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及中学女生为推进大学开放女性进入的活动做出的巨大贡献

支持女性参与新生活运动的言论出现在北大争论是否应招收女学生的大背景之下。尽管进步人士从1900年代就开始鼓吹男女同校,但直到五四时期也只有少数高校招收女学生。例如截至1916年,全国的女中学生总数只有微不足道的八千人。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都对此很不满。李石曾在1918年12月的北大21周年纪念会上,曾敦促北大开招女生,但是直到1919年春蔡元培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子教育重要性的演说之后,这样的呼吁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45) 蔡元培在1903年曾参与创办上海的爱国女校,并在1912年短暂的教育总长任期内下令小学应男女同校。他在1919年三四月间公开称赞了外国男女同校之风。虽然校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北大效仿,但他的这些言论仍旧引发了一波争取北大男女同校的学生运动浪潮。然而就在这一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五四运动的出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妇女问题”上来,康白情于5月20日在《晨报》上发文称,中学女生的参与使得学生运动变得秩序井然,仅仅这一贡献便足以证明大学应开女禁。(46)

然而批判地看,真正对此问题产生实质性压力的是一名来自甘肃的女学生邓春兰。她父亲是前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她的一个兄弟当时在北大读书。当她读到蔡元培关于支持男女同校的演说词时,便给他写信要求进入北大学习。1919年8月,她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同时发表了自己的信:

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之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则,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复查贵校评议会议决议,附设中学有取单级教授之规定,每班人数,不拘多少。春兰拟代吾女界要求先生,于此中学添设女生班,俟升至大学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

邓春兰宣称她打算“负笈来京,联络同志”,不遗余力以求得解除北大对妇女的限制。(47)

邓春兰的信重新点燃了男女同校运动。1919年10月的《少年中国》为“妇女专号”,其中就有邓春兰写的《我的妇女解放之计划同我个人进行之方法》,以及吴弱男(章士钊夫人)写的有关中国家庭缘何需要重组的文章。该刊的编辑王光祈拜托胡适写了篇《大学开女禁的问题》。胡适建议大学先收女子旁听生,然后再转为正科生。他还提议大学应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以“养成男女同校的大学生活”。一年之后,他将在聘请北大第一位女教授——教西洋史的陈衡哲——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48)

1920年1月,蔡元培宣布:“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很快,北京女子师范生王兰请她的哥哥——北大学生王昆仑——恳请蔡校长准许她到北大听课。2月,三名女学生——王兰、奚浈和查晓园——被录取为旁听生。此后,邓春兰及其他五名女学生也被录取了。据顾颉刚说,在宣布录取最早的三名女学生那天,同学把载有女生姓名的《北京大学日刊》一抢而空,连他自己的都被强买了去。有女生同班的男生往往被其他班的同学问及“他(她)们怎样态度?”“你们对他(她)们如何?”等问题。田炯锦所在的哲学系一年级班上有三名女生,他说她们坐在远离其他学生的地方,“态度很庄重,少言笑”。(49) (www.xing528.com)

北大录取三名女旁听生的事情在全中国引起了轰动,这从当时两部重要的小说——茅盾的《虹》和巴金的《家》中就可以看出。(50) 各地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件事。1920年7月,《少年中国》上发表了一篇北大学生徐彦之(徐本人还是新潮社的骨干分子)的长文。他不仅探讨了导致北大最终决定招收女生的运动,还采访了几位最早被录取的女旁听生,请她们讲讲自己的故事。她们说自己此前上的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非常有限,而当听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时都感到无比激动。其中一些人甚至以女界先锋自居。查晓园说:“这回北京大学收了我们这九个女生,可算为中国的男女同校——也就是妇女解放——开辟了一条大道的起点。只要我们这几人能以奋斗、牺牲、互助的精神站定脚根,暑假之后国内各地定有许多女子要来的。”王兰倒没这么乐观,她说,有的女子自己虽然愿意,但得不到家庭的准许;或者自己愿意,家庭也不反对,但唯恐不得好结果,被人讥笑。确实,破除性别畛域的同时也意味着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任何一个愿意这样做的年轻女学生都需要抱有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王兰鼓励女性“抛弃旧道德所认可的虚名誉”,“用强毅的精神去”同反对她们的家庭抗争,总之是要参与到运动中来,一同创造新文化。(51)

蔡元培等人深知北大决不能有任何丑闻,以免成为他人攻击男女同校的口实。再没有比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攻击更能使保守派感到威胁的了。前面说过,一年前《新潮》因发表了一篇呼吁妇女解放的文章而遭到攻击,以至于蔡元培不得不出面为它说话。此时不胫而走的“自由恋爱”口号在工读互助运动中尤其叫得响亮,这使得社会上许多人认定女学生应当受到道德谴责。据当时的一名学生说,参与运动的“激进女学生……留着短发,弓着腰读书,站在讲台上大喊大叫,不结婚却跑去和学生们住在一起,非常开放,换‘朋友’的时候也很随意。北京的平民非常看不惯这些。一旦在街上看到衣衫不整的女学生,他们就让自己的孩子到马路对面去躲避”。(52) 到了1920年夏,段祺瑞政府被推翻,新的军事强人曹锟(直系军阀领袖)和张作霖(奉系军阀领袖)掌权。他们放出狠话,暗示将对这个支持“共妻共产”的校长采取必要的行动。蔡元培在意识到危险之后便果断离职,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对欧美大学等学术机关的考察之旅。(53)

尽管争议不断,但实际上女学生的出现也并没有改变多少北大的风气。相当一部分学生仍旧频繁出入妓院,却与他们的女同学之间几乎毫无来往。女生人数也没有出现很大幅度的增长,到1923年也只有30多人,1926年时达到61人,占学生总数的3.3%。虽然在那时北大已建有一个女生宿舍,并成立了女同学会,但是大多数男生甚至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在整个1920年代,她们依然只是北大的一个孤立的小群体而已。(54)

即便如此,对一些北大学生而言,女生的存在还是令人十分不安。比如说,国文系主任马幼渔的女儿马珏便经常遇到倾慕她美貌的男生的骚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马珏说她当年因收到很多匿名信的夸赞而感到非常不乐。(55) 1929年一个叫欣俺的学生指责女同学们是在自我封闭。不过他没考虑到的是,其实他所谓的女生的孤高自傲很可能是她们对令人畏惧的男权文化的一种自然反应。“终年在一个课堂上坐着听讲甚至于在一个凳子上听讲的男女同学,彼此一句话也不谈,路上见了面,更没有点头的可能。有时候因事说一次话,没有事仍然是尔为尔,我为我,这恐怕是我们北京大学惟一的特色吧!这恐怕是二十世纪中提高女权的奇怪的结果吧!”在下结论之前,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又指责了一通:“北京大学的女同学呀,我希望在我们的北京大学里,不要你们小姐的气太浓重了,你要知道北京大学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不是小姐陈列所呵!……你们要知道北京大学不是娘娘庙,你们不必当一个女菩萨呵!”(56) 显然欣俺感受到了来自女同学的威胁,很有可能这番言论便是在为他的同学代言。五四运动过去十年之后,新文化倡导的两性平等依旧没能真正解除传统道德对两性关系的顽固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