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918年5月的会议：对中日协定应如何回应？

由于诸多关于五四时期的研究都集中在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的身上,因而给人一种那时的学生已经全盘激进化了的印象,但历史的真相未必如此。也有可能虽然学生们都对儒家价值系统啧有烦言,但真正能跳出个人不满而去寻求哲学上的批判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到1918年春的时候,少数北大学生对《新青年》所讨论的议题已日渐发生兴趣,但是大部分学生并未盲目地参与到文化论战当中。其实,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文化上的激进化是伴随着人们对政治的严重关切而产生的,或者说二者是相伴相生的。政治引向文化,文化又回归到政治: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迟早会得出文化观与现实政治间会互相影响的结论。换言之,正如在清季十年中学生们因寻求救亡图存之术而注意到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一样,1920年代前后的政治与文化也处于一个纠缠不清的状态。

正如周策纵所认识到的,1918年5月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此时学生们刚刚愤怒地了解到总理段祺瑞同意了与日本政府就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展开谈判。(23) 留日的中国学生不惜以罢课甚至离开日本来抗议两国的军事协定,这大大刺激了北大学子。返国后的留日学生以上海为大本营,一心要维护国家利益。在孙中山的劝说之下,他们决定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反对北洋政府的运动。4月下旬,四名湖南籍学生来到北京,与首都的一些学生在湖南会馆开会商讨发起运动。在那时,北京学生的政治活动仍多由同乡会组织,所论议题也多与本省利益攸关。而在当年5月之后,学生们变得更具有全局视野了。关于这一演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转变为“共进社”的过程。共进社不再囿于一省一地,而一跃成为在北大推行新文化的先驱。(24)

1918年5月20日,北大学生领袖召开会议,讨论对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一事应作何回应。翌日,尽管蔡元培百般劝阻,民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还是在北京的街头爆发了。虽说是头一遭,却也是有模有样,类似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八名学生代表向总统递交请愿书,而其余的二千余名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当听到总统冯国璋说此事归国务院管时,学生们又奔赴段祺瑞办公处请愿,但段拒绝接见。不知所措的学生们在街上兜了几个小时的圈子之后才筋疲力竭各自散去。(25)

此次由于学生不听劝阻而执意上街游行,蔡元培感到颇为尴尬和懊悔,因而提出辞职。与他一道辞职的还有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各科学长。(26) 若干年后,蔡元培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当发现教育部并不想深究此事,而且许多人也为自己的行为有碍学校稳定而感到十分后悔时,他们遂决定向蔡元培道歉并且发起了挽留蔡校长的运动。最后,蔡元培与四位学长应允留职。(27)

虽然这次事件仅仅持续了几天时间,而且整个过程也相当平和,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北大开始直接介入政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民族主义最高涨的那些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同学联合组建了“学生救国会”。同年6月,北京学生还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该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国内最重要的进步学生社团之一。北洋政府眼见事态发展于己不利,且上海亦发生一致抗议活动,便于1918年7月,以学生行为“轶出教育范围”为由查禁了“学生救国会”。不过这没能阻挡学生政治浪潮的日益高涨:当秋季学期开始后,他们又开始组织社团了。(28)

并不是只有学生决意走上一条政治活动家之路。1918年7月15日的《新青年》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该文列举了“政治”的多个面向,并期望看到青年学生热心今日的根本问题:(www.xing528.com)

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应该谈谈。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

在说完这一番大胆的话后,陈独秀紧接着宣称他再也不相信文化问题能够与政治问题相剥离,而促使青年“猛醒”实则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实状况是政客们迷信武力,或妄图“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也是因为“新”“旧”思想根本对立,而在整体论(holistic)的世界观中,政治与文化是有机地关联在一起的:

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29)

最后,陈独秀斩钉截铁地总结道,“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而中国历代“悖谬学说”早已失其信誉。由此,陈独秀认为中国应该做出何种选择便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