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与舆论运动：权利与地位的关系

新文化的领袖们肯定认为欧洲近事表明他们过去五年来所秉持的信念是正确的。全世界都看到了民主、法治和互助的“优越性”,以及独裁的可怕后果,这令北大的激进分子更加自信和果敢。尤为大胆的陈独秀在1919年1月的《新青年》中写道: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英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43)

陈独秀说得没错,大多数北大学生都对《新青年》持负面的看法,但不可忽视的是此时已有一小部分学生开始在传播《新青年》思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五四运动前的几个月里,新文化社团左右舆论的能力得到显著的提升,影响范围也在迅速扩大。

这在以北大为中心的新闻写作大爆炸中尤为明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的领袖们已经使很大一部分学生相信,为了应对外敌威胁和软弱腐败的北京政府,新文学、激烈地反“传统”以及民族主义都十分必要。到1919年1月,北大已经产生了四本新刊物——《新潮》、《国民》、《每周评论》和《进化》,它们所详加阐释的问题都是《新青年》宏大议题中的一部分。这些刊物将北大视作全国的民族主义和反传统文化活动最具活力的中心,因而要求北大能在国内政治和文化论争中施加影响力。

《<新潮>发刊词》表明,一些学生终于接受了蔡元培及其聘请的教员所推崇的那种革命精神。像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章一样,这份发刊词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自命不凡的一面,非常引人注目:

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44)

正如舒衡哲所讨论过的,《新潮》的几十名学生撰稿人相信:救国靠的是培植一种“启蒙”精神——西方学术知识与对批判性、科学性思维及文学革命的广泛认可。(45) 救国作为一个政治目标,需要有教育这样一种文化行为。另一方面,《国民》近百名的学生撰稿人将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民族主义的问题之中。只要他们相信国力的强盛离不开受教育的民众,并且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有责任去教育和领导人民,那么《国民》的创办者们便与其新潮社的同学没多大差别。然而,他们对正式的学术讨论并不是很感兴趣,也无意于个人解放,他们更多地是将个人看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创办《进化》的学生是一群更加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进化》的文章多是关于互助、自由恋爱和世界语的,但由于只发行了三期,所以读者很有限。(46)

《新潮》和《国民》的成功之处在于,与枯燥无味的《北京大学日报》、《北京大学月刊》或者1919年4月的《数理杂志》不同,它们所刊载的文章来源于学生,服务于学生,因而充满了青年人那种特有的情感和雄心。傅斯年曾骄傲地表示《新潮》的作者们有“孩子气”:“文词上有些很不磨练的话,同时觉着他是些最有真趣的话;思想上很有些不磨练的思想,同时觉着他是些最单纯可信的直觉。”(47) 《新潮》和《国民》所探讨的问题大多是年轻人(尤其是男性)最关心的问题,比如中国家庭的“万恶”、妇女地位、两性关系和国家的苦难。当然,这些刊物之所以会专门讨论那些北大官方刊物所不讨论的话题主要应归功于《新青年》的示范作用,不过其实很多原因都导致了学生们越来越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1918年底,在蔡元培的热心支持之下,《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徐宝璜(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新闻学专业毕业)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提供严肃的新闻学训练的团体。它的成立表明北大支持公共写作。(48) (www.xing528.com)

新闻学研究会的出现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角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因为尽管此时知识分子办报刊的历史已逾十年,但是许多饱学之士仍抱残守缺,认为新闻写作有损学者颜面。那种认为读书人应当专注于研读经典与研究学术、理解并欣赏高雅艺术的观念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例如,许多教授之所以在1917年反对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写白话新闻的记者不可能胜任学术工作。(49) 1918年10月,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会上,徐宝璜主张报纸不只是“供给新闻”,还有“代表舆论”与“创造舆论”“输灌智识”“提倡道德”和“助商业之发达”等作用。毋庸置疑,徐认为新闻是一股能够促进道德进步与政治变革的强大力量。他说:“国中有力量之报纸,如能同起而代表舆论,则势力宏大,政府虽有意压制,亦莫可如何也。”他提醒听众,辛亥革命之所以会这么快就成功,全赖“国内大报能一致鼓吹能一致代表舆论”——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报纸鼓吹之功最高”。(50)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徐宝璜讲授了一系列的“报学”课——涉及新闻之定义、如何进行采访、新闻媒介的角色以及社论的重要等等。《北京大学日刊》对此进行了全文刊载。一年后,商务印书馆将这些讲义冠以《新闻学》之名出版成书,该书也成为了第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全面阐述新闻学的专著。(51)

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后,颇有名气的北京记者浙人邵飘萍,被聘请与徐宝璜共同授课。此后,除了徐宝璜每周三次的晚间课程外,学生们还能在每周日的下午听邵飘萍的课。邵飘萍是一个怀抱激情信念坚定的人。他深信社会正义与政治革新都必不可少。1918年10月,他创立了《京报》,以与那些代表党派利益的报纸相颉颃。在《京报》第一期中,邵飘萍说,国家失序,国民处于弱势的地位。为了消除这种无力感,他宣称,希望通过教授人们政治以使他们联合起来寻求道德领袖,并终止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作为一名才华横溢而又执着不懈的记者,邵飘萍教导他的学生在编采新闻时应当“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与其他新文化的领袖一样,他也很重视人格与道德,他告诫学生必须抵制贿赂的诱惑和权贵的压迫,要尽可能客观地报道新闻。(52) 邵飘萍充沛的精力和豪迈的性格使他成为新闻学研究会的灵魂人物。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之间,新闻学研究会吸引了许许多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富有理想主义的青年,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

随着1919年初出版浪潮的高涨,新闻学研究会发行了《新闻周刊》。徐宝璜在发刊词中写道:“新闻纸之有用于人,几若菽粟水火之不可一日无。其势力实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而上之。”(53) 此时新闻学在北大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国民》发表了徐宝璜强调报纸社论之重要性的文章。而在《新潮》第一期中,罗家伦也批评很多报纸刊登淫秽故事或“卖春药”和“医梅毒”的广告是识见短浅、败坏风气。(54) 那时越来越多的北大学生开始为报纸撰稿,如1919年当选为新闻研究会干事的陈公博同时也是其家乡广东省一家报纸的通讯员;而1918年考入北大的湖南人成舍我,则是美国人在天津办的《益世报》的编辑。(55) 邵飘萍在《京报》上也刊登了许多学生的文章。很快,《京报》便因其与北大进步力量的密切关系而名噪一时。此外,随着1918年12月进步党《晨报》改组,并在1919年2月增设白话文副刊,北大师生也开始在该报大量发表文章。(56)

1919年三四月间,一群北大学生——其中很多人是新闻学研究会的成员——组成了平民教育讲演团。顾名思义,该社团的主要任务是在街头和京城寺庙附近进行讲演以教育“平民”。(57) 讲演团的成立宣言隐约表明越来越多的学生将平民能否受教育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学校教育惟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唆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未足语于平民教育……顾以吾国平民识字者少,能阅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数人,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自非从事演讲不为功。”(58) 尽管如此,驱使讲演团的成员走上街头的那股理想主义中其实同样含有不自觉的精英主义的成分,而这也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特征。例如下面的一段史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19年4月,讲演团讲演员许德珩向一群由小商人、人力车夫和店员组成的观众作了演说:

兄弟……这回谈话的题目是“勤劳与知识”。“勤”是“勤奋”,就是说莫偷懒;“劳”是“劳动”,就是说要做事。各位想一想,人生活在世上,要穿衣吃饭住房子及其他种种的事,若是大家都偷懒不做事,岂不是都要冻死饿死或漂流无定的吗?……但是今天我从马神庙来,沿路却有些不做事感触……我出门不多远,就有些八九岁的男孩子、十多岁的女孩子和那些中年的妇人,跟着我要钱。“先生”、“老爷”、“你修好”、“越花越有”等等可怜的话。叫一个不了,十步一叩头,五步一作揖。我想那些孩子们不是各位的妹弟就是各位的儿女;那些妇人们不是各位的妻子就是各位的姐妹……家人都有职业都勤奋,那一家就兴旺了。国家也是这样……各位今天不是来听我们的讲演吗?但是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瞎说呢?岂不是因为我们是大学生,稍稍有点知识,各位就来听听么?那知识不是天生的,是学得来的,听得来的。各位劳动的精神,我们是很佩服的,若是再能求点知识,做个有知识的劳动家,莫终日做那些有钱人的机器、富贵人家的牛马,这是我们所盼望的。(59)

尽管许德珩流露出对自己的社会特权地位感到不安的情绪,但这番诚挚而又自负的话体现了他的一种优越感。与其他新文化的领袖一样,许德珩显然相信教育对全民都是一件好事,而知识分子则是人们应当效仿的榜样。

虽然许德珩的演说只是众多讲演中的一个,但是其他的一些讲演题目,诸如“大家都受教育”、“赌博之害”、“来逛庙还是来听讲呢?”以及“国民应尽责任”等的基调都差不多,并且讲演员大多身着长衫、带有很重的南方口音,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讲演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他们所说的“北大化”中国“平民”的任务。1919年5月1日的《校役夜班国文教授会报告书》如是说:“校役夜班办了一年,却没有什么可以计算的成绩,不能不引为我们的罪过。”这一判断大约是符合实际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