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引发知识分子政治分歧

毫不意外,在众多力量之中,是《新青年》为那种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过问政治的看法敲响了丧钟。1918年1月,陈独秀主动放弃了《新青年》的主撰权,转而成立了由他和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刘复及陶孟和组成的编辑部,《新青年》因而成为了同人刊物。编辑部迫不及待地要挑起纷争、增加销量,从1918年1月起全部采用带标点的白话文。白话形式的文化批评刊物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3) 从此,在新文化团体激烈的反偶像崇拜背后,那难以抑制的愤怒和痛苦,及其拥趸者希冀引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诉求,都促使他们与更加守旧的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当他们夺取文化霸权之际,便不再愿与论敌以礼相待。学者间的争论往往变得十分尖刻。他们在将论敌描述成脸谱式的人物加以冷嘲热讽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双方分歧的微妙之处。(14)

一个例子便是1918年3月号的《新青年》所登载的一系列捏造的读者与编者通信(即所谓“双簧信”事件——译者注)——实际全部出自钱玄同和刘复之手。这都是为了揭露并激怒所谓的“旧派”——尤其是曾任北大教习的林纾。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暗示尊孔),以古文的形式写了一封漫无边际的诽谤信,指责那些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借用外国标点专事媚外,对于中国文豪如林纾者则专事丑诋。刘半农对此做出了详实的回应。他那强有力的论证和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实际上愚弄了王敬轩,因为王氏代表的便是冥顽不灵的旧式文人。其实在“双簧信”事件之前,文学革命论者便已公开表明他们与桐城派和文选派都不相契合,却一直未能使论敌与之公开辩论。而“王敬轩”的这封信——部分是因为信中刻薄的论调——则改变了这一切。《新青年》随后出版的几期均说明新文化团体是一心求战。(15)

另一个可以说明新文化派在此时锋芒毕露的例子是:1918年4月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章开篇,胡适便以轻蔑的口吻,攻击了那些服膺旧文学的人。他写道:“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一个月后的《新青年》又刊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李大钊的《新的!旧的!》两篇文字。李大钊认为北京的社会是新旧杂陈、光怪陆离:

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16)

他说,如此的环境,简直就是“把廿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在文章结尾处,李大钊盼望青年们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他与胡适一样,认为那些不同意他看法的人都是不幸的,仿佛觉得他们甚至不值一提。即便如此,李大钊的结论对于钱玄同而言仍嫌仁慈,毕竟后者曾放言“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钱玄同在李大钊文末的附识中写道:“我们何苦把辛辛苦苦创造成功的幸福去请他们享受,还要看他们的脸,受他们的气呢?”(www.xing528.com)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之所以将桐城派和文选派当做主要的靶子,不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这些派别所秉持的文学教条,也是因为如此一来便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地位——这两个古文派别(尤其是桐城派)均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与反革命力量相互联合。尽管桐城派此时在北大已经失势,但仍受到段祺瑞政府的支持,尤其是钦佩林纾的陆军上将徐树铮(之后又任皖系总参谋长等职)的庇护。正如李欧梵所指出的,在建立一个贯穿多半个20世纪的文化霸权方面,新文化领袖的那股“自信的论辩风格”是极其有效的。(17)

不过,虽然推崇新文化的人与林纾等人之间并无任何感情可言,但“新”“旧”阵营间的区别却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很多被归为“新”阵营的教员在其早年都深受林译小说的影响。况且胡适、周作人和李大钊等人还保留着传统学者的君子之风,这也缩小了他们与“旧”文人的差别。事实上,许多文学和政治主张不同的学者仍然私交甚笃,像陈独秀和文选翘楚刘师培,还有胡适与辜鸿铭之间依旧以礼相待。(18) 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虽说钱玄同与刘半农共同导演了“双簧信”事件,但这并未妨碍他跟胡适一起调侃曾为“鸳鸯蝴蝶派”的刘半农智识浅薄食洋不化。(19) 尽管如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1918年至1920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间相左的政治和文化主张日益凸显,甚至掩盖了他们同为读书人的这一事实。虽然礼貌和尊重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丧失殆尽,但此时涌现出的披着文化外衣的政治矛盾预示了1920年代中期知识界的大分裂。而那时的中国政坛也变得更加四分五裂、残酷血腥了。

既然老师们都可以公开地讲尖酸刻薄的话,那么一些学生故意表现出好斗的一面便也不足为怪了。但这也并非说他们就一定会去支持那些笃信文化激进主义的教员。文科的学生谙熟古文,以通晓经典为傲,教员解经稍不称意即为其所嘲讽。他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学习经典。仅此一项,他们在感情上便不可能排斥国故(the heritage),更不用说其中很多人还热爱国故了。大部分学生仍保有传统文人儒雅的举止和外表:留胡子、穿长衫等等。据张国焘回忆,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几年“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当26岁的胡适开始在北大任教时,很多学生公开质疑他的学识,直至在学生中颇有威信的傅斯年表态支持胡适之后(胡适当时并不知情),这位年轻的美国博士才开始得到大家的认可。(20)

事实上,文化保守派拥有大量学生信徒。黄侃是一位有着超凡魅力的杰出学者,才华横溢但脾气暴躁。他拒不加入进德会,因为不想做伪君子。言下之意是那些进德会的成员其实连本会章程都不清楚。黄侃喜欢喝酒而常常出洋相,要么是在进大学校门时大骂黄包车夫,要么是斥责学生给他祝寿时不磕头而鞠躬(黄侃自己是向他最敬仰的两位老师章太炎和刘师培磕过头的)。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黄侃曾把课堂作为抨击桐城派的地方,但是到了1918年之后,基本每堂课他都要攻击那些支持白话文运动的同事。他对钱玄同尤其不满,称其“辱没太炎门风”,并当着学生的面说,自己“一夜之发现,为钱(玄同)赚得一辈子之生活”。(21) 黄侃吸引了很多北大最优秀的学生到他周围。另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是刘师培。刘师培一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手持一把芭蕉扇。与黄侃不同,刘师培绝少批评新文学,白话文和新思想也都能容受,但他始终认为“最高级的文学是基于六朝骈文的散文”。(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