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社会：《权利源自地位》书评

1918年春,北大继续强调要提高道德水平和严谨学术作风。《北京大学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了有关进德之路和狎妓危害的文章,以及一封来自日本廓清会(与进德会性质相似——译者注)评议员高度赞扬进德会的信函。截止到1918年5月,有70多名教员、90多名职员和300多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成为了该会会员。(1) 由李大钊从其老师章士钊手中接过的北大图书馆便见证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第一年,李大钊修订了图书馆借书规则,扩充了外文图书的馆藏,增设了期刊阅览区,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定期发布新购藏书。北大将其新建成的红楼的第一层分配给了图书馆,这也使图书馆获益良多。红楼因其用红砖砌成而得名,是“北京最高大的房屋中的一所”。(2) 由于红楼是充满活力的文科所在,而图书馆也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展成为校园内最活跃的思想活动中心之一,因而这幢五层楼的新式建筑便迅速成为了北大生活的核心区域。

不过,尽管有这些改善,创立包含公园和林荫道在内的大学区的宏伟设想并未能成真。总的来说,北大仍旧是一个单调的、无甚建筑特色的地方。(3) 坐落于首都的核心区域,毗邻逐渐向公众开放的皇家花园和各类公园,多少也给北大原本平淡的风景增色不少。然而,北京丑陋的一面也被人们看在眼里,正如一位学生在描述其旅行路线时所表露的:“沿着运河而行,可以看到很多烂了的澡盆和猫的死尸,河两旁的树木古老到只剩下积满尘土的树皮,穿过前清王孙贵族空旷的庭院便进入了北大的会议室。”(4)

在为大学建设物理设施和营造更加严肃的学术氛围的同时,北大也在努力摆脱“孤高自赏”的“精英主义”的名声。1918年2月胡适与会计课员郑阳和一道发起了“成美学会”。它的宗旨在于“协助德智优秀、身躯健壮、自费无力之国立大学学生”以达到“增进国家人才并减少社会阶级”的目的。蔡元培、章士钊和陈独秀都极力支持胡适。到1918年5月时,教员们已经为成美学会捐助了数量可观的资金,因而北大评议会决定将其收回本校自办。在此后的若干年里,该学会为包括毛子水、许德珩和张国焘在内的许多学生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5)

北大还允许那些负担不起学费的学生缴纳象征性的一点费用之后注册成为旁听生(auditor)。任何人——不论是十八九岁还是到了不惑之年——都可以来校旁听,成绩好的还被准许成为正式的北大学生。1917年秋,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一个启事,鼓励那些一心要做旁听生的同学,即使没有座位也要坚持到校听课。据当年的一位旁听生许钦文回忆,尽管“当时的北京大学,终究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各省的富家子弟所聚会”,而自己尚为一个失业的小学教师,穿着寒酸有补丁的衣服,却不曾遭过同学的白眼。(6) 其中一位赫赫有名的旁听生便是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当时觉得受到了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的冷落,但他仍然得到了李大钊提供的图书馆的工作,并且沉浸于五四时期的北大之中。

一段时间之后,旁听生的人数变得非常庞大。最多的时候,旁听生数实际上超过了正式学生的人数——达到了三比一。(7) 有时一门课因为蹭课的学生太多而不得不更换大教室。梁漱溟回忆说当年他的儒家思想课有90多名学生注册,但上课的时候却来了大约200人。而在胡适的课上,旁听生与正式北大生的比例甚至更高。(8) 除了前面提及的那些人以外,这一时期来旁听的还有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以及共产党员瞿秋白、何孟雄、柔石和李维森。不用说,这些人的到来为北大增添了新的思想活力。(www.xing528.com)

为学校仆役开设课程的举动充分彰显了北大普及教育的决心。1918年1月一群北大学生给校长蔡元培写信,赞扬了宿舍斋役何以庄,希望校长能帮助他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蔡元培将这封信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表示非常赞同学生们的建议。他说,中国人一直以来都认为勤工助学有损体面,然而日美等国却并不以为然;况且“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作工,并无贵贱之别”。他要求同学们停止称那些在寄宿舍里工作的人为“听差”,而改用更加友好的“工友”。最后,蔡元培称学校本有开办“校役夜班”之计划,他日将刻期开课。(9) 1918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了“校役夜班”将要开设的课程,号召北大的同学们志愿来此授课。尽管夜班开有算术、理科、修身和外国语(英法语和世界语)诸科,但因多数工人均为半文盲,故而基本的读写训练仍是教授的重点。1918年4月14日,全体230余名校役集体参加了校役夜班的开学礼。他们平日里的工作是为教授端茶倒水、开教室门或者不时地向学生鞠躬以求得更多的赏钱。他们均穿着与北大学生相同的长衣,胸前还戴着一朵花。(10)

两年之后,蔡元培又支持开办了“平民夜校”——另一所由学生主导的,专为那些本来无学可上的平民开设的学校。一如校役夜班的开学礼,蔡元培也在平民夜校的开学日发表了演说:

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11) 一样,人家见着的,都以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擅入,把他看作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匾已经取去了……“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

这篇演说体现了蔡元培的民粹主义信仰与他的家长式精英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说:“大学生为什么要办这个平民夜校呢?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学问,看见旁的兄弟还没有学问,自己心中很难过,好像看见一家的弟兄都饿着,许多的兄弟姊妹都还饿着没有饭吃,自己心中就很难过一样,觉得他们很苦,所以就立刻办这个平民夜校。”(12)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北大的新掌门人认为培养专家学者、养成健全人格并非北大的全部使命;北大的责任是将学者们作为“启蒙”思想的传播大使输送到公众中去,让他们去培养人们对社会活动和平民教育的兴趣。然而,这种尝试使人愈发难以判断教育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所在。