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使命探索：五四运动后的尝试

1919年7月,蔡元培同意在当年秋季学期返回北大,条件是不能再有风潮发生。他坚持认为学习是学生最大的“责任”,而不懈的学习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证明。这些主题在9月底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被再次提及。其间,学生领袖方豪代表全体学生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们从与政府抗争中产生的新觉悟,并宣称他确信北大将继续是中国的学术和新思想的中心。方豪说,今天的典礼不仅仅是欢迎蔡校长返校,更是为了庆祝“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学生等之新生命”。他说:“大学万岁!中华民国万岁!”(2)

蔡元培感谢学生们对他的关心与爱护,但随即话锋一转,说道:“此次学潮以后,外边颇有谓北京大学学生专为政治运动,能动不能静的。”(3) 由于担心对学生运动指责过多可能会失掉他们的支持,他不得不小心地平衡着自己的发言。然而,他支持的是以教育为渐进改革的工具,而非通过街头抗议一蹴而就。胡适、蒋梦麟及其他受美国教育思想(尤其是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影响的人也赞同他的观点。1919年夏,胡适就渐进主义与李大钊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其间,胡适依据一个简单而又宏大的理论阐明了一次解决一个问题相较根本解决的优势所在。这场论争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于《每周评论》。胡适断言专家学者是极其重要的,而李大钊则认为专家不足恃,非有一个主义不能凝聚大众。李大钊刚刚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且公开支持革命,支持“根本解决”,也就是赞同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而胡适则主张改良,反对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开站队。(4)

蔡元培更赞同胡适的观点,而且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使北大摆脱政治的影响。在1919年秋的开学典礼上,他并没有过多地谈及这几个月来的激情与焦虑,而是试图将学生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已经反复强调了两年的主题上。他提醒台下那些满脸崇敬之情的听众,“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他还讲到大学组织保持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应进一步改善学校的领导机构,以便在未来可能出现校长暂时空缺的情况下,教授自治团体仍可以维持大学的正常运转。蔡元培并没有煽动学生运动,而是努力使学校回归稳定,引导学生将爱国热情用研精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

最后登场的约翰·杜威发表了与蔡元培类似的观点(由胡适翻译)。他是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便来到中国的。他试图阐明,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有它更大的“教育之职务”,以及北大独一无二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大学对于满足人类的两种需求至关重要:“第一为将已往最高尚之学术经验及智识,永久保存传于后人,第二为将所传下者变化使其适应于人之新环境。”他还说,鉴于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需吸收新知识接受新思维范式的历史时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比北大的责任更加重大(当杜威称蔡元培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时,他又进一步阐述了之前的观点)。杜威宣称,中国应调和新旧文化,“谓之新旧文化之结婚”,北京大学的职务为做媒。如果媒人做得好,“则将来夫妻和睦,必可产生自由的、进步的、昌盛的儿子”。(5)

在五四运动中名声大噪的北大迎来了如潮的报考者,其报录比更是节节攀升。很多学生不惜耗费多年的精力,只为能考入北大读书,这与过去科举时代那些屡试不中的士子们简直没什么两样。最终设法考入北大的湖南人罗敦伟曾回忆说,1919年与他一同参加北大入学考试的有将近3000人,最后只有180人通过。北大不允许没有通过初试的学生再次参加该年的考试,但是许多初试失利的考生不惜变换姓名重新报考。如果还是没考上,有的人便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先考入另一所大学,然后设法在来年转学到京师大学去(此时,许多学生仍称呼北大为京师大学)。(6)

学生们如此热衷报考北大既与北大的声望有关,也是他们出于就业的现实考虑。那些毕业后返乡的北大学生(很多学生其实并不愿意离开首都北京)找工作都毫不费力,而且常常会成为当地的名人。据1920年代曾在北大读书的山东人张谷若说,山东省教育厅长以及至少四所高中的校长都是北大毕业的。这便是一个关于职场同乡关系如何形成的例子:省教育厅长任命的这四位校长均是厅长的北大同窗。(7) 考生一旦被北大录取,通常便意味着将拥有广阔的人脉和极高的声誉,因而全国的年轻人都趋之若鹜。

不过,学生的回忆录还表明他们也是被北大的文化和政治的活力所吸引。例如1919年秋从山西大学转入北京大学的川岛,写自己刚到北大时感觉“就像一个满身被绳索捆紧了的,一向被关在铁屋子里感到窒息的人,乍松了绑,释放出来,到了一个充满阳光,充满新鲜空气的大花园里,嫩风拂过,遍体感到轻快”。北大的五四与新文化领袖们个个都成了名人——成了年轻人可资效仿的偶像。全中国的学生都知道《新青年》,一想到只要考入北大便能目睹那些《新青年》作者的风采就令他们激动不已。不仅胡适和钱玄同等老师辈出了名,北大的学生领袖们也都成了大名人,这使得其中一些人变得相当自负。川岛还记得他刚转到北大时激动的心情,他说:“老同学们给我指着某些人说,这就是罗家伦,康白情,那就是段锡朋。”同样罗敦伟也谈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如何将他的一些同学变成了名震全国的“人物”。(8) (www.xing528.com)

正是北大在1917年后的一系列改革孕育了这一批新式学术明星,而“五四”及其所引发的媒体关注则进一步打破了新旧间的平衡。五四运动显示出北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其他中国学生在内——有能力自我组织并推动社会其他领域的政治运动。但是即使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大部分北大学生也对躁动不安的时代风潮并不感冒。诚然,在1919年以后北大出现了一种新的觉悟,但这主要是存在于许多小的学生圈子中,而这些圈子之间并没有多少交集。哲学系的田炯锦就曾提及学生们实际上是各自为战:

北大学生养成一种奇特习惯,在讲堂连桌并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谈,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所以无论在政治或学术方面,人们说北大派如何,如何,与真相实在太不符合。北大在五四前后,有少数学术性或政治性团体……但每一团体多则一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或数人,绝没有一个能代表全体的北大派。(9)

雄心勃勃的活动家们汲汲于利用他们在“太学”中的地位,然而他们所面临的却是北大学生四分五裂的现状。康白情便是这些活动家中的一个。他是新潮社的创始人,新诗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据其同学陈公博讲,康极傲慢,以至于陈根本不愿意与之打交道。(10) 康白情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关于北大学生的文章中写道,那些“以地缘为结合的标准”的“同乡会”以及以“未入大学以前所从出的学校为标准而结合的”“各校同学会”均是在“阻碍社会的进步”。他坚持认为北大学生身上自然而然就体现了一种“本能的”的北大校风。这包括对自由、社会激进主义和互助的根本认同。尽管康白情说在北大不应有一家一派独大,但是他仍然对那些致力于催生新文化的行为表示极大的赞同,而他自己也正是新文化的代言人之一。(11)

在这方面,康白情又对发源于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会有许多溢美之词。(12) 他在学生会中十分活跃——1919年秋连同方豪(主席)、易克嶷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他还称赞学生会能够代表所有同学。学生会“本互助的精神,谋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参与这一非营利组织的事务。类似于教授会或评议会,它是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也有一年一届的评议部和干事部。干事部的职责包括组织活动、草拟函电、控制预算和办理对内对外一切交涉。康白情对这个新组织的期望颇高,希望它能帮助消除学生的惰性,进而取消学监制。

康白情无疑相信学生会享有来自北大学生的广泛支持,并且它将起到有力的凝聚作用。他指出学生会在五四运动后设计了一面校旗(旗帜中央绘制着由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旗上的红黄蓝三横条分别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1920年10月,该校旗被大学正式采用。(13) 康白情将学生会的评议部比作一个国家的国会,而校旗样式也与国旗类似。这样一来,他便顺理成章地将整个北大比作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并暗示其学生应被看做是严肃且坚毅的“士”。(14) 学生会面向全国发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行为也更加说明了这一点。该刊的编辑们自豪地宣布不同于学校官方出版的《北京大学日报》,这是一本由学生创办并服务于学生的刊物,它将推进新思潮,而“不鼓吹一种主义不主张一种学说”。(15)

尽管这些意在增进学生团结协作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北大倾向新文化的教员的支持和鼓励,却将直接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学校管理层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从1919年底至1920年初教育部不止一次要求北大对那些可能参与政治活动的学生严加防范。这些政治活动包括散布传单(除非“散布前禀报该管警署”否则不允许)和聚众参加政治集会(禁止)。(16) 但学生们已是拨弄政治的老手,再加上大量跃跃欲试的新生的加入,使得这些警告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