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等人教导北大学生应道德高尚智识超群。他虽然也曾间接提及政治与社会活动,但显然并不支持1918年5月的抗议运动,更不提倡陈独秀所号召的那种政治化的学生生活。只是他不仅无力阻挡这一学生参政的潮流,实际上还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力行贡献良多。1918年秋他仍在释放矛盾的信号——一面说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和修身,另一面又说北大应引导舆论支持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1918年9月,蔡元培在演讲中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仅蔡元培一个人这么说,那天许多演讲者也如此,这说明两年来蔡元培等人未能改变北大的旧习气。(30) 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证明此观点。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封学生梁绍文写的信。信中他抱怨听说一些参加进德会的人还是会去招妓赌博。(31) 据《北京大学日刊》披露,法科学生的逃课现象十分严重,很多法科教员亦不能按时上课,实际上起到了纵容学生逃课的作用。这不争的事实——如同一些北大学生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的——说明学生的家庭还是寄希望于其子女能够凭借“太学”的一纸文凭敲开那非富即贵的官场大门。(32)
但是,蔡元培等人排斥功利主义、灌输新观念的努力仍在继续。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北大最早的学术刊物)的发刊词上再次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北大只有致力于学术研究才能光大自己。他同时也希望《月刊》能够彰显出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以打消一些校外人士的疑虑,抵制那种将教育日益政治化的倾向。“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蔡元培还说容纳不同观点是思想自由的原则:“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33) 他期望开放和包容的精神能够为思想界带来有价值的争鸣和发现。
1918至1919年间的那个冬天,北大的一群学生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浸淫于各种思想之中。他们尽管人数有限,但在学生中均有相当的影响力。新成立的旨在研究中西哲学的哲学研究会,成为了当时人数最多的课外社团之一。(34) 后来罗家伦回忆起这段往事,言语间流露出的是那个时代的躁动不安与政治激情:
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35)
1918年10月初,当罗家伦等人为了记录下这些富有激情的谈话而预备创办一本关于批判性思维、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刊物时,陈独秀承诺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资助。胡适做他们的顾问,李大钊则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他们。学生们将这本刊物定名为《新潮》。(36) (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许德珩、易克嶷等一批1918年抗议活动的学生领袖共同组建了《国民》杂志社。像与之关系密切的少年中国学会一样,该杂志社也试图延揽怀抱各异的知识分子。它不偏重于一家一派,刊登各式各样的政治观点和文化立场,而绝不像《新潮》那样采取激烈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该社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共产党内的领导人物,但另一些人却走上了远没有那么激进的政治道路。据许德珩讲,《国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一个是写文言文。这使得《国民》获得了章太炎、马叙伦、刘师培和黄侃等文化温和派和保守派以及激进派李大钊的支持。(37)
在为1919年1月《国民》第一期所写的序中,蔡元培明确表示尽管他赞同该刊物的“爱国之事业”,但是也担心学生们会因此耽误学业。“学生唯一之义务在求学,胡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于普通国民之业务,以营此杂志?”蔡元培的答案是学生“迫于爱国之心,不得已也”。他用来形容过去“清流”——那些在黑暗时代奋力与腐败斗争为民族而战的人——的词汇与他在进德会宣言中讲的如出一辙。“而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危,若与己无关。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
丧国家为务。其能知国家主义而竭诚以保护之者,至少数耳。”(38)
与北大中的某些人一样,蔡元培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活动。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爱国知识分子,蔡元培及其同人相信,倘若没有他们,中国将迷失方向。这从1918年11月蔡元培组织的庆祝一战结束的公开演说会中就能看出来。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央公园举行的演说会中,蔡元培说:“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教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但我们的演说大会,何以开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正是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都高兴的了不得。请教为什么要这样高兴?怕有许多人答不上来。所以我们趁此机会,同大家说高兴的缘故。”
乐观的蔡元培接着说,协约国的胜利表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释放出的正义之力正在播向全球。其结果则是进步和互助思想完胜,预示着种族主义的消灭,以及威尔逊民族自决主义的理想也将很快实现。蔡还说,武断主义已被戳穿,平民主义取胜——这显然是意有所指。(39) 第二天,蔡校长在讲演“劳工神圣”时,进一步扩展了平民主义,并对中国政局发表了看法。他的主要观点是普通劳工应该认识到他们自身的伟大力量和神圣尊严,不应羡慕那些靠出卖灵魂或腐蚀国家体制而牟利的权贵。(40) 李大钊也在演讲中说,这场战争是庶民的胜利,是互助与民主主义的胜利。受到列宁的作品及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影响,李大钊断言庶民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未来是属于劳工的。显然这其中也透露出他对中国政局的不满,但是陶孟和远比他更直接。陶孟和宣称,“政治上有四种观念被这次大战争打得粉碎,教训我们这四种观念再也用不得了”——秘密外交、背弃法律、军方干政、独裁政治,世界各国决不能仍保守这四种旧观念,否则将有严重内乱的隐忧。(41)
三周后,一群北大教员出版了《每周评论》。这是一份政论刊物,内容多为国内外的政治新闻,意在向北洋政府不断施压,敦促其遵守民主原则。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每周评论》很快便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它开创了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讽刺文体——流行于1930年代的杂文的前身——“随感录”。其新闻报道的尖锐程度远超同类刊物。很快在五四时期,一些重要的期刊也开始竞相模仿这一文风,如研究系的《晨报》和国民党的《星期评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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