胡适为编译所主任。胡适回应说:“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但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胡适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担任此职,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建议。(83) 王云五不仅与胡适关系很好,与蔡元培也不错。而蔡元培又与张元济交情不浅——两人都是浙江人,同一年中举、中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便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与最高学府间的紧密联系。(84) 1920年11月,商务印书馆聘北大毕业生沈雁冰(茅盾)为《小说月报》编辑,沈又推荐郑振铎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当时“文学研究会”尚成立不久,其成员多为北大的师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组织将成为连接北京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定居的还是旅居的)与上海出版业的重要桥梁。确实,“文学研究会”骨干成员的南下,加速了上海赶超北京成为中国近代文艺中心的进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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