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是,1919年春外界对北大的攻击不仅意外地提升了北大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还促使支持新文化的人们凝聚在了一起。尽管如此,如周策纵所说,正是北大在1919年五六月间的民族主义抗议活动中的先锋角色,为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新文化思想的上升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必然结果,而是源于北洋政府未能认识到整个社会对国家的外交屈辱都感到愤怒不已;北大的新文化力量并不是这种情绪的制造者,只是巧妙的引导者。政府将炮口对准北大——尤其是蔡元培,这给了文化激进主义者一个机会来维护广受支持的五四游行,进而置身于主流政治之中。北大在1919年春夏之际转变为一个现代“清议”的中心,这催生了一大批更加同情源自北大的文化批评的观众,转而使北大成为20世纪中国反专制的民主堡垒。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不可逆料的。五四运动尽管在本质上与1918年5月的抗议活动有诸多相同点,但在基调上则截然不同,并且似乎是受到了几周前朝鲜学生领导的“三一运动”的影响。要求国家独立的“三一运动”造成了几百甚至上千朝鲜人的牺牲,中国的报纸对此进行了详实地报道,北京的学生领袖也熟知此事。(85) 北京学生好像确实从其朝鲜同学的身上学到了一些斗争策略。例如,在痛斥那些他们认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政府总长时,中国学生会效法朝鲜同学,一直抗议到总长的家门口。(86)
或许1919年五六月间的示威者们事前根本没敢奢望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但正如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Wagner)所认为的,一部分北大示威者有意识地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行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运动”。学生们在游行前的几周里(游行原定于5月7日发动,以铭记1915年中国屈服于日本的“二十一条哀的美敦书”的国耻日)募集了资金(这笔钱后来被用作抗议运动的经费),并在上街之前起草了一份英文的声明预备向各国使馆散发。几个月来关于新文化的争论以及日本媒体用“骚乱”(disturbance)、“动乱”(upheaval)和“暴乱”(havoc)之类的词形容朝鲜的抗议活动,使得北京学生明确地意识到,对于事件如何叙述的掌控至关重要。5月中旬,学生们向路人散发“急就章”式的传单。此举的目的与之前在京城各地举行的公开讲演一样,都是为了寻求更加广泛的支持。(87)
虽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学生领袖的很多行为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但亲历者往往将五四说成是民众对巴黎和会自发产生的难以抑制的愤怒的产物。尽管新文化强调的是理性,但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却比来自头脑的理性思考更能博得同情。这种情感更易被解释为是纯洁的,因而接近于“真相”——也就是说政府在巴黎的行径对国家创伤深重,是全中国人的切肤之痛。尽管学生们有理由因巴黎和会而感到被羞辱了,而且他们在抗议中所流露出的情感也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这也被利用来操纵他人的感情。例如,北大5月3日晚,在一系列鼓吹明日抗议的演说之后,18岁的刘仁静“带了一支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这些壮举迅速在学生中流传,并激起了更大的狂热。(88)
学生们在回应5月4日的暴力时所采取的方式也表明他们试图掌控事态发展以便将自己塑造成爱国英雄的心理。这次由学生实施的暴力行为包括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用石头、木棍和拳脚),以及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不同于游行的其他方面,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事件并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而且曹汝霖家门口的场面的确非常混乱,学生们前呼后拥、层层挤压,异常恐怖,其力量之大使得很多人的鞋子和帽子都被挤掉了。(89) 虽然示威者可能使用了暴力,但一旦有31人因此而被捕时,便立即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持这些学生。对于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愤怒压倒了一切。当章宗祥躺在医院奄奄一息之时,学生领袖不仅表示他们的行为完全出于义愤,还特意宣布了他们的烈士——北大学生郭钦光。他死于5月7日。学生们坚持认为郭钦光是被曹汝霖住所的军警殴打致死的,他是为国捐躯。5月18日,超过两千人出席了北京大学法科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会场正中高悬郭钦光的肖像,肖像两侧写着:“力争青岛,死重泰山。”郭钦光的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包括天津和上海等地都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90)
然而,在五四运动过去十多年后,当年的学生领袖罗家伦难得坦率地承认,把郭钦光当做烈士有点“滑稽”。尽管罗家伦也说“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他认为当时大家都知道郭钦光患有肺病,而这才是元凶,与遭殴打无关。更糟糕的是,罗家伦还声称:“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始作俑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说明一些学生为了保护自己和影响舆论会不择手段。(91)
蔡元培很同情学生的愤怒。他在5月2日会见学生领袖的时候甚至“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他请求学生回校上课,以免损害北大的形象,而让那些久有颠覆北大之愿的政府守旧派得逞。(92) 但这为时已晚。很快便有传闻说教育总长酝酿任命马其昶(林纾的好友,曾于袁世凯时期在北大任教)代替蔡元培任校长。更糟糕的谣言也开始出现。有人说曹汝霖和章宗祥已出资三百万元雇人暗杀蔡元培;有人说徐树铮“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还有人说学生将会被集体屠杀。许多学生因害怕而搬离了宿舍,蔡元培的朋友也劝他改乘小汽车。(93) 最终蔡元培被说动了。在5月4日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之后,5月9日他便辞职前往天津,此后又乘津浦车南下——他最终的目的地是杭州西湖上一“幽僻之地”。
蔡元培认为既然政府将学潮归咎于他,那么希望他的辞职能够满足政府的愿望,而北京大学则可以在评议会的领导之下继续它的学术活动。然而,他的离去却引发了新一轮的示威游行,完全打破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学生们着手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在此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发动了全市罢课向政府施压,挽留蔡校长;他们还派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帮助组织当地的示威游行。(94) 此外,首都其他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也同蔡元培一致辞职。许多北大教授,甚至像黄侃和辜鸿铭这样的旧派教员也纷纷表示如果政府不使蔡校长复职,他们就要总辞职。辜鸿铭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段祺瑞政府因而不得不半心半意地表示挽留蔡校长,但蔡元培说政府不尊重学术自由,而他也对首都的政治文化感到厌恶,所以拒绝复职。(95)
到了6月初,当徐树铮公开为那些被学生要求辞职的亲日总长辩护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便违反政府禁令,发起一次大型的对抗活动,包括上街游行和发表公开演说。这次“六三事件”标志着抗议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戏剧性的高潮。上千名学生被捕,关在北京大学法科的讲堂里,由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实际上此地已变成临时监狱。学校附近的交通被阻断。军警安营扎寨于校内。陈独秀抓住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时刻,说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96) 全国都出现了同情学生的抗议。上海尤其重要,它很快便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学生运动中心”。孙中山将北京的抗议与宋代太学生的伏阙上书相提并论,并号召学生“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此后,复旦大学成为抗议的主要阵地,以至于人们开始称之为“上海的北大”。(97)
各地对北京学生的不断声援(尤其是上海的工人大罢工)震惊了段祺瑞政府,于是政府开始向学生的要求屈服了。6月5日,北大的监狱被撤销,亲日总长被要求辞职。然而,在军警撤出北大后,“监狱”里的学生仍拒绝离开。学生们意识到现在全国都在关注着这里,而政府又处于守势,他们便进而宣布欲令被捕学生各回本校,政府必须答应四件事:罢免亲日总长、尊重学生言论自由、允许学生出狱后在街头举行胜利大游行和向学生公开谢罪。6月8日,在政府正式道歉之后,学生们同意离开这座临时监狱。当他们涌出北大来到大街上进行胜利游行之时,迎接他们的是欢呼的人群和齐鸣的军乐鞭炮。而重获自由的学生则带头反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学界万岁!北京大学万岁!”(98)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政府一面欲取消北大,另一面却又“投鼠忌器”——担心此举再次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因而首鼠两端,莫衷一是。1919年6月18日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合约,表示将与日本争夺青岛,这说明政府无力与北大及其支持者争胜。不过在此之前,许多知识分子还担心北大会被摧毁。比如上海的一些教育界领袖甚至提议将北大迁往沪上或南京,以远离北京的泥淖。(99) 但这从未实现。就目前而言,北京仍旧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只不过支持者多来自于上海罢了。
由于蔡元培决定请蒋梦麟代理主持北大校务,因而五四运动在高等教育界中产生的影响逐渐波及以黄炎培、蒋梦麟和陶希圣为首的上海留美教育家群体,而他们都与北大的胡适私交甚笃。蒋梦麟于7月底到北大,很快便收到孙中山的一封信,信中请他保护北大及北方的进步力量,并立刻投入到恢复学校秩序的工作中去。在一封8月10日寄给上海同人的信中,蒋梦麟说北大一切现已恢复正常,很难看出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不久,蔡元培同意于秋季学期回校视事,(100) 并发表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01)
蔡元培一直都在强调学术研究的无上重要性,但他也曾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命运勇于担当重任。他以为这两个目标可以并行而不悖,但五四运动的实际经历告诉他,现实往往是知易行难,他需要对学校的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1) 陶明濬:《进德五箴》、《非常问题之中心任务》和《进德会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7日、2月25日和3月21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72页。1918年6月,进德会选举了评议员及纠察员(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3日)。
(2) 吴晞编:《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43页。许钦文:《忆沙滩》,《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005页。
(3)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第371页。
(4) 铁捷克:《一份中国人的遗嘱:邓惜华自传》,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公司,1934年,第249页。
(5) 《组织成美学会》、《成美学会近闻》,《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5日和5月11日。也可见黄艾仁:《胡适与中国名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2页。
(6)许钦文:《忆沙滩》,《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005页。
(7)有误,史料原文为“旁听生与正式生的比例,最高时达一比三”。参见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101—102页。——译者注。
(8)陈独秀:《文科学长告白》,《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8日。许钦文:《忆沙滩》,《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006页。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回忆》,《我与北大》,1998年,第92页。梁漱溟:《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1998年,第99—100页。其实作者用“auditor”来翻译北大的“旁听生”并不妥当。在现代语境中,“auditor”对应“旁听生”并无问题,但“auditor”在美国指的是不拿学分而来蹭课的学生,此类学生绝大部分均为本校正式学生,并不同于本书中北大所谓的“旁听生”。严格来讲,北大“旁听生”并非北大正式注册生,而类似于欧美的“游学生”(non⁃degree student)——可以选课但不得学位的学生。作者之所以会误以为旁听生的数量远超正式生,很可能便是将北大本校蹭课的学生也算作了“旁听生”。因此,将“旁听生”翻译做“non⁃degree student”似更恰当。——译者注。
()* *查《北京大学日刊》原文,学生诉求实为请求校长对何以庄“量才拔调,俾任相当职务,以示激劝”。——译者注。
(9) 《记第一寄宿舍斋役何以庄调教务处事》和《蔡校长复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6日,第2—3版。也可见冷铨清、唐旬:《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8页。
(10) 《校长布告》、《校役夜班教员会不日成立》、《校长布告》和《校役夜班开学详情》,《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1日、25日、26日和4月16日。
(11) 虎头牌是清代衙门前所挂绘有虎头形的木牌,用以表示官府的威严。
(12)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80—382页。
(13) 在1910年代,知识分子往往不赞同白话文。见林培瑞:《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期中国都市的通俗小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01—102页。杨东平:《城市季风》,1994年,第90页。
(14)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以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1995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15) 吴奔星编著:《钱玄同研究》,1990年,第33—35页。舒芜:《“文白之争”温故录》,《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第51、55—57页。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89年,第14页。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第125页。
(16)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1984年,第539页。
(17) 李欧梵相信新文化的焦土策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化”。这是令他哀伤的事情。参见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反思五四的思想方案》,米列娜、洛奥荣编:《文化资本的挪用:中国的五四方案》,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2001年,第45、61页。
(18) 马丁·贝尔纳:《刘师培与国粹》,傅乐诗编:《改革之局限:关于中华民国初期的保守变通之道论文集》,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11页。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第401—402页。胡适:《记辜鸿铭》,许逖编:《近代学人印象记》,台北:晚蝉书店,1970年,第9—14页。
(19) 徐瑞岳:《刘半农评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8、63页。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4页。
(20) 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77—78页。欧阳哲生:《开一代新风的文化前驱——胡适》,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73页。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3—14页。川岛:《五四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2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324页。沈卫威:《胡适:顺风而呼》,钱理群编:《走近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42页。
(21) 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传记文学》第22卷第1期,1973年,第44页。马征:《教育之梦——蔡元培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8页。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第380—384页。萧劳:《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357页。杨振声:《回忆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61页。杨亮功:《五年北大读书生活》,第275页。梁柱:《一代宗师铸名校》,梁柱、王世儒编:《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22) 杨亮功:《五年北大读书生活》,第272页。沈卫威:《胡适:顺风而呼》,钱理群编:《走近北大》,第43页。引文来自胡志德:《写作的新方式:晚清文学的潜力,1895—1908》,《现代中国》第14卷第3期,1988年,第258页。
(23) 1917年7月,段祺瑞组织了“临时参议院”,而非恢复被张勋复辟所废除的旧国会。盛怒之下,孙中山联合南方的军阀发起了“护法运动”,在广州另开国会。段祺瑞预计双方将发生军事对抗,便向日本借款扩军备战。参见黎安友:《北京政治:1918—1923》,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91—93页。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05—113页。
(24) 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289页。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3页。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7页。杨钟健:《六年北大学生生活的回忆》,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376页。罗章龙:《椿园载记》,第47—48页。
(25) 《本校全体学生往府请愿》,《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2日,第1—2版。张国焘:《我参加五四运动的始末》,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325—326页。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38页。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67页。
(26) 《本校校长及各科学长决意辞职》,《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3日,第2版。
(27)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第39—40页。《校长学长已允留职》,《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4日。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6页。
(28)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68—169页。
(29)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
(30)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91—192页。《本校开学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第3—4版。
(31) 《梁绍文君上校长书——关于进德会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7日,第3—4版。
(32) 《法科布告》、《文科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1—13日和3月29日。朱一鹗:《学校组合制之商榷》,《国民》1919年第1卷第2号。
(3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10—212页。
(34)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66页。罗章龙:《椿园载记》,第31页。
(35)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5页。
(36) 傅斯年:《回忆<新潮>和<新青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71—172页。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81—83页。
(37) 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9—290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467页。
(3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54—255页。
(39)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15—218页。
(40)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19页。
(41)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陶履恭:《欧战以后的政治》,《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
(4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43页。威廉·米勒:《语丝社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界》,硕士学位论文,俄亥俄州立大学,1997年,第88—89页。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89年,第16页。
(43)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
(4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394页。(www.xing528.com)
(45) 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82—148页。
(46) 进化社所创办的《进化》杂志是一个由三个小型无政府主义社团组成的伞状组织。见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81—192页。
(47) 傅斯年:《回忆<新潮>和<新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73页。
(48) 新闻学研究会有一整套完备的方案,见陆彬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始末》,《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24—129页。《本校将设新闻研究会》,《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7月4日,第3版。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新闻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19页。有关蔡元培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98—199页。
(49)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41—43页。刘克选、方明东主编:《北大与清华: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第425页。
(50) 《新闻研究会成立记》,《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6—17日。
(51) 1930年徐宝璜去世后,徐氏的学生、著名新闻学家黄天鹏根据最初的版本,将《新闻学》重新编校,更名为《新闻学纲要》后出版。黄天鹏在其为此书所写序中称徐宝璜是“中国新闻教育之创始者”。见徐宝璜:《新闻学纲要》,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5页。
(52) 吴家林:《邵飘萍与<京报>》,吴家林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人物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新闻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21—122页。陆彬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始末》,《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27页。
(53) 《新闻周刊发刊之目的》,《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1日,第3版。《新闻周刊》是中国第一份有关新闻学的刊物,也是第一份将文字横排出版的刊物。它只发行了三期。陆彬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始末》,《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28页。
(54) 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290页。徐宝璜:《新闻纸之社论》,《国民》1919年第3期。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新闻界》,《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
(55) 《新闻研究会之改组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20日,第3—4版。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台北:跃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25页。成舍我从1916年起从事新闻事业,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1917年他成立了上海记者俱乐部,并同时为《太平洋》工作。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国文门。
(56) 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新闻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19页。范春荣:《关于“五四”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页。关于《晨报》,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98、99页。
(57) 关于上海的类似活动,见华志坚:《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以上海为视角》,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8—59页。
(58) 《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06—107页。
(59) 《勤劳与知识》,《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1—22日。
(60) 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四)》,第142—144页。关于“北大化”平民,见《平民教育讲演团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7日。《校役夜班国文教授会报告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日,第2版。
(61) 杨振声:《回忆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260—261页。类似的观点参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48—149页。
(62) 川岛:《五四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323页。另一段相似的回忆参见马元材:《曦园回忆录》,《团结报》1982年第578期。
(63) 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6—107页。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传记文学》第22卷第1期,1973年,第44页。
(64) 柯林清:《政党形成中的性别政治》,托尼·塞奇、方德万编:《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阿纽约州蒙克:M.E.Sharpe,1995年,第47、55页。王政:《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66页。钱理群:《周作人论》,第296页。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89年,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第290页。
(65) 施耐德:《国粹与新知识阶层》,傅乐诗编:《改革之局限:关于中华民国初期的保守变通之道论文集》,第72页。
(66) 梁漱溟:《征求研究东方学者》,《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5日、7日,第1版。
(67)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84—85页。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72页。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89年,第17页。马征:《教育之梦——蔡元培传》,第220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78页。梁柱:《一代宗师铸名校》,梁柱、王世儒编:《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72页。
(68) 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69页。欧阳哲生:《开一代新风的文化前驱——胡适》,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69)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第13页。也可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68—98页。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44—148页。
(70) 关于林纾的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的讨论,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89—91页。林纾致蔡元培的信,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2—275页。
(71) 制造此谣言的是北大学生张厚载。他是林纾在北大的眼线。在林纾发表了他的那两篇影射小说之后,张厚载向上海的《神州日报》寄了一封信,信中说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等几名北大教授已被迫辞职。作为回应,胡适向张厚载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他散布虚假消息。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53—354页。白吉庵:《胡适传》,第122页。《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第4版。
(72)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92—94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2—275页。
(73) 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第125—126页。
(7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67—272页。
(75) 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第126页。
(7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56页。
(77)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89年,第16页。叶绍钧(圣陶):《女子人格问题》,《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59—60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84—286页。康白情:《大学宜首开女禁论》,《晨报副刊》1919年5月6—10日。罗家伦:《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晨报副刊》1919年5月11日。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第290页。1920年至1921年仍有陈独秀狎妓的消息传出。柯林清:《政党形成中的性别政治》,托尼·塞奇、方德万编:《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纽约州阿蒙克:M.E.Sharpe,1995年,第38页。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第281—292页。梁柱:《一代宗师铸名校》,梁柱、王世儒编:《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36—38页。关于北大内部对陈独秀的批评,见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289页。梁漱溟:《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第101页。
(8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册,第290页。胡适知道嫖妓的事情陈独秀干过,但是认为“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
(81) 欧阳哲生:《开一代新风的文化前驱——胡适》,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第73页。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74—175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361—362页。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89年,第14页。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9页。
(82) 陈独秀:《林纾的留声机器》,《每周评论》1919年3月30日。
(83) 《敬告守旧党》,《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
(84)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46页。《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第2—4版。《对北京大学的愤言》,《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
(85) 日本公布的死亡数字与韩国方面相去甚远。
(86) 鲁道夫·瓦格纳:《五四的神圣化》,米列娜·多莱热罗娃-韦林格洛娃、洛奥荣编:《文化资本的挪用:中国的五四方案》,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东亚研究会,2001年,第82—95页。华志坚有力地论证了学生的活动也借鉴了之前的抗议形式和文化脚本。见华志坚:《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以上海为视角》,第3章。
(87) 鲁道夫·瓦格纳:《五四的神圣化》,米列娜·多莱热罗娃-韦林格洛娃、洛奥荣编:《文化资本的挪用:中国的五四方案》,第69—82页。杨振声:《回忆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263页。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14页。
(88)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89年,第17页。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74页。
(89)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51—252页。
(90) 《学生之牺牲》,《晨报》1919年5月8日,第2版。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83—184页。华志坚将郭钦光的葬礼作为一场学生导演的事件做了一番有趣的讨论,详见华志坚:《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以上海为视角》,第80—81页。
(91)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89年,第19页。
(92)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172页。
(93)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99—200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6—297页。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梁柱、王世儒编:《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184页。尤金·路玻特:《蔡元培与五四事件:一位自由主义者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中国文化:评论季刊》1972年第13卷第2期,第76页。陈其樵:《七十年前‘五四’参加者的日记》,《传记文学》1989年第54卷第6期,第121—129页。梁柱:《一代宗师铸名校》,梁柱、王世儒编:《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81页。
(94)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15页。
(95)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99—200页。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5页。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105页。周作人:《北大感旧录》,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106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7—299页。
(96)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79—191,205—211、220—224页。《军警压迫中的学生运动》和《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1919年6月8日,第1—4版。
(97)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09页。王晓秋:《孙中山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59—60页。陈曾焘:《五四运动在上海》,莱顿:E.J.Brill,1971年,第76页。
(98)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20—234页。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222—225页。
(9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第1册,第47—48、49—50、53—54页。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75—176页。
(100) 王晓秋:《孙中山与北京大学》,第59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07页。
(10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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