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化政治靶子-权利源自地位

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多数北大学生对新文化的世界观仍持反对或冷淡的态度。北大并没有完全被“新”思想所控制,而是一个“新”“旧”杂陈的地方,正如新潮社的杨振声所回忆的:

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61)

在北大1919年初录取的约2500名新生当中,仅有不到10%的人积极参与了推进新文化事业的出版或讲演活动,但是学生的参与以及探讨时下热点问题的行为本身,便是真正令人激动的地方,并且有着非凡的意义。虽然他们的思想令其同学深受震动,但是在那样一个彷徨的年代,他们也常常缺乏自信,并不得不奋力去寻自己的立足点。这一点是我通过翻看一些人对自己当时混乱的思想状态的回忆得来的。正如川岛后来所写的:

在这样彩色缤纷,生气勃勃的环境中,我究竟应该摘取那些花朵来充实自己?对国家,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最有利?就不免七想八想,忐忑不安……是“读书不忘救国”还是“救国不忘读书”?是“回到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呢?还是“到民间去”?当真谈主义的是鹦鹉,是留声机,谈问题的才是博士?(62)

即使是一些最倡言无忌的“新”派教员实际也是挣扎于两个世界之中。胡适尽管议论过中国家庭制度的罪恶,但他还是娶了那位由他母亲指定的妻子(此后他经常逛妓院以弥补并不幸福的婚姻)。在其母亲去世后,他以传统的方式尽孝——身穿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未剃。(63) 其他的例子还有:遭遇传统包办婚姻的李大钊,仍旧为人谦和。其妻子目不识丁却具有革命精神。鲁迅在其原配尚在的情况下便与另一位年轻女子许广平同居,但禁止许氏参与公共活动或有自己的事业。钱玄同虽说是倡导白话文最有力者之一,但说起话来仍是满口之乎者也。陈独秀对自己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在议论传统中国社会破产的闲暇还会去逛八大胡同。(64)

不仅如此,崇拜黄侃和刘师培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生一点不比崇拜新文化领袖的人少。正如他们对于《国民》的贡献所表现的一样,这样的人并非反对政治激进主义本身,而是反对那些贬低经典的语言文字的人的学问和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经典的语言文字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中华文明之所在,而贬损它的人其实是学问浅薄、走了极端。如此一来,便可以理解为什么黄侃对钱玄同和胡适要恶言相向了,尤其是在他最得意的门生——天分极高且有相当影响力的傅斯年转投新文化阵营之后。新文化的领袖们对文科的大举进攻导致旧派产生了忧虑,即施耐德所说的:“对西方文化的囫囵吞枣会破坏中国文化的完整性。”(65) 作为回应,梁漱溟在1918年10月的《北京大学日报》发文说:“吾校则此中国仅有之国立大学,世之求东方学不于中国而谁?求不于吾校而谁?”紧接着他宣布将在北大建立一个孔子研究会。(66) 两个月后,由薛祥绥、罗常培和张学良未来的秘书张煊所领导的一群学生创立了《国故月刊》社,其主要的教员顾问有刘师培、梁漱溟、黄侃、陈汉章、林损、马叙伦和辜鸿铭。1919年3月,《国故》第一期面世。这是一份宣扬儒家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全是没有标点的散文。(67)

尽管刘师培否认《国故》的建立是为了挑战《新潮》,但是该社的大多数成员都反对所谓的“北大人”。这个称呼表明新文化的倡导者已经成功地占据了北大,因而它很快便成为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一个身份标签。(68) 尽管“北大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着优异的成绩,但这并不会导致他们反对研究中国经典。他们认为,只要本着一种科学的精神去研究中国的人文传统,这两者就可以并存。这最需要的是以一种与晚清国粹运动的沙文主义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古典文献。尽管新文化的领袖们拒绝承认那些引导国粹运动的基本设想,但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深受国粹运动领袖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将其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古文研究。叶文心写道,新文化的领袖所提倡的学术方式“一方面巧妙地调和了西方科学的挑战与中国的古典经史研究,另一方面也缓和了文化上破除偶像的情绪”。(69) 由此,新文化团体的声音不仅盖过了衰弱老套的《国故》(只出版了五期),同时还为19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创造了条件。这项运动旨在求得关于中国古代更加准确的图景,并力图展现过去与现在的巨大差异。

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论战十分激烈,并且互有谩骂,但如果不是外部力量的介入,它未必会引起公众的注意。这一介入始于1919年的二三月份。当时林纾显然是被新派的攻击所激怒了,因而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这两篇小说取笑“北大人”是不知礼数、骄傲自负的傻瓜,并恳请正义之士摧毁北大。此外,林纾还在一封致蔡元培的信中愤怒地说,既然相当于土语的白话文能在北京大学受到重视,那么引车卖浆者流也应该被聘请为北大教授。(70) 由于林纾曾在安福系的徐树铮手下任职,而徐氏是段祺瑞的高级将领,因而很快便有谣言说政府正在密谋驱逐北大的新派教员。(71) 于是,政治与文化的问题再一次纠缠在了一起,尽管这次“牵线”的是旧派人物。

1919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的喉舌《公言报》公开了林纾给蔡元培的信,林纾在信中指责北大为那些反对“五常”的人提供庇护,没能理解儒家价值的百世不易,而将白话文凌驾于古文之上,并在两性关系上采取放任的态度。(72) 新文化的领袖们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他们试图通过指出蔡元培曾是翰林,而林纾只是个举人来反击他。一个三流文人怎么敢挑战声望和资历如蔡元培者?吊诡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像陈独秀这样的文化激进分子却愿意利用旧式功名的权威来打压意识形态上的对手。(73) 这一策略违反了当时的原则性立场,即一个学者的价值是由他的思想和能力所决定的,而非其年龄或资历,这也是蔡元培在为自己辩护时所秉持的理念。

蔡元培一一驳斥了林纾的攻击,指出北大仍然教授古文,而且许多教授也是儒家思想的追随者。他接着回到容忍与包容的话题上面。他说:北大“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解释说,只要教员的行为与其作为老师的公共生活无涉,那么大学就没有权力干涉教员的私生活。他表示,“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说这项原则同样适用于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并指出北大教授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辜鸿铭),有“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刘师培)。尽管这些都是很极端的立场,但蔡元培说学校没有权力解雇持这些立场的教授,这便证明了他的包容政策保护的是所有的观点,而不仅仅是那些新派的主张。(74) (www.xing528.com)

蔡元培对林纾的回应成为校长愿意捍卫学术自由的典范。甚至刘师培本人都不赞同林纾的观点,刘入北大,正是被蔡元培所“兼容”;该派所出版的《国故》,蔡元培也曾比照《新潮》之例,予以资助。(75) 尽管如此,南京东南大学的旧派学者(如胡先骕、吴宓和梅光迪等),以及北京的守旧官员仍加快了恐吓活动的步伐。正如林纾在其信中所表明的,他们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暗示新文化所呼吁的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已将北大变成了乱搞两性关系的策源地。(76) 当总统徐世昌看到《新潮》上有一篇鼓吹女权的文章时感到非常恼怒,以至于警告蔡元培应对北大学生严加管束。新潮社自然感受到了这一压力,但是蔡元培再一次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站出来为《新潮》辩护。最终,有关恋爱或两性平等的文章在数量上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减少,反而是没过多久,新潮社的两名成员——康白情和罗家伦甚至在《晨报副刊》上呼吁北大招收女学生。(77)

今天,中国学术自由的捍卫者们理所当然地把蔡元培视为英雄。然而,在一个重要事件中,面对外界一波又一波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处于内在紧张不断加剧的新文化群体之中的蔡元培不得不选择了让步。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参加了在汤尔和家中举行的内部战略会议。汤尔和同北京的众多政客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也出席了此会。与蔡元培同为浙江人的汤、马、沈都认为为了保存北大,应对军阀政府作出一些让步。当时有关陈独秀嫖妓之事已在北京传开——包括陈独秀抓伤妓女的传言。有鉴于此,他们以维护道德为由要求解聘文科学长陈独秀。(78)

尽管蔡元培无意去陈,但并没有加以干涉。没过多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便被解除了北大的职务。不过,解聘陈独秀从未正式宣布过,而蔡元培实际上根本否认有此事。这可能与陈的职务——文科学长有关。因为学长制也一并被废除了,这使得蔡元培可以说陈的去职与北大的组织变动有关,而与政治无涉。确实,此前的1919年3月,评议会已经表决通过用单一的教务处取代文科和理科学长,教务长将协助校长管理教学工作,任期一年。蔡元培并没有解聘陈独秀,而是设法提前举行了教务长的选举。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马寅初当选。1919年4月8日之后,马寅初便在事实上取代了陈独秀。(79)

胡适后来就牺牲陈独秀这一决定向汤尔和表达了愤怒之情。他认为汤尔和没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胡适指责沈尹默导演了去陈的阴谋,并说正是汤尔和的支持最终说服了蔡元培。他还断言是夜之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从那之后陈独秀日渐左倾,终于导致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80) 胡适的不满反映了他对北大内部勾心斗角的深恶痛绝。被胡适目为喜欢弄权的小人沈尹默说,废除学长制改设教务长的那一年,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结果遭到理科教员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　　

胡适治学浅薄、野心勃勃而易忽视他人的利益。可是,周作人、丁文江、秦汾和罗家伦也像胡适一样发现沈尹默堪称一位权术大师,“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81)

短期内,解聘陈独秀并没能平息外界对北大的猛烈抨击。3月底,又有新的传言说林纾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82) 这又引发了新一波捍卫学术自由的言论。1919年4月初,《晨报》发表了《敬告守旧党》一文:

新渡户稻造博士最近在东京帝国大学讲坛上,公言曰:“现代世界,日趋民主的倾向。俄国如是,德国亦如是,此种潮流,行将波及东亚,大势所至,无可幸免。吾人不独顺受之,当进而欢迎之也。”云云。日本顽固党,以此种论调为侵犯国体,责难四起。然吾未闻其有人要求政府以权力下涉之者。呜乎!以君主国之日本,对于欢迎民主政治之大学教授,尚不敢以权力压迫。谓我堂堂民主国因区区反对孔子学说问题,便欲干涉思想压迫大学耶?思想之为物,与时代互为因果,岂权力所得而摧残之者哉!(83)

去职之后,陈独秀便不能再以圈内人的身份发号施令了,但他继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讽刺性的言论。他还在《每周评论》上重印了一些各地亲北大和支持新文化的言论。《每周评论》在上海卖到脱销。满是秦始皇焚书字眼的《每周评论》谴责北京的政客们只知独裁,而它要坚定地捍卫思想和言论自由。举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关注这一切。4月底,一名成都《川报》的专栏作家称北大是中国“惟一的曙光”,并宣称北京政府驱逐倡导新文化的教授出校,比解散旧国会、打烂几百议员的饭碗更加有罪。(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