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源自地位：新文化运动与精英主义

北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坚信女子应与贫苦不识字的工人一样接受教育,而传统观念则认为只有某些特定的(男)人才有资格参与领导,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显然,这两种观念之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距离。尽管拉开这一距离的过程异常缓慢而艰难,但开女禁的举措仍然与新文化健将们的其他努力相一致——都是为了缩小他们与过去那些无法受教育的群体的差异。五四运动之后,进步分子的注意力重点放在了打破社会樊篱、创建新的沟通渠道之上。

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之外,1920年1月北大学生会在开办于1918年的“校役夜班”的基础上增设了“平民夜校”,并实行男女同校。1920年3月该校已有350名学生,其中110名为女性,年龄最大的38岁,最小的6岁。他们全部来自北京的贫苦阶层。(57) 社会阶级自觉的产生随处可见。1920年1月(58)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指导教师、《京报》主编邵飘萍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教育、社会及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邵飘萍希望师生们先去了解平民的需求,再去帮助他们。的确,很多人都知道他倡导的所谓“社会新闻”——专门报道普通人的辛酸苦辣。他认为这些比政治、外交或财经的新闻更能揭示社会的构成。(59) 本着这一精神,《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1920年3月刊发了一篇关于一个赤贫家庭的小说《穷民的哭声》,并在5月1日出版的“劳动纪念号”上用专文讲述充斥京城街头的乞丐与人力车夫的苦痛。同样地,北大的通俗刊物《新生活》也刊登了许多关于人力车夫、可怜的北京妇女和底层工人的故事。李大钊在写到城市贫民时说:“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我们要是长久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恐怕要死。”(60) 此外,陶钝回忆了自己曾与一位“管宿舍的老校工”进行过的一次令人动容的谈话。这位校工的收入勉强够一家人的生活。“我才知道,我在公寓房饭费每月11元,每月至少零花两元,这13元钱是北京市民大多数的家庭生活办不到的。”(61)

北京的知识分子对他们周围的平民所遭受的苦难毫无疑问是知情的。不过,对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深感忧虑的北大教授丁文江就代表众人说:“劝化了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了一个坐洋车的。”对于他这一类人而言,精英主义恐怕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了。他将“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天然领袖”这一信念与“民主平等”的理想融合在一起。与那些胸怀天下的先贤一样,身处共和时代的他们也谨守着自己的阶级本分。顾颉刚在1925年批评了这一趋向。他说:“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62) 对于大多数北大人而言,尽管深夜可能会听到平民的哭声,在报纸上会读到乞丐冻死街头的消息,或者偶尔在天桥上欣赏几出杂耍之类的表演,但在生活中则可以完全远离城市贫民,更不会与之有进一步的接触。(63)

此时,精英主义在进步师生中非常普遍。邓惜华在解释为何他和他的同学会参与到平民教育运动中来时这样说:“如果说革命是由苦力来完成的,那么他们究竟将如何完成?肯定不会是通过这些方式来实现:坐着等……掷骰子、挑着沉重的扁担、反复吼着连他们自己也不懂的调子,或是为大学打扫校舍。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64) 只要这些不幸的人一日不能认识到他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不可靠的迷信之上,知识分子就不会对他们抱有多大希望。正如舒衡哲所说:“同时,诉诸民众的理性批判力也就涉及他们的旧有信仰。致力于唤醒民众的讲演者逐渐向平民的旧思想旧习惯发起进攻。”(65) 对于大众文化的厌恶在《新生活》上比比皆是。缪金源认为过年贴对联是“一桩极没有意义的事”,所以他建议同学写些有教化意义的对联送给普通百姓。他还预见到将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治下的文化活动将有泛政治化的可能,因而创作了不少具有政治含义的押韵的对句:“总得有真少年的精神,切莫做古人物的奴隶”、“不学不工,为什么有我;白穿白吃,怎能够算人”;“互助精神,作世界和平保障;劳动主义,是人类生活根基。”(66)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当时与文盲的交流还很成问题,倡导新文化的人也相信文字的力量是巨大的。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显示出他们致力于创建“新生活”,但进步知识分子可能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新闻业和出版业上。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了赶时髦和思想怠惰的特点。这招致了新文化领袖们的诸多批评。事实上,一些北大学生领袖在一开始就对激增的学生刊物持保留意见。例如1919年9月,傅斯年在赴伦敦大学求学前夕,在《新潮》上说:

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67) (www.xing528.com)

在傅斯年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没多久,与北大联系紧密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郑振铎也在一篇关于中国出版业的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他担心学生们过度依赖杂志进行自我教育,而忽视了严肃的学习。“诸君!杂志不过是供我们参考的,不能在那里做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工夫吓!”8个月后,罗家伦在《新潮》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指责学生们太鲁莽太懒惰,居然以为不需要通过努力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68) 一些新文化健将出言不逊,显示出他们多么希望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仅要判定觉悟的正确与否,还要维持运动的思想谨严性(intellectual rigor)以确保其不会变成市井间的飞短流长。

到1920年底,新刊物愈发层出不穷,而这样的批评也愈发司空见惯。10月份,以易君左和罗敦伟为首的一群北大学生成立了《批评》半月刊,随上海《民国日报》附送(也有零售)。这些创办者们断言不研究便没有批评,以前的所谓“批评者”都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缪金源的《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查抄与破产》中的谩骂尤其多。文中他不仅猛烈地批评了那些无病呻吟的同学,还与一年前的郑振铎一样对人们喜欢阅读杂志而不愿意进行严肃系统的学习感到悲哀。(69) 1920年12月,一群主要来自法科的北大学生创办了另一份新刊物:《评论之评论》。他们与《批评》的作者一样无法容忍赶时髦的人和浅薄的涉猎者。他们似乎也想要将自己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相区别开来,以抬高自身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因此他们宣称其目标是使“今日这种浅薄的文化运动,做到名副其实的文化运动”。(70)

这些批评无疑说明知识分子对新闻写作是有偏见的,但是他们是通过新闻媒体来攻击新闻写作的,这又表明对他们而言,不是是否应该做新闻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一个新的权力场域产生了,这意味着并非每一个打扮成记者模样的人都能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在竞争读者的过程中,某些人和某些声音必须被排除,或者至少得让他们低人一等。这一点从陈顾远和周长宪发表在《评论之评论》上的一篇长文中就可以看出。该文历数了北京各家报纸的优缺点。与首先发起批评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学生领袖一样,陈和顾也认为大多数报纸乏善可陈——内容乏味至极、政治上毫无启发、满篇都是小道消息并且最喜欢登些妓女的短长和“妨害善良风俗”的医药广告。他们都认为作为教育和提高民众的利器,北京乃至全国的大部分报纸都没多少价值。(71)

许多厌恶既有报纸的北大学生也直接参与到了媒体当中,还经常赚得可观的收入(最高可达每篇文章八块钱)。主办“新知编译社”的三个学生就是很好的例子:成舍我是天津《益世报》的主编,罗敦伟是《京报副刊》的编辑,易家钺通过给几家刊物写稿就可以养活一家三口。1921年,曾经是《新潮》编辑的孙伏园成为了京城最重要的文学副刊《晨报副刊》的主编。此后,他向过去的北大师友约稿,包括社论、评论、翻译和演讲稿。到1922年初,北大有如此多的学生——远超200人——在为报馆工作,以至于他们建立了一个“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以维护他们的集体权益。(72) 在1910年代末发源于北大的新闻写作,开始只是涓涓细流,而现已汇成大江大海。这不仅证明五四那一代的学生已经将新闻业视为一个体面的行当,同时也表明北大成功地利用它扩大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